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鄉紳在社會基層管理方麵也發揮過重要的積極作用。由於他們不僅擁有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還具有濃厚的文化色彩和“士”的身份，因此在民間享有很大的權威，是“一邑之望”、“四民之首”，以致“民之信官不若信士”。許多地方公益事業，包括公共工程建設、慈善活動、災荒賑濟、地方誌修纂，乃至社會治安的維持，民間糾紛的調解，神祗祭祀的舉行，都是在鄉紳的主持或積極參與下完成的。鄉紳一方麵代表官方在基層社區內部發揮統治職能，另一方麵也時常代表基層社區的利益與貪汙不法官吏進行抗爭，向官府乃至朝廷反映基層社區的要求和願望。不過，在明朝，鄉紳在地方上的恣縱違法行徑較其積極貢獻更為引人注目。
明代社會的宗族製十分發達。這是一種新的宗族製，始出現於宋朝，不同於魏文徵明行書詩扇麵晉到隋唐的士族宗族製，主要意義並不在於區別門第，而是更廣泛地向社會基層發展，形成具有一定獨立、自治色彩的農業社會群體。它繼承了周朝宗法製的一些概念和原則，但實際上又多有差異。如宗法製僅行於士大夫以上，不行於庶人，宗族製不僅不分士庶，而且尤其側重於普通百姓。宗法製自上而下，形成嚴密的宗統，大小宗區分嚴格不得逾越，宗族製則一般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即可自立宗統，向上追附始祖，向下收族，大小宗界限不嚴。宗法製與國家政治形態密切結合，宗族製則與政治關係不大，而更具經濟、社會意義。
就具體內容而言，明代宗族製包含著一些特定的構成要素。一為祠堂，是規模較大的祭祖活動場所。傳統上庶民之家不得建祠，其祭祖也有世代限製。自明朝中葉起，這方麵的禁忌被打破，朝廷允許一般百姓建立祠堂，追祭遠祖，有至十幾、幾十代者，因而大大推動了宗族製的發展。一所祠堂可以聚集大批族眾，通過祭祖強化其認同感，同時它還是族眾議事之所。二為族長，即宗族首領，是族權的人格化和集中體現，可以號令全族，懲罰族眾，族眾害怕他們往往甚於官府。一般推舉年長屬尊有德行者擔任，或考慮政治因素，選擇“賢而貴者”。無論從何種角度出發，鄉紳都會是族長的首選，相比之下嫡長子繼承原則在這裏並不十分重要。三為族譜，記載始祖以下本族人口的繁衍狀況。與門閥士族時代的族譜相比，此時的族譜不強調門第，而是注重“睦族收族”，“明一本而浚其源”，“究萬脈而清其流”，加強宗族凝聚力。四為族規，用以約束族眾的思想言行，相當於族中的法律。內容多宣揚傳統倫理道德，提倡窮人“安分”，富人“恤族”，要求族眾遵守國家法令，承擔賦役義務。族規製定後往往定期在族中宣講，或刊載於族譜。違背族規者由族長在祠堂主持懲罰，輕者罰站罰跪“思過”或罰款，重者拷打，開除族籍，甚至處死（處死後報官）。五為族田，是宗族公產和宗族製長期延續的經濟保證，其收入用於祭祖、辦學、贍養鰥寡貧困的族人，以及資助族人參加科舉考試，多由族中富人捐置。
鄉紳階層與宗族製(2)
明代宗族製的發達，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會基層管理組織的作用，與保甲製互為經緯，共同為國家服務。族權與紳權的合一十分常見，鄉紳往往又是宗族首領，上文所述鄉紳在地方管理方麵發揮的作用，很多是通過宗族進行的。族權也與國家政權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別是在南方宗族觀念強大的地區，不同宗族間的個人糾紛，有時會演化為大規模的宗族械鬥，破壞統治秩序，影響了基層社會的穩定。不過就總體而言，宗族製對國家政權仍是以積極的維護作用為主。
f0 12 思想文化
心學祖師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餘姚人，號陽明，曾隱居紹興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王守仁28歲中進士，歷任知縣、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左僉都禦史、南京兵部尚書，卒於嘉靖七年(1528年)，諡文成。
王守仁在學術上發展了主觀唯心主義的理學，和南宋陸九淵合稱陸王學派，與程(程顥、程頤)朱(熹)學派並立，其學說比程朱理學空談“天理性命”更簡單易行，被統治者譽為“學達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
王守仁認為，“心是天地萬物之主”，“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以為“良知”即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確立了心學理論體係，王陽明講學處提出“知行合一”，認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他倡導道德意識與道德行為的統一，強調“言行一致”，“篤實躬行”。心學的最終完成是“致良知”說。
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形象地體現在與朋友的一番對話中。一次，王守仁和他的朋友出去遊玩，朋友指著山中的花樹問他：“你說‘天下無心外之物’，此樹在山中自開自落，與我心也有關連嗎？”王守仁回答說：“你沒有看到此花時，此花與你的心同歸於寂，你看到花時，則花的顏色也鮮亮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守仁認為心是萬事萬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產物。“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典型地說明了他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觀點。
明代社會的宗族製十分發達。這是一種新的宗族製，始出現於宋朝，不同於魏文徵明行書詩扇麵晉到隋唐的士族宗族製，主要意義並不在於區別門第，而是更廣泛地向社會基層發展，形成具有一定獨立、自治色彩的農業社會群體。它繼承了周朝宗法製的一些概念和原則，但實際上又多有差異。如宗法製僅行於士大夫以上，不行於庶人，宗族製不僅不分士庶，而且尤其側重於普通百姓。宗法製自上而下，形成嚴密的宗統，大小宗區分嚴格不得逾越，宗族製則一般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即可自立宗統，向上追附始祖，向下收族，大小宗界限不嚴。宗法製與國家政治形態密切結合，宗族製則與政治關係不大，而更具經濟、社會意義。
就具體內容而言，明代宗族製包含著一些特定的構成要素。一為祠堂，是規模較大的祭祖活動場所。傳統上庶民之家不得建祠，其祭祖也有世代限製。自明朝中葉起，這方麵的禁忌被打破，朝廷允許一般百姓建立祠堂，追祭遠祖，有至十幾、幾十代者，因而大大推動了宗族製的發展。一所祠堂可以聚集大批族眾，通過祭祖強化其認同感，同時它還是族眾議事之所。二為族長，即宗族首領，是族權的人格化和集中體現，可以號令全族，懲罰族眾，族眾害怕他們往往甚於官府。一般推舉年長屬尊有德行者擔任，或考慮政治因素，選擇“賢而貴者”。無論從何種角度出發，鄉紳都會是族長的首選，相比之下嫡長子繼承原則在這裏並不十分重要。三為族譜，記載始祖以下本族人口的繁衍狀況。與門閥士族時代的族譜相比，此時的族譜不強調門第，而是注重“睦族收族”，“明一本而浚其源”，“究萬脈而清其流”，加強宗族凝聚力。四為族規，用以約束族眾的思想言行，相當於族中的法律。內容多宣揚傳統倫理道德，提倡窮人“安分”，富人“恤族”，要求族眾遵守國家法令，承擔賦役義務。族規製定後往往定期在族中宣講，或刊載於族譜。違背族規者由族長在祠堂主持懲罰，輕者罰站罰跪“思過”或罰款，重者拷打，開除族籍，甚至處死（處死後報官）。五為族田，是宗族公產和宗族製長期延續的經濟保證，其收入用於祭祖、辦學、贍養鰥寡貧困的族人，以及資助族人參加科舉考試，多由族中富人捐置。
鄉紳階層與宗族製(2)
明代宗族製的發達，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會基層管理組織的作用，與保甲製互為經緯，共同為國家服務。族權與紳權的合一十分常見，鄉紳往往又是宗族首領，上文所述鄉紳在地方管理方麵發揮的作用，很多是通過宗族進行的。族權也與國家政權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別是在南方宗族觀念強大的地區，不同宗族間的個人糾紛，有時會演化為大規模的宗族械鬥，破壞統治秩序，影響了基層社會的穩定。不過就總體而言，宗族製對國家政權仍是以積極的維護作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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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學祖師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餘姚人，號陽明，曾隱居紹興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王守仁28歲中進士，歷任知縣、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左僉都禦史、南京兵部尚書，卒於嘉靖七年(1528年)，諡文成。
王守仁在學術上發展了主觀唯心主義的理學，和南宋陸九淵合稱陸王學派，與程(程顥、程頤)朱(熹)學派並立，其學說比程朱理學空談“天理性命”更簡單易行，被統治者譽為“學達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
王守仁認為，“心是天地萬物之主”，“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以為“良知”即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確立了心學理論體係，王陽明講學處提出“知行合一”，認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他倡導道德意識與道德行為的統一，強調“言行一致”，“篤實躬行”。心學的最終完成是“致良知”說。
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形象地體現在與朋友的一番對話中。一次，王守仁和他的朋友出去遊玩，朋友指著山中的花樹問他：“你說‘天下無心外之物’，此樹在山中自開自落，與我心也有關連嗎？”王守仁回答說：“你沒有看到此花時，此花與你的心同歸於寂，你看到花時，則花的顏色也鮮亮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守仁認為心是萬事萬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產物。“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典型地說明了他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