與此同時，戰時許多被解職的具有自由主義意識的知識分子重新回到教壇或再次活躍在輿論界，例如東京大學的矢內原忠雄、大內兵衛，京都大學的瀧川幸辰，另外許多信奉自由主義的雜誌復刊或創刊，例如《中央公論》、《改造》、《世界》等，形成了自由探討問題的輿論陣地，並產生了丸山真男的政治學、川島武宜的社會學、大塚久雄的經濟史學，特別是發表在1946年5月號《世界》上的丸山真男論文《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對戰前超國家主義的思想結構與心理基礎進行了實證性分析，並與西歐的政治思想史加以比較，對社會產生了較大影響。1950年，圍繞對日媾和問題，以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教授大內兵衛、《世界》主編吉野源三郎、知名學者安倍能成為中心組成“和平問題研究會”，並發表了《關於媾和問題的聲明》，明確提出“全麵媾和、經濟自立、中立不可侵犯、反對向外國提供軍事基地”的四項主張。
在文學藝術方麵也出現了不少反思戰爭、追求和平的作品。例如描述原子彈轟炸災難的小說有永井隆的《長崎的鍾》、太田洋子的《橫屍遍野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等，反映戰爭殘酷及其精神後遺症的小說有大岡昇平的《俘虜記》、大佛次郎的《歸鄉》等，電影作品有《廣島》、《待到重逢時》、《二十四隻眼睛》等。
年的“反安保鬥爭”是和平主義思潮的最大體現，盡管此後和平主義思潮逐漸低落下去，但在進入70年代之前，仍然是占社會主流的思潮，正如以恢復戰前天皇製結構為目標的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在煽動自衛隊進行暴亂未成而剖腹自殺那樣。另外，反對美國對越南戰爭的運動也在60年代後半期得到迅速發展，例如1965年2月，阿部知二、中野好夫及日高六郎等文化界人士呼籲的反對侵越國民行動日，僅主會場參加人數就有7萬人，日本各地的遊行示威達到反安保鬥爭以來的最大規模。
二、70年代盛行的保守主義
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其直接後果是國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並因此導致社會階層的趨同性和思想意識的保守性。具體地說，物質生活的極大改善，中間階層或中流意識增強，維持現存體製和秩序的意識濃厚。
最初對日本的中間階層進行學術性分析的是美國學者沃格爾，他在對日本的六個家庭進行為期三年的實際調查後寫成《日本的新中間階層》一書，指出“日本業已構成新的社會秩序。舊中間階層是指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而新中間階層則以各種白領階層為主。1955年以來，舊中間階層已經逐步地開始社會性的衰落，新中間階層卻在逐步成長壯大。”正如日本學者村上泰亮在《新中間階層》一書中所分析的那樣，已在日本社會占主流地位的中產階層意識直接導致了50年代及60年代和平民主主義思潮在政治目標和社會運動取向上的歷史使命的終結，雖然反對戰爭特別是防止捲入美國發動的戰爭的心理防線依然存在，但運動形式的鋒芒已被歌舞昇平的景象所磨滅。對物質生活的享受與進一步追求，和平民主主義的地位已經從公開的政治鬥爭轉化為維持和發展和平生活的社會心理。
意識的保守化使追求和平運動朝兩個極端發展，一個是絕大多數國民關心自己身邊的實際問題，例如反對和預防公害、保護自然環境、消費者運動等。1971年在東京進行的一次輿論調查表明，40%的人表示將參加當地居民發起的保護生活環境方麵的運動，24%的人表示予以聲援和支持。這類運動由於得到了媒體的支持，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一方麵人們開始遠離政治，在國家級的選舉中投票率逐漸降低；另一方麵，人們熱衷於地域政治，推動了革新自治體的出現。各種各樣的輿論調查顯示了國民追求生活的意識與行為，從1956年到1975年，認為個人利益應當服從國家利益的國民下降了一半，持反對立場的人從36%上升到53%；1977年的輿論調查表明，日本國民整體對生活的滿足度高達85%，特別是過去支持革新政黨的新中間階層和青年人群體，無論在物質，還是在精神方麵，不論是對個人生活還是對社會的滿足程度，都有明顯的提高。
另外一個追求和平運動的極端是極少數國民、特別是在60年代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年輕人走向暴力行動，並出現了“中核派”、“赤軍派”等極端組織。1970年3月，赤軍派成員劫持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飛機“澱”號前往朝鮮；1972年2月，“聯合赤軍”成員占據輕井澤的淺間山莊，與警方進行槍戰；1974年8月，東京三菱重工總公司大樓被炸，造成200多人傷亡，“東亞反日武裝陣線”宣稱對此事負責等。
在文學藝術方麵，出現了村上龍的《近似無限透明的藍色》等頹廢作品。1976年出版的這部小說描寫聚集在橫田美軍基地的一群日本青年，吸毒酗酒，沉溺於糜爛的性生活和虛無縹緲的夢幻之中。
三、80年代以後的民族主義
年代以後，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其民族主義思潮也高漲起來。評論家長穀川慶太郎的《再見了，亞洲》（1986年）、原自民黨國會議員石原慎太郎與他人合寫的《日本可以說“不”》三部曲（1989～1991年）等鼓吹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的暢銷書一版再版以及各種各樣的輿論調查結果正是反映了其意識的增長。例如72％的接受調查者支持日本成為亞洲的領導者、有80％的國民認為日本應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另外，民族主義思潮還表現在否定甚至美化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歷史上。8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政府內閣成員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認侵略戰爭歷史、抹殺日本軍隊在侵略戰爭中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在海外的殖民統治，即使被罷免官職或者被迫辭職也在所不辭。例如中曾根康弘內閣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內閣的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羽田孜內閣的法務大臣永野茂門、村山富市內閣的環境廳長官櫻井新、文部大臣島村宜伸以及總務廳長官江藤隆美等等。這股政界逆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周年之際得到充分的表演。圍繞原日本社會黨提出的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侵略和殖民統治進行反省和道歉的“不戰決議”，各種右翼政治勢力紛紛登台亮相，竭盡全力加以抵製。200多名以奧野誠亮為首的自民黨國會議員組成“終戰50周年國會議員聯盟”、包括永野茂門在內的幾十名新進黨國會議員組成“正確傳達歷史國會議員聯盟”反對在國會中通過這樣的決議。在社會上，以日本首任駐聯合國大使加瀨俊一為會長的民間團體“終戰50周年國民委員會”（擁有會員500多萬，支持該團體的國會議員近300 名）也不斷舉行緊急集會並發起署名運動，要求國會在決議中不能使用“殖民統治”、“侵略”、“反省”和“領土擴張”等詞句。正是在他們的反對下，國會眾議院在新進黨議員缺席抵製、與會議員剛過半數的情況下通過了不倫不類的“戰後50周年決議”，其曖昧的措辭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不滿。即使如此，奧野誠亮等人仍表示“絕不能容忍單方麵為日本定罪的這項決議”，“終戰50周年國民委員會”則發表聲明，嚴厲譴責該決議“把錯誤的歷史觀強加給國民、褻瀆先人的血淚史和踐踏國民反對決議的意誌”。同一時期，由105名自民黨國會議員組成的自民黨歷史研究委員會（橋本龍太郎、奧野誠亮、櫻內義雄等為顧問，山中貞則為委員長）編輯出版了名為《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書中聲稱“滿洲不是中國的領土”、“日本是為了自衛而出兵亞洲的”、“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等，極力為當年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辯護。
在文學藝術方麵也出現了不少反思戰爭、追求和平的作品。例如描述原子彈轟炸災難的小說有永井隆的《長崎的鍾》、太田洋子的《橫屍遍野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等，反映戰爭殘酷及其精神後遺症的小說有大岡昇平的《俘虜記》、大佛次郎的《歸鄉》等，電影作品有《廣島》、《待到重逢時》、《二十四隻眼睛》等。
年的“反安保鬥爭”是和平主義思潮的最大體現，盡管此後和平主義思潮逐漸低落下去，但在進入70年代之前，仍然是占社會主流的思潮，正如以恢復戰前天皇製結構為目標的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在煽動自衛隊進行暴亂未成而剖腹自殺那樣。另外，反對美國對越南戰爭的運動也在60年代後半期得到迅速發展，例如1965年2月，阿部知二、中野好夫及日高六郎等文化界人士呼籲的反對侵越國民行動日，僅主會場參加人數就有7萬人，日本各地的遊行示威達到反安保鬥爭以來的最大規模。
二、70年代盛行的保守主義
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其直接後果是國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並因此導致社會階層的趨同性和思想意識的保守性。具體地說，物質生活的極大改善，中間階層或中流意識增強，維持現存體製和秩序的意識濃厚。
最初對日本的中間階層進行學術性分析的是美國學者沃格爾，他在對日本的六個家庭進行為期三年的實際調查後寫成《日本的新中間階層》一書，指出“日本業已構成新的社會秩序。舊中間階層是指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而新中間階層則以各種白領階層為主。1955年以來，舊中間階層已經逐步地開始社會性的衰落，新中間階層卻在逐步成長壯大。”正如日本學者村上泰亮在《新中間階層》一書中所分析的那樣，已在日本社會占主流地位的中產階層意識直接導致了50年代及60年代和平民主主義思潮在政治目標和社會運動取向上的歷史使命的終結，雖然反對戰爭特別是防止捲入美國發動的戰爭的心理防線依然存在，但運動形式的鋒芒已被歌舞昇平的景象所磨滅。對物質生活的享受與進一步追求，和平民主主義的地位已經從公開的政治鬥爭轉化為維持和發展和平生活的社會心理。
意識的保守化使追求和平運動朝兩個極端發展，一個是絕大多數國民關心自己身邊的實際問題，例如反對和預防公害、保護自然環境、消費者運動等。1971年在東京進行的一次輿論調查表明，40%的人表示將參加當地居民發起的保護生活環境方麵的運動，24%的人表示予以聲援和支持。這類運動由於得到了媒體的支持，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一方麵人們開始遠離政治，在國家級的選舉中投票率逐漸降低；另一方麵，人們熱衷於地域政治，推動了革新自治體的出現。各種各樣的輿論調查顯示了國民追求生活的意識與行為，從1956年到1975年，認為個人利益應當服從國家利益的國民下降了一半，持反對立場的人從36%上升到53%；1977年的輿論調查表明，日本國民整體對生活的滿足度高達85%，特別是過去支持革新政黨的新中間階層和青年人群體，無論在物質，還是在精神方麵，不論是對個人生活還是對社會的滿足程度，都有明顯的提高。
另外一個追求和平運動的極端是極少數國民、特別是在60年代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年輕人走向暴力行動，並出現了“中核派”、“赤軍派”等極端組織。1970年3月，赤軍派成員劫持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飛機“澱”號前往朝鮮；1972年2月，“聯合赤軍”成員占據輕井澤的淺間山莊，與警方進行槍戰；1974年8月，東京三菱重工總公司大樓被炸，造成200多人傷亡，“東亞反日武裝陣線”宣稱對此事負責等。
在文學藝術方麵，出現了村上龍的《近似無限透明的藍色》等頹廢作品。1976年出版的這部小說描寫聚集在橫田美軍基地的一群日本青年，吸毒酗酒，沉溺於糜爛的性生活和虛無縹緲的夢幻之中。
三、80年代以後的民族主義
年代以後，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其民族主義思潮也高漲起來。評論家長穀川慶太郎的《再見了，亞洲》（1986年）、原自民黨國會議員石原慎太郎與他人合寫的《日本可以說“不”》三部曲（1989～1991年）等鼓吹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的暢銷書一版再版以及各種各樣的輿論調查結果正是反映了其意識的增長。例如72％的接受調查者支持日本成為亞洲的領導者、有80％的國民認為日本應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另外，民族主義思潮還表現在否定甚至美化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歷史上。8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政府內閣成員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認侵略戰爭歷史、抹殺日本軍隊在侵略戰爭中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在海外的殖民統治，即使被罷免官職或者被迫辭職也在所不辭。例如中曾根康弘內閣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內閣的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羽田孜內閣的法務大臣永野茂門、村山富市內閣的環境廳長官櫻井新、文部大臣島村宜伸以及總務廳長官江藤隆美等等。這股政界逆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周年之際得到充分的表演。圍繞原日本社會黨提出的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侵略和殖民統治進行反省和道歉的“不戰決議”，各種右翼政治勢力紛紛登台亮相，竭盡全力加以抵製。200多名以奧野誠亮為首的自民黨國會議員組成“終戰50周年國會議員聯盟”、包括永野茂門在內的幾十名新進黨國會議員組成“正確傳達歷史國會議員聯盟”反對在國會中通過這樣的決議。在社會上，以日本首任駐聯合國大使加瀨俊一為會長的民間團體“終戰50周年國民委員會”（擁有會員500多萬，支持該團體的國會議員近300 名）也不斷舉行緊急集會並發起署名運動，要求國會在決議中不能使用“殖民統治”、“侵略”、“反省”和“領土擴張”等詞句。正是在他們的反對下，國會眾議院在新進黨議員缺席抵製、與會議員剛過半數的情況下通過了不倫不類的“戰後50周年決議”，其曖昧的措辭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不滿。即使如此，奧野誠亮等人仍表示“絕不能容忍單方麵為日本定罪的這項決議”，“終戰50周年國民委員會”則發表聲明，嚴厲譴責該決議“把錯誤的歷史觀強加給國民、褻瀆先人的血淚史和踐踏國民反對決議的意誌”。同一時期，由105名自民黨國會議員組成的自民黨歷史研究委員會（橋本龍太郎、奧野誠亮、櫻內義雄等為顧問，山中貞則為委員長）編輯出版了名為《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書中聲稱“滿洲不是中國的領土”、“日本是為了自衛而出兵亞洲的”、“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等，極力為當年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