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樣的批評，烏托邦工程師很可能會承認需要實踐經驗和實驗技術。但是他會宣稱，假如我們不去進行社會實驗，或者不去進行在他看來與此相仿的事情，不去進行整體主義工程，那麽，我們就決不會知道這些事情。他會爭辯說，不管我們有多少知識，我們也必須利用我們的知識去做。如果說我們現在有設計飛機的知識，那隻是因為沒有這種知識的先驅者敢於設計飛機並把它試製出來。因此，烏托邦主義者會爭辯說，他所提倡的整體主義方法不過是應用於社會的實驗方法。因為，他同歷史決定論者一樣認為，小規模的實驗，例如在一個工廠，一個村莊或一個地區進行的社會主義試驗，是無濟於事的：這種孤立的“魯賓遜式的試驗”不能使我們了解“大社會”的現代社會生活。這些試驗應獲得“烏托邦”的綽號——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這個詞意味著無視歷史趨勢。（在這裏，其含義就是無視社會生活日益相互依賴的趨勢。）
我們看到，烏托邦主義和歷史決定論都持這樣一個觀點，即認為社會實驗（假如有這樣的事情的話），隻有以整體主義的規律來進行才有價值。這種普遍抱有的偏見包含著一種信念，即認為我們沒有多少可能在社會領域中實行“有計劃的實驗”，而且考慮到迄今在社會領域中所進行的“機遇實驗”的結果，我們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向歷史。
我對這個觀點有兩點反對意見：（a）它忽略了對於一切社會知識，包括前科學的和科學的知識都至為重要的漸進實驗。（b）整體主義實驗不可能對我們的實驗知識有較大的幫助；它們隻能在與“其結果未知的行為”同義的情況下稱為“實驗”，但這個詞通常用來表示把結果和所預期的結果相比較的一種獲得知識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整體主義實驗就不能被稱為“實驗”。
關於（a），可以指出，整體主義關於社會實驗的觀點尚未解釋我們有著許多關於社會生活隨實驗知識這一個事實。有經驗的和無經驗的實業家、組織者、政治家或將軍等，是不相同的；他們的不同表現在社會經驗上：而經驗的獲得不僅通過觀察，或對他們所觀察的事物深入思考，而且要靠為達到某種實際目的而付出努力。必須承認用這種方法所取得的知識通常屬於前科學的類型，因此它與其說是從精心設計的科學試驗中所獲得的知識，不如說是從偶然觀察中所獲得的知識；但是，沒有理由否認這種知識是基於實驗而不僅僅基於觀察。一個雜貨商人開一家新商店就是進行著一種社會實驗；甚至一個在劇場門前排隊的人也會獲得實驗性的技術知識，他可以在下次排隊時利用這一知識來定座位，而這隻是一種社會實驗。我們不應忘記，隻有實際的嚐試才使市場上的賣主和買主認識到價格會隨供應的增加而降低，並隨需求的增加而升高。
規模稍大的漸進實驗的例子是壟斷者決定改變他的產品價格，私人的或公家的保險公司開辦新的健康保險或職業保險業務，或設立新的銷售稅，或實行反對經濟周期的政策。所有這些實驗都是著眼於實踐的目的，而不是著眼於科學的目的來進行的；某些大公司所進行的實驗則是特意為增長他們的市場知識（當然是為了以後增加利潤）而不是為了馬上增加利潤。這和自然工程以及前科學方法的情形十分相似。我們的技術知識，例如造船或航海方麵的知識，最早是通過前科學的方法獲得的。看來，我們沒有理由說這些方法不必加以改進井最終讓位給較注重科學的技術；這就是說，讓位給以批判性思維和以實驗為基礎並朝著同一方向的較為係統的方法。
按這種漸進觀點，在前科學方法與科學實驗方法之間並無明確的界限，盡管日益自覺運用科學的（即批判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從根本上說，兩種方法都可以說成是運用。我們做試驗，即我們不僅僅記錄我們的觀察結果，而是主動地試圖去解決某個多少實際的和明確的問題。若且唯若我們準備從我們的錯誤中學習，認識到我們的錯誤並批判地加以利用，而不是固執地堅持錯誤，我們就會取得進步。雖然這個分析聽起來很平常，但我相信，它說明了一切經驗科學的方法，這種方法越來越具有科學的特徵，我們越自由而自覺地準備去冒試驗的風險，我們就越能夠以批判的眼光去找出我們總是犯的錯誤，這個公式不僅包含實驗的方法，也包含理論與試驗之間的聯繫。一切理論都是嚐試，都是試驗性的假說，它們是否成立都要經過檢驗，而一切實驗的確認則不過是以批判精神進行試驗的結果，為努力發現我們理論的錯誤而進行試驗的結果。
對於漸進技術師或工程師來說，這些觀點意味著：如果他希望在社會和政法的研究中採用科學方法，那麽，最必要的是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並且認識到做嚐試和犯錯誤都是免不了的。他不僅必須學會預料到會出錯，而且必須有意識地去尋找錯誤之所在。我們所有的人都有自認一貫正確的違反科學的弱點，而這個弱點似乎在職業的或業餘的政治家當中尤其普遍。然而，在政治學中應用某種科學方法的唯一途徑就是首先認定，有政治運動就會有缺點，就會出現不希望有的結果。警惕這些錯誤，找出它們，把它們公開出來，進行分析，並從這些錯誤中學習，這是一個有科學眼光的政治家和政治科學家所必須做的。政治學中的科學方法意味著那種確信我們沒有犯任何錯誤，無視錯誤，掩飾錯誤，或把錯誤歸罪於人的偉大藝術讓位給另一種更偉大的藝術——為錯誤承擔責任，力圖從錯誤中學習並應用這一知識避免將來犯錯誤。
我們看到，烏托邦主義和歷史決定論都持這樣一個觀點，即認為社會實驗（假如有這樣的事情的話），隻有以整體主義的規律來進行才有價值。這種普遍抱有的偏見包含著一種信念，即認為我們沒有多少可能在社會領域中實行“有計劃的實驗”，而且考慮到迄今在社會領域中所進行的“機遇實驗”的結果，我們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向歷史。
我對這個觀點有兩點反對意見：（a）它忽略了對於一切社會知識，包括前科學的和科學的知識都至為重要的漸進實驗。（b）整體主義實驗不可能對我們的實驗知識有較大的幫助；它們隻能在與“其結果未知的行為”同義的情況下稱為“實驗”，但這個詞通常用來表示把結果和所預期的結果相比較的一種獲得知識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整體主義實驗就不能被稱為“實驗”。
關於（a），可以指出，整體主義關於社會實驗的觀點尚未解釋我們有著許多關於社會生活隨實驗知識這一個事實。有經驗的和無經驗的實業家、組織者、政治家或將軍等，是不相同的；他們的不同表現在社會經驗上：而經驗的獲得不僅通過觀察，或對他們所觀察的事物深入思考，而且要靠為達到某種實際目的而付出努力。必須承認用這種方法所取得的知識通常屬於前科學的類型，因此它與其說是從精心設計的科學試驗中所獲得的知識，不如說是從偶然觀察中所獲得的知識；但是，沒有理由否認這種知識是基於實驗而不僅僅基於觀察。一個雜貨商人開一家新商店就是進行著一種社會實驗；甚至一個在劇場門前排隊的人也會獲得實驗性的技術知識，他可以在下次排隊時利用這一知識來定座位，而這隻是一種社會實驗。我們不應忘記，隻有實際的嚐試才使市場上的賣主和買主認識到價格會隨供應的增加而降低，並隨需求的增加而升高。
規模稍大的漸進實驗的例子是壟斷者決定改變他的產品價格，私人的或公家的保險公司開辦新的健康保險或職業保險業務，或設立新的銷售稅，或實行反對經濟周期的政策。所有這些實驗都是著眼於實踐的目的，而不是著眼於科學的目的來進行的；某些大公司所進行的實驗則是特意為增長他們的市場知識（當然是為了以後增加利潤）而不是為了馬上增加利潤。這和自然工程以及前科學方法的情形十分相似。我們的技術知識，例如造船或航海方麵的知識，最早是通過前科學的方法獲得的。看來，我們沒有理由說這些方法不必加以改進井最終讓位給較注重科學的技術；這就是說，讓位給以批判性思維和以實驗為基礎並朝著同一方向的較為係統的方法。
按這種漸進觀點，在前科學方法與科學實驗方法之間並無明確的界限，盡管日益自覺運用科學的（即批判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從根本上說，兩種方法都可以說成是運用。我們做試驗，即我們不僅僅記錄我們的觀察結果，而是主動地試圖去解決某個多少實際的和明確的問題。若且唯若我們準備從我們的錯誤中學習，認識到我們的錯誤並批判地加以利用，而不是固執地堅持錯誤，我們就會取得進步。雖然這個分析聽起來很平常，但我相信，它說明了一切經驗科學的方法，這種方法越來越具有科學的特徵，我們越自由而自覺地準備去冒試驗的風險，我們就越能夠以批判的眼光去找出我們總是犯的錯誤，這個公式不僅包含實驗的方法，也包含理論與試驗之間的聯繫。一切理論都是嚐試，都是試驗性的假說，它們是否成立都要經過檢驗，而一切實驗的確認則不過是以批判精神進行試驗的結果，為努力發現我們理論的錯誤而進行試驗的結果。
對於漸進技術師或工程師來說，這些觀點意味著：如果他希望在社會和政法的研究中採用科學方法，那麽，最必要的是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並且認識到做嚐試和犯錯誤都是免不了的。他不僅必須學會預料到會出錯，而且必須有意識地去尋找錯誤之所在。我們所有的人都有自認一貫正確的違反科學的弱點，而這個弱點似乎在職業的或業餘的政治家當中尤其普遍。然而，在政治學中應用某種科學方法的唯一途徑就是首先認定，有政治運動就會有缺點，就會出現不希望有的結果。警惕這些錯誤，找出它們，把它們公開出來，進行分析，並從這些錯誤中學習，這是一個有科學眼光的政治家和政治科學家所必須做的。政治學中的科學方法意味著那種確信我們沒有犯任何錯誤，無視錯誤，掩飾錯誤，或把錯誤歸罪於人的偉大藝術讓位給另一種更偉大的藝術——為錯誤承擔責任，力圖從錯誤中學習並應用這一知識避免將來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