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議稱之為方法論本質主義者的這個哲學家派別，是由亞裏士多德創立的。他認為科學研究必須深入到事物的本質才能對事物給予解釋。方法論本質主義者往往以“物質是什麽？”“力是什麽”或“正義是什麽”之類語詞來提出科學的問題，他們還認為，對這類問題給予透徹的回答，揭示這些名詞的真實的或本質的意義，從而揭示這些名詞所表示的真正本質，這至少是科學研究的先決條件，如果不是它的主要任務的話。方法論唯名主義者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用如下的語詞來提出他們的問題：“這個東西是如何起作用？”或“它在別的物體存在的情況下如何運動？”方法論唯名主義者認為，科學的任務隻是描述事物是如何活動的，並且認為，要這樣做就得在必要時靈活地引進新的名詞，或者為了方便而對原有的名詞下新的定義，而大可以不考慮原來的意義。因為他們認為語詞（words）不過是有用的描述工具。
多數人都會承認方法論唯名主義已經在自然科學中取勝。物理學並不探求原子或光的本質，物理學極其靈活地由使用這些名詞來解釋和描述某些實際觀察，並作為某些重要的和複雜的自然結構的名稱。生物學也是如此，哲學家可能要求生物學家解答諸如“生命是什麽？”或“進化是什麽？”等問題，有時有些生物學家也願意滿足這類要求。然而，科學的生物學總的說來是研究另一些問題，並採用物理學所採用的那些解釋法和描述法。
因此，在社會科學裏，我們可以想像，方法論自然主義者是贊成唯名主義的，而反自然主義者則是贊成本質主義的。事實上，本質主義似乎在社會科學裏占上風；並且沒有遇到很有力的反對。因此，人們常常說，雖然自然科學的方法基本上是唯名主義的方法，但社會科學則必須採取方法論本質主義。人們認為，社會科學的任務是理解和解釋諸如國家、經濟行為、社會集團等社會實體，並且認為這隻能深入到它們的本質才行。每一個重要的社會實體都必須先有普通名詞才能給予描述，任意引進新名詞（在自然科學中是很成功的）是毫無意義的。社會科學的任務是明確地描繪這些社會實體；即把本質和現象區別開來，這就要求獲得本質的知識。“國家是什麽？”“公民是什麽？”（亞裏士多德認為這是政治學的根本問題）或“信貸是什麽？”或“教士和教派成員（或教會和教派）的本質區別是什麽？”等問題，不但完全正當，而且正是社會學理論所要回答的問題。
歷史決定論者可能在這個形上學問題上有所不同，他們在自然科學方法論方麵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但是，僅就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他們顯然是站在本質主義一邊而反對唯名主義的。事實上，我所知道的歷史決定論者都是持這種態度的。然而，值得考慮的是，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否隻是由於歷史決定論這種普遍的反自然主義傾向呢？或者，是否歷史決定論者有什麽特殊的理由而不得不贊成方法論本質主義呢？
首先，很明顯，在社會科學中反對定量方法的論點同這個問題有關。強調社會事件的性質特性和強調直覺悟性而反對純粹的描述，正是與本質主義有密切關係的態度。
但還有其他論點——歷史決定論的更典型的論點，是從讀者目前所熟悉的思潮而來的（順便一提，按照亞裏士多德的看法，這些論點實際上就是使柏拉圖提出第一個本質學說的那些論點）。
歷史決定論強調變化的重要性。歷史決定論者認為，凡變化必有變化之物。即使沒有不變的事物，但我們說到變化時也必須得找出有什麽東西在變化。這在物理學中是比較容易的，例如在力學中一切變化都是物體的運動，即物體的時空變化。而社會學主要是關心各種社會建構，從而遇到的困難較多，因為這些社會建構在它們已經發生變化之後是不那麽容易識別的。在純粹的描述意義上說，我們不可能把變化之前的一種社會建構和變化之後的那個建構看作同一個建構。從描述的觀點來看，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對英國政府現時建構的自然主義描述就是一個例子。也許必須把它們表述成與它們在四個世紀以前的情況完全不同的。然而，就一個政府來說，我們可以說盡管它大大的改變了，但它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政府在近代社會中的職能在本質上類似於它那時所履行的職能。盡管所剩下的可描述的屬性極少相似，但該建構的本質同一性是保存著的，於是我們可以把一個建構視為另一個建構的改變形式。在社會科學裏，當我們談論變化或發展時，不可能不預先假定有不變的本質，因而不能不按方法論本質主義來進行研究。
當然有些社會學名詞，例如蕭條、通貨緊縮、通貨膨脹等當初顯然是以純屬唯名主義的方式引進的。但它們也沒有保存它們的唯名主義性質。隨著情況的改變，我們很快就發現，社會科學家們對於某些現象實際上是不是通貨膨脹的問題，有著分歧的看法，於是，為了準確起見，就有必要研究通貨膨脹的本質性質成本質意義。
所以，對於任何社會事物都可以說，“僅就其本質而論，它可以出現在任何其他地方，採取任何其他形式，它也可以有所改變而事實上又保持不變，或者雖說改變了，但改變的方式與實際變化不同”（胡塞爾）。有多少可能的變化，是不能先驗地給予限定的。我們不能說某社會事物能有哪種變化而又能保持原狀。有的現象從某種觀點來看，可以在本質上是不同的，而從另一種觀點來看，又可以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多數人都會承認方法論唯名主義已經在自然科學中取勝。物理學並不探求原子或光的本質，物理學極其靈活地由使用這些名詞來解釋和描述某些實際觀察，並作為某些重要的和複雜的自然結構的名稱。生物學也是如此，哲學家可能要求生物學家解答諸如“生命是什麽？”或“進化是什麽？”等問題，有時有些生物學家也願意滿足這類要求。然而，科學的生物學總的說來是研究另一些問題，並採用物理學所採用的那些解釋法和描述法。
因此，在社會科學裏，我們可以想像，方法論自然主義者是贊成唯名主義的，而反自然主義者則是贊成本質主義的。事實上，本質主義似乎在社會科學裏占上風；並且沒有遇到很有力的反對。因此，人們常常說，雖然自然科學的方法基本上是唯名主義的方法，但社會科學則必須採取方法論本質主義。人們認為，社會科學的任務是理解和解釋諸如國家、經濟行為、社會集團等社會實體，並且認為這隻能深入到它們的本質才行。每一個重要的社會實體都必須先有普通名詞才能給予描述，任意引進新名詞（在自然科學中是很成功的）是毫無意義的。社會科學的任務是明確地描繪這些社會實體；即把本質和現象區別開來，這就要求獲得本質的知識。“國家是什麽？”“公民是什麽？”（亞裏士多德認為這是政治學的根本問題）或“信貸是什麽？”或“教士和教派成員（或教會和教派）的本質區別是什麽？”等問題，不但完全正當，而且正是社會學理論所要回答的問題。
歷史決定論者可能在這個形上學問題上有所不同，他們在自然科學方法論方麵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但是，僅就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他們顯然是站在本質主義一邊而反對唯名主義的。事實上，我所知道的歷史決定論者都是持這種態度的。然而，值得考慮的是，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否隻是由於歷史決定論這種普遍的反自然主義傾向呢？或者，是否歷史決定論者有什麽特殊的理由而不得不贊成方法論本質主義呢？
首先，很明顯，在社會科學中反對定量方法的論點同這個問題有關。強調社會事件的性質特性和強調直覺悟性而反對純粹的描述，正是與本質主義有密切關係的態度。
但還有其他論點——歷史決定論的更典型的論點，是從讀者目前所熟悉的思潮而來的（順便一提，按照亞裏士多德的看法，這些論點實際上就是使柏拉圖提出第一個本質學說的那些論點）。
歷史決定論強調變化的重要性。歷史決定論者認為，凡變化必有變化之物。即使沒有不變的事物，但我們說到變化時也必須得找出有什麽東西在變化。這在物理學中是比較容易的，例如在力學中一切變化都是物體的運動，即物體的時空變化。而社會學主要是關心各種社會建構，從而遇到的困難較多，因為這些社會建構在它們已經發生變化之後是不那麽容易識別的。在純粹的描述意義上說，我們不可能把變化之前的一種社會建構和變化之後的那個建構看作同一個建構。從描述的觀點來看，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對英國政府現時建構的自然主義描述就是一個例子。也許必須把它們表述成與它們在四個世紀以前的情況完全不同的。然而，就一個政府來說，我們可以說盡管它大大的改變了，但它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政府在近代社會中的職能在本質上類似於它那時所履行的職能。盡管所剩下的可描述的屬性極少相似，但該建構的本質同一性是保存著的，於是我們可以把一個建構視為另一個建構的改變形式。在社會科學裏，當我們談論變化或發展時，不可能不預先假定有不變的本質，因而不能不按方法論本質主義來進行研究。
當然有些社會學名詞，例如蕭條、通貨緊縮、通貨膨脹等當初顯然是以純屬唯名主義的方式引進的。但它們也沒有保存它們的唯名主義性質。隨著情況的改變，我們很快就發現，社會科學家們對於某些現象實際上是不是通貨膨脹的問題，有著分歧的看法，於是，為了準確起見，就有必要研究通貨膨脹的本質性質成本質意義。
所以，對於任何社會事物都可以說，“僅就其本質而論，它可以出現在任何其他地方，採取任何其他形式，它也可以有所改變而事實上又保持不變，或者雖說改變了，但改變的方式與實際變化不同”（胡塞爾）。有多少可能的變化，是不能先驗地給予限定的。我們不能說某社會事物能有哪種變化而又能保持原狀。有的現象從某種觀點來看，可以在本質上是不同的，而從另一種觀點來看，又可以在本質上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