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歷史規律
我們已經看到，歷史決定論者認為，社會學是理論歷史學。它的科學預報必須以規律為根據，既然它們是歷史的預報，社會變革的預報，因而它們隻能以歷史規律為根據。但是，歷史決定論者又認為概括方法不能應用於社會科學，並且認為我們不能認為社會生活的齊一性在整個空間和時間中始終有效，因為這種齊一性通常隻適用於某種文化時期或歷史時期。因此社會規律——如果有任何真正的社會規律的話——必定具有某種多少與基於齊一性的通常概括有所不同的結構。真正的社會規律必須是“普遍”有效的。然而這隻能意味著，它們適用於整個人類歷史，包括它的一切時期，而不是僅適用於某些時期。可是，其有效性不限於某個時期的那種社會齊一性是沒有的，因此唯一普遍有效的社會規律就隻能是把前後相繼的時期連結起來的規律。它們必定是決定從一個時期過渡到另一時期的歷史發展規律。這就是歷史決定論者認為唯一真正的社會學規律是歷史規律的本意。
15.歷史預言與社會工程的對比
正如業已指出，這些歷史規律（如果它們能被發現的話）能夠使人甚至對遙遠的事件進行預測，盡管在細節上不十分精確。因此，認為真正的社會學規律是歷史規律的這種學說（主要從社會齊一性的有限有效性中推導出來的學說）又回到“大規模預報”的觀念，而與模仿天文學的做法無關。這使這種觀念更為具體，因為它表明這些預報具有歷史預言的性質。
因此，在歷史決定論者看來，社會學是要解決預卜未來這個古老問題的；與其說是預卜個人的未來，不如說是預卜集團和人類的未來。它是關於未來事物和未來發展的科學。如果能夠成功地給我們提供科學上有效的政治先見，那麽，社會學就確實對政治家，尤其是對具有超越當前事變的先見之明的那些政治家，具有歷史命運感的政治家有極大的價值。某些歷史決定論者滿足於僅僅預測人類歷程下一階段，即使這樣的預測也是十分小心謹慎的。但是有一個觀念對他們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社會學的研究應該有助於揭示政治的未來，因而它能夠成為有遠見的實用政治學的最重要工具。
從科學實用價值的觀點來看，科學預測的重要性是明明白白的。然而，人們卻始終沒有意識到科學預測可分為兩類，因而也有兩種不同的實用價值。我們可預測（a）颱風的到來，這種預測可以有極大的實用價值，因為它使人們及時躲進避風處；但是我們也可以預測（b）如果要建立躲避颱風的避風處，它一定採用某種建築形式，例如在它的北麵採用鋼筋混凝土撐牆等等。
這兩類預測顯然是迥然不同的，雖然兩者都是重要的，都實現了古老的夢想。在第一種情況下，我們被告知了一個無法防止其發生的事件。我將稱這種預測為“預言”。它的實際價值在於警告我們將發生所預測的事件，以使我們能夠避開它或作好對付它的準備（可能藉助其他預測）。
與這些預測相反的是第二類預測，我們可以稱之為技術預測，因為這類預測是工程的依據。可以說，它們是建設性的，表示我們若要達到某些結果我們要採取什麽步驟。物理學的絕大多數領域（除了天文學和氣象學外），都是作出這種形式的預測，從實用觀點來考慮，它們可以稱之為技術預測。這兩類預測之間的區別，大致上與有關的學科中有計劃的實驗與純粹的耐心觀察所起作用之間的區別相吻合。典型的實驗科學能夠作出技術預測，而主要採取非實驗性觀察的科學則作出預言。
我不願意人們認為我的意思是指所有的科學，甚或所有的科學預測基本上是實用的——必定或者是預言的或者是技術的，而不可能是別的任何東西。我隻是要人們注意兩類預測之間的區別以及與這兩類預測對應的科學。我選擇“預言的”和“技術的”這兩個詞，當然要表明它們在實用觀點來看所顯示的特點；但我使用這種術語既無意說實用觀點必然比任何其他觀點優越，也無意說科學的興趣隻限於在實用角度來看是重要的預言和技術性質的預測。例如如果我們考慮到天文學，那麽，我們不得不承認它的發現主要具有理論意義，但從實用觀點來看，它也不是毫無價值的；然而作為“預言”，它們全都類似於氣象學的預言，對實踐活動的價值十分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預言的科學性和工程的科學性的這種區別不同於長期預測與短期預測之間的區別。雖然大多數工程預測是短期的，但也有長期的技術預測，發動機使用壽命的預測就是一個例子。再者，天文學預測既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長期的，但大多數氣象學預言則是比較短期的。
下麵將看到，預言的實踐目的和工程的實踐目的之間的區別，以及有關科學理論的結構之間相應的區別，是我們的方法論分析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此刻，我隻想強調指出，歷史決定論者認為社會學實驗是無用的，不可能的，與此相適應，他們贊成歷史預言（關於社會的，政治的和社會建構的發展預言），而反對將社會工程實際用於社會科學實踐目的的社會工程。社會工程的觀念、建構的設計和創立，也許還有對未來社會發展的阻止、控製或加速，在一些歷史決定論看來，似乎是可能的。但對於另一些歷史決定論者來說，這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或者認為這無視政治計劃象一切社會活動一樣必然處在無比強大的歷史力量的支配之下。
我們已經看到，歷史決定論者認為，社會學是理論歷史學。它的科學預報必須以規律為根據，既然它們是歷史的預報，社會變革的預報，因而它們隻能以歷史規律為根據。但是，歷史決定論者又認為概括方法不能應用於社會科學，並且認為我們不能認為社會生活的齊一性在整個空間和時間中始終有效，因為這種齊一性通常隻適用於某種文化時期或歷史時期。因此社會規律——如果有任何真正的社會規律的話——必定具有某種多少與基於齊一性的通常概括有所不同的結構。真正的社會規律必須是“普遍”有效的。然而這隻能意味著，它們適用於整個人類歷史，包括它的一切時期，而不是僅適用於某些時期。可是，其有效性不限於某個時期的那種社會齊一性是沒有的，因此唯一普遍有效的社會規律就隻能是把前後相繼的時期連結起來的規律。它們必定是決定從一個時期過渡到另一時期的歷史發展規律。這就是歷史決定論者認為唯一真正的社會學規律是歷史規律的本意。
15.歷史預言與社會工程的對比
正如業已指出，這些歷史規律（如果它們能被發現的話）能夠使人甚至對遙遠的事件進行預測，盡管在細節上不十分精確。因此，認為真正的社會學規律是歷史規律的這種學說（主要從社會齊一性的有限有效性中推導出來的學說）又回到“大規模預報”的觀念，而與模仿天文學的做法無關。這使這種觀念更為具體，因為它表明這些預報具有歷史預言的性質。
因此，在歷史決定論者看來，社會學是要解決預卜未來這個古老問題的；與其說是預卜個人的未來，不如說是預卜集團和人類的未來。它是關於未來事物和未來發展的科學。如果能夠成功地給我們提供科學上有效的政治先見，那麽，社會學就確實對政治家，尤其是對具有超越當前事變的先見之明的那些政治家，具有歷史命運感的政治家有極大的價值。某些歷史決定論者滿足於僅僅預測人類歷程下一階段，即使這樣的預測也是十分小心謹慎的。但是有一個觀念對他們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社會學的研究應該有助於揭示政治的未來，因而它能夠成為有遠見的實用政治學的最重要工具。
從科學實用價值的觀點來看，科學預測的重要性是明明白白的。然而，人們卻始終沒有意識到科學預測可分為兩類，因而也有兩種不同的實用價值。我們可預測（a）颱風的到來，這種預測可以有極大的實用價值，因為它使人們及時躲進避風處；但是我們也可以預測（b）如果要建立躲避颱風的避風處，它一定採用某種建築形式，例如在它的北麵採用鋼筋混凝土撐牆等等。
這兩類預測顯然是迥然不同的，雖然兩者都是重要的，都實現了古老的夢想。在第一種情況下，我們被告知了一個無法防止其發生的事件。我將稱這種預測為“預言”。它的實際價值在於警告我們將發生所預測的事件，以使我們能夠避開它或作好對付它的準備（可能藉助其他預測）。
與這些預測相反的是第二類預測，我們可以稱之為技術預測，因為這類預測是工程的依據。可以說，它們是建設性的，表示我們若要達到某些結果我們要採取什麽步驟。物理學的絕大多數領域（除了天文學和氣象學外），都是作出這種形式的預測，從實用觀點來考慮，它們可以稱之為技術預測。這兩類預測之間的區別，大致上與有關的學科中有計劃的實驗與純粹的耐心觀察所起作用之間的區別相吻合。典型的實驗科學能夠作出技術預測，而主要採取非實驗性觀察的科學則作出預言。
我不願意人們認為我的意思是指所有的科學，甚或所有的科學預測基本上是實用的——必定或者是預言的或者是技術的，而不可能是別的任何東西。我隻是要人們注意兩類預測之間的區別以及與這兩類預測對應的科學。我選擇“預言的”和“技術的”這兩個詞，當然要表明它們在實用觀點來看所顯示的特點；但我使用這種術語既無意說實用觀點必然比任何其他觀點優越，也無意說科學的興趣隻限於在實用角度來看是重要的預言和技術性質的預測。例如如果我們考慮到天文學，那麽，我們不得不承認它的發現主要具有理論意義，但從實用觀點來看，它也不是毫無價值的；然而作為“預言”，它們全都類似於氣象學的預言，對實踐活動的價值十分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預言的科學性和工程的科學性的這種區別不同於長期預測與短期預測之間的區別。雖然大多數工程預測是短期的，但也有長期的技術預測，發動機使用壽命的預測就是一個例子。再者，天文學預測既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長期的，但大多數氣象學預言則是比較短期的。
下麵將看到，預言的實踐目的和工程的實踐目的之間的區別，以及有關科學理論的結構之間相應的區別，是我們的方法論分析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此刻，我隻想強調指出，歷史決定論者認為社會學實驗是無用的，不可能的，與此相適應，他們贊成歷史預言（關於社會的，政治的和社會建構的發展預言），而反對將社會工程實際用於社會科學實踐目的的社會工程。社會工程的觀念、建構的設計和創立，也許還有對未來社會發展的阻止、控製或加速，在一些歷史決定論看來，似乎是可能的。但對於另一些歷史決定論者來說，這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或者認為這無視政治計劃象一切社會活動一樣必然處在無比強大的歷史力量的支配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