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轉到（b），即對那種認為我們能夠從整體主義的實驗中學習，或者更確切他說，認為我們能夠從以整體主義夢想為目的所實行的大規模措施中學習的論點給予批評（因為，正如我在前一節裏所表明的，整體主義的實驗在其極端的意義上是要重新建造“整個社會”，這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我們的主要論點很簡單，這就是：對我們自己的錯誤採取批判的態度確實非常困難，而我們對自己所採取的涉及許多人的生命的行動始終採取批判的態度就必定幾乎不可能。換句話說，從重大的錯誤中學習是很難的。
其中的原因有二，它們既是技術上的，又是道德上的。既然在一個時期裏做那麽多的事情，那就不可能指出哪一種措施應對某一個結果負責，或者更確切他說，假使我們把某一特定結果歸因於某一特定的措施，我們也隻能以從前所取得的某種理論知識為根據，而不能從該整體主義實驗中知道。這種實驗不能幫助我們把特定的結果歸因於特定的措施；我們所能做到的隻是把“總的結果”歸因於它；而且，不論這可能意味著什麽，要評論它確實很困難。即使盡最大的努力對這些結果提出結構完善的、獨立的批判性陳述，也不能證明能夠成立。況且，進行這種努力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對整體主義計劃及其結果的自由討論很可能是不被容忍的。原因是實施極大規模計劃的嚐試是一件使許多人至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感到十分不便的事情。因此，總會出現反對和抱怨的傾向。對於許多抱怨，烏托邦工程師如果還想繼續幹下去，那就隻好充耳不聞。事實上，壓製不合理的反對意見是他的工作的一部份，但他必定也不斷地壓製合理的批評。光是對不滿言論進行限製這個事實，就會使最熱烈的滿意言論變得毫無意義。因此，這就很難確認各個公民對這個計劃如何反應等事實，而沒有這些事實，就不可能有科學的批評。
然而，把整體主義計劃與科學方法結合起來的困難，比我們迄今所表明的還要嚴重得多。整體主義計劃者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權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許多人頭腦中的知識集中起來是不可能的，可是這種集中對於明智地運用中央集權是必要的。這一事實具有深遠的意義，既然不能確定在這麽多的人的頭腦中的想法，他就隻好消除個人之間的差別而使自己的問題簡單化：他必須用教育和宣傳來控製和統一人們的興趣與信念。然而，這種試圖控製人們的精神的做法，勢必會毀掉發現人們真正思想的最後的可能性，因為它顯然與思想自由，特別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其結果，它必然毀掉知識；權力越大，知識的損失也越大。（由此可以發現，政治權力與社會知識是玻爾所說的“互補的”。很可能這是對這個難以捉摸而又很時髦的詞的唯一清楚的說明。
所有這些話語隻限於科學方法的問題。這些話無形中承認如下的重大假定：我們不必追問烏托邦計劃工程師心底裏的仁慈心，總之他們至少有取得獨裁權力的權威。托尼（towney）對馬丁.路德和他的時代的討論得出了如下的結論：“盡管不相信有獨角獸和火怪，但馬基雅維裏（machiavelli）和亨利八世的時代仍為崇拜那個稀有怪物——害怕上帝的君主的盲信找到了支持。”這裏是用“害怕上帝的君主”替換了“獨角獸和火怪”，把這兩個名稱替換為兩個較明顯的現代對應物，把“害怕上帝的君主”替換為，‘仁慈的計劃權威”。於是，我們就有了關於我們時代的盲信的描述。在這裏，我將不反駁這種盲信。然而，我們可以說，即使有權勢的計劃者有著無限的、始終如一的仁慈，我們的分析也會表明，他們絕不可能得知他們的措施的結果是否與他們的良好願望相符合。
我不相信能對漸進方法提出適當批評。這個方法尤其可以用來找尋和克服最嚴重和最迫切的社會弊病，但不是去尋求某種終極的善並為之奮鬥（這是整體主義所要做的）。採取有步驟的措施來反對某些錯事，反對不公正或剝削等具體情況，反對可以避免的苦難（例如貧困和失業），與試圖實現一個遙遠的理想社會藍圖截然不同。成功或失敗的鑑定是比較容易的，沒有內在的理由說這種方法會導致權力集中和壓製批評。反對具體的錯誤和具體的危險比起力圖實現計劃者認為十分理想的烏托邦來，更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這也許能夠說明如下事實：在反侵略的民主國家裏，必要的長遠措施（這些措施可能帶有整體主義計劃的性質），會獲得充分的支持，而無需壓製公眾的批評，然而，在準備發動進攻或侵略戰爭的國家裏，公眾的批評總是受到壓製，甚至為了動員公眾的支持，硬把侵略說成自衛。
現在我們回到烏托邦主義者的論點，他說自己的方法是應用於社會學領域的真正的實驗方法。我認為這個論點已被我們的批評所駁倒。這一點可以用自然工程與整體主義工程之間的類比作進一步的說明。可以認為，機器可惜助藍圖成功地設計出來，不僅如此，甚至生產機器的整個工廠也可以藉助藍圖成功地設計出來。這一切之所以可能，隻是因為事先已進行過許許多多的漸進實驗。每一台機器都是許許多多的小改進的結果。每個模型必須經過反覆實驗，經過無數次的小調整而“發展”起來的。生產廠的計劃也是如此。顯然，整體主義計劃之所以能夠成功，僅僅因為我們已經犯過各種各樣的小錯誤，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有理由設想它會導致大錯誤。
其中的原因有二，它們既是技術上的，又是道德上的。既然在一個時期裏做那麽多的事情，那就不可能指出哪一種措施應對某一個結果負責，或者更確切他說，假使我們把某一特定結果歸因於某一特定的措施，我們也隻能以從前所取得的某種理論知識為根據，而不能從該整體主義實驗中知道。這種實驗不能幫助我們把特定的結果歸因於特定的措施；我們所能做到的隻是把“總的結果”歸因於它；而且，不論這可能意味著什麽，要評論它確實很困難。即使盡最大的努力對這些結果提出結構完善的、獨立的批判性陳述，也不能證明能夠成立。況且，進行這種努力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對整體主義計劃及其結果的自由討論很可能是不被容忍的。原因是實施極大規模計劃的嚐試是一件使許多人至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感到十分不便的事情。因此，總會出現反對和抱怨的傾向。對於許多抱怨，烏托邦工程師如果還想繼續幹下去，那就隻好充耳不聞。事實上，壓製不合理的反對意見是他的工作的一部份，但他必定也不斷地壓製合理的批評。光是對不滿言論進行限製這個事實，就會使最熱烈的滿意言論變得毫無意義。因此，這就很難確認各個公民對這個計劃如何反應等事實，而沒有這些事實，就不可能有科學的批評。
然而，把整體主義計劃與科學方法結合起來的困難，比我們迄今所表明的還要嚴重得多。整體主義計劃者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權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許多人頭腦中的知識集中起來是不可能的，可是這種集中對於明智地運用中央集權是必要的。這一事實具有深遠的意義，既然不能確定在這麽多的人的頭腦中的想法，他就隻好消除個人之間的差別而使自己的問題簡單化：他必須用教育和宣傳來控製和統一人們的興趣與信念。然而，這種試圖控製人們的精神的做法，勢必會毀掉發現人們真正思想的最後的可能性，因為它顯然與思想自由，特別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其結果，它必然毀掉知識；權力越大，知識的損失也越大。（由此可以發現，政治權力與社會知識是玻爾所說的“互補的”。很可能這是對這個難以捉摸而又很時髦的詞的唯一清楚的說明。
所有這些話語隻限於科學方法的問題。這些話無形中承認如下的重大假定：我們不必追問烏托邦計劃工程師心底裏的仁慈心，總之他們至少有取得獨裁權力的權威。托尼（towney）對馬丁.路德和他的時代的討論得出了如下的結論：“盡管不相信有獨角獸和火怪，但馬基雅維裏（machiavelli）和亨利八世的時代仍為崇拜那個稀有怪物——害怕上帝的君主的盲信找到了支持。”這裏是用“害怕上帝的君主”替換了“獨角獸和火怪”，把這兩個名稱替換為兩個較明顯的現代對應物，把“害怕上帝的君主”替換為，‘仁慈的計劃權威”。於是，我們就有了關於我們時代的盲信的描述。在這裏，我將不反駁這種盲信。然而，我們可以說，即使有權勢的計劃者有著無限的、始終如一的仁慈，我們的分析也會表明，他們絕不可能得知他們的措施的結果是否與他們的良好願望相符合。
我不相信能對漸進方法提出適當批評。這個方法尤其可以用來找尋和克服最嚴重和最迫切的社會弊病，但不是去尋求某種終極的善並為之奮鬥（這是整體主義所要做的）。採取有步驟的措施來反對某些錯事，反對不公正或剝削等具體情況，反對可以避免的苦難（例如貧困和失業），與試圖實現一個遙遠的理想社會藍圖截然不同。成功或失敗的鑑定是比較容易的，沒有內在的理由說這種方法會導致權力集中和壓製批評。反對具體的錯誤和具體的危險比起力圖實現計劃者認為十分理想的烏托邦來，更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這也許能夠說明如下事實：在反侵略的民主國家裏，必要的長遠措施（這些措施可能帶有整體主義計劃的性質），會獲得充分的支持，而無需壓製公眾的批評，然而，在準備發動進攻或侵略戰爭的國家裏，公眾的批評總是受到壓製，甚至為了動員公眾的支持，硬把侵略說成自衛。
現在我們回到烏托邦主義者的論點，他說自己的方法是應用於社會學領域的真正的實驗方法。我認為這個論點已被我們的批評所駁倒。這一點可以用自然工程與整體主義工程之間的類比作進一步的說明。可以認為，機器可惜助藍圖成功地設計出來，不僅如此，甚至生產機器的整個工廠也可以藉助藍圖成功地設計出來。這一切之所以可能，隻是因為事先已進行過許許多多的漸進實驗。每一台機器都是許許多多的小改進的結果。每個模型必須經過反覆實驗，經過無數次的小調整而“發展”起來的。生產廠的計劃也是如此。顯然，整體主義計劃之所以能夠成功，僅僅因為我們已經犯過各種各樣的小錯誤，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有理由設想它會導致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