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初年，東林黨由於在“移宮案”中力主鄭貴妃移宮，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運出現了轉機，一大批東林黨人被重新起用，當時的首輔劉一景、葉向高，吏部尚書趙南星，禮部尚書孫慎行，兵部尚書熊廷弼，都是東林黨人或東林黨的支持者，可以說，明朝的軍事、政治、文化、監察和人事大權全都被東林黨掌握，他們從在野的清流成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記述此時：“東林勢盛，眾正盈朝。”連魏忠賢對趙南星也有幾分敬畏，安排自己的侄子去拜見他。但趙南星拒絕與魏忠賢接近，對與魏忠賢關係密切的官員嚴加糾劾，東林黨與閹黨的矛盾又尖銳起來。
楊漣像後來，魏忠賢竊據了司禮秉筆太監兼掌東廠事等職，且與熹宗乳母客氏狼狽為奸，組成“閹黨”集團。開始對東林黨人實行血腥鎮壓，向全國頒示《東林黨人榜》，公開逮捕迫害大批東林黨人士。閹黨幹將魏廣微為了迎合魏忠賢，將朝野中的東林人士翦除幹淨，竟憑個人好惡，將朝中官員逐一排隊，分為兩派，編造《縉紳便覽》，上列具體官員名單，用筆在名單上圈點。心腹者加圈，極為重要的東林官員，就在名字旁點三點，次者二點，又次者一點。其中被重點者有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鬥等100餘人。然後將編好的名冊秘密呈獻魏忠賢。
天啟四年(1624年)，南北兩京合朝官員70餘人也紛紛上疏，討伐魏忠賢，要求剷除閹黨，東林黨與閹黨之間的鬥爭迅速白熱化。結果，東林黨人楊漣因彈劾魏忠賢“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等二十四大罪被捕，與左光鬥等人同被殺害。次年，魏忠賢又對東林黨採取了殘酷的鎮壓行動，大肆搜捕東林黨人，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冤死獄中。天啟六年(1626年)，魏忠賢又殺害了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7人，魏忠賢又命人編《三朝要典》，借紅丸、梃擊、移宮三案，打擊東林黨。魏忠賢還指使黨羽新都禦史王紹徽編纂《東林點將錄》，《東林點將錄》仿照民間流傳的水滸故事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列東林黨名單，企圖將其一網打盡。同時，由政爭遷怒於講學，又矯旨拆毀全國各地書院，禁止講學活動。曾經掌握朝政的東林黨，僅三年時間內，被殘酷殺害的有數十人，下獄遣戍者達數百人，其他被革職、蒙冤、株連、打擊者有幾千人以上，東林黨人幾乎被魏忠賢驅盡殺絕，全部覆沒。
崇禎帝朱由檢即位後，懲處了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欽定閹黨逆案，總計處理的閹黨達460餘人。昭雪平反東林黨人冤案，對被害慘死的給予特別禮遇，顧憲成、高攀龍、楊漣、周順昌、鄒元標等去世諸臣均加贈官爵。遭削奪的一批東林官員重新起用，同時並下旨修復東林書院。東林黨人雖然又一度入閣，但不久，在袁崇煥被捕治罪以後，東林黨人又被迫退出內閣。東林黨與閹黨的鬥爭一直延續到南明時期。
f0 11 明朝的經濟與社會
農業與手工業
明人繪《田家圖》
明代腰機
在明朝200多年間，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較之唐宋元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口方麵，《明實錄》所載明朝最高人口數字隻有7000餘萬，但許多學者認為實際上應超出1億（還有人認為可能達到1.5億）。明朝耕地麵積也在逐漸增長，最多時超過8億畝，但耕地麵積增長速度明顯落後於人口膨脹規模，已經形成了人口壓力嚴重和耕地不足的局麵。
明人繪《田家圖》在農具、耕作技術、灌溉技術、糧食產量等方麵，明朝農業較之前代的發展相對有限，但農作物品種的增加，農民多種經營方式的推廣，則是比較突出的成就。自明朝中期起，高產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自海外傳入中國，它們不僅單位畝產量大，而且適應性強，不與五穀爭地，旱地、山地等處皆可種植，因此得到廣泛傳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口增長對土地造成的壓力。菸草、花生等新的經濟作物也大致於同時引進，進一步豐富了農產品結構。在江南等經濟發達地區，傳統的農業單一經營方式已被突破，多種經營興盛，經濟作物棉、麻、桑、藍靛、茶樹、甘蔗、蔬菜、果木、花卉等品種的種植日益廣泛，產品大量流入市場。很多農民在種植經濟作物時還往往進行一些初級加工，或兼營相關副業，以獲取更多的收入，以補糧食生產之不足。明朝人總結說，三吳明代青花雲龍紋扁瓶地區賦稅苛重，然而“閭閻不困”，就是因為當地人“射利無微不析，真所謂彌天之網，競野之罘，獸盡於山，魚窮於澤者矣”（見謝肇淛《五雜俎》卷3《地部一》）。在鬆江、蘇州二府，棉作已經壓倒稻作，“邑之民業，首藉棉布”；嘉興、湖州二府，則是蠶桑壓倒稻作，“蠶或不登時，舉家輒哭”。以經濟作物種植為主的地區需要依賴鄰近地區提供商品糧，湖廣、江西等地成為新的糧食生產中心，承擔了向江南、福建、廣東供給糧食的任務。江南本為唐宋以來最大的糧食產區，時諺雲“蘇湖熟，天下足”，而到明代，由於經濟發展格局的變化，諺語已變為“湖廣熟，天下足”。
經營地主的出現是明朝後期農業生產領域中的新現象。他們與單純出租土地、坐收地租的傳統地主不同，以對農業進行農場式管理為特點，親自參與生產過程，注重集約經營，改良土壤、水利，進行認真、細緻的經濟核算，以提高生產效率。其所經營，通常也已不是單一的糧食生產，而包括了許多經濟作物的種植和相關的副、牧、漁業，與市場有著密切的聯繫。如明朝後期的常熟人譚曉，因當地“田多窪蕪”，低價購買了大量空閑土地，僱傭鄉民百餘人，“鑿其最窪者為池，餘則圍以高塍，辟而耕，歲入視平壤三倍”。所鑿水池養魚，池上築舍養豬，其餘空地視地形、土壤情況種植不同的果木蔬菜，順帶捕捉鳥鳧昆蟲，此類副產品銷售所得“視田之入復三倍”。其本人“纖嗇憚費”，生活節儉，因此“貲日益，窖而藏者數萬計”（見李詡《戒庵老明代鍍金銅佛塔人漫筆》卷4“談參傳”條)。經營地主對僮僕、僱工等勞動者注意改善待遇，以充分發揮其生產積極性。成書於明末的《沈氏農書》總結這方麵的經驗稱，“炎天日長，午後必飢，冬月嚴寒，空腹難早出，夏必加下點心，冬必與以早粥……飽其飲食，然後責其工程，彼既無詞謝我，我亦有顏詰之”（見張履祥《補農書》卷上）。
楊漣像後來，魏忠賢竊據了司禮秉筆太監兼掌東廠事等職，且與熹宗乳母客氏狼狽為奸，組成“閹黨”集團。開始對東林黨人實行血腥鎮壓，向全國頒示《東林黨人榜》，公開逮捕迫害大批東林黨人士。閹黨幹將魏廣微為了迎合魏忠賢，將朝野中的東林人士翦除幹淨，竟憑個人好惡，將朝中官員逐一排隊，分為兩派，編造《縉紳便覽》，上列具體官員名單，用筆在名單上圈點。心腹者加圈，極為重要的東林官員，就在名字旁點三點，次者二點，又次者一點。其中被重點者有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鬥等100餘人。然後將編好的名冊秘密呈獻魏忠賢。
天啟四年(1624年)，南北兩京合朝官員70餘人也紛紛上疏，討伐魏忠賢，要求剷除閹黨，東林黨與閹黨之間的鬥爭迅速白熱化。結果，東林黨人楊漣因彈劾魏忠賢“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等二十四大罪被捕，與左光鬥等人同被殺害。次年，魏忠賢又對東林黨採取了殘酷的鎮壓行動，大肆搜捕東林黨人，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冤死獄中。天啟六年(1626年)，魏忠賢又殺害了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7人，魏忠賢又命人編《三朝要典》，借紅丸、梃擊、移宮三案，打擊東林黨。魏忠賢還指使黨羽新都禦史王紹徽編纂《東林點將錄》，《東林點將錄》仿照民間流傳的水滸故事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列東林黨名單，企圖將其一網打盡。同時，由政爭遷怒於講學，又矯旨拆毀全國各地書院，禁止講學活動。曾經掌握朝政的東林黨，僅三年時間內，被殘酷殺害的有數十人，下獄遣戍者達數百人，其他被革職、蒙冤、株連、打擊者有幾千人以上，東林黨人幾乎被魏忠賢驅盡殺絕，全部覆沒。
崇禎帝朱由檢即位後，懲處了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欽定閹黨逆案，總計處理的閹黨達460餘人。昭雪平反東林黨人冤案，對被害慘死的給予特別禮遇，顧憲成、高攀龍、楊漣、周順昌、鄒元標等去世諸臣均加贈官爵。遭削奪的一批東林官員重新起用，同時並下旨修復東林書院。東林黨人雖然又一度入閣，但不久，在袁崇煥被捕治罪以後，東林黨人又被迫退出內閣。東林黨與閹黨的鬥爭一直延續到南明時期。
f0 11 明朝的經濟與社會
農業與手工業
明人繪《田家圖》
明代腰機
在明朝200多年間，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較之唐宋元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口方麵，《明實錄》所載明朝最高人口數字隻有7000餘萬，但許多學者認為實際上應超出1億（還有人認為可能達到1.5億）。明朝耕地麵積也在逐漸增長，最多時超過8億畝，但耕地麵積增長速度明顯落後於人口膨脹規模，已經形成了人口壓力嚴重和耕地不足的局麵。
明人繪《田家圖》在農具、耕作技術、灌溉技術、糧食產量等方麵，明朝農業較之前代的發展相對有限，但農作物品種的增加，農民多種經營方式的推廣，則是比較突出的成就。自明朝中期起，高產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自海外傳入中國，它們不僅單位畝產量大，而且適應性強，不與五穀爭地，旱地、山地等處皆可種植，因此得到廣泛傳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口增長對土地造成的壓力。菸草、花生等新的經濟作物也大致於同時引進，進一步豐富了農產品結構。在江南等經濟發達地區，傳統的農業單一經營方式已被突破，多種經營興盛，經濟作物棉、麻、桑、藍靛、茶樹、甘蔗、蔬菜、果木、花卉等品種的種植日益廣泛，產品大量流入市場。很多農民在種植經濟作物時還往往進行一些初級加工，或兼營相關副業，以獲取更多的收入，以補糧食生產之不足。明朝人總結說，三吳明代青花雲龍紋扁瓶地區賦稅苛重，然而“閭閻不困”，就是因為當地人“射利無微不析，真所謂彌天之網，競野之罘，獸盡於山，魚窮於澤者矣”（見謝肇淛《五雜俎》卷3《地部一》）。在鬆江、蘇州二府，棉作已經壓倒稻作，“邑之民業，首藉棉布”；嘉興、湖州二府，則是蠶桑壓倒稻作，“蠶或不登時，舉家輒哭”。以經濟作物種植為主的地區需要依賴鄰近地區提供商品糧，湖廣、江西等地成為新的糧食生產中心，承擔了向江南、福建、廣東供給糧食的任務。江南本為唐宋以來最大的糧食產區，時諺雲“蘇湖熟，天下足”，而到明代，由於經濟發展格局的變化，諺語已變為“湖廣熟，天下足”。
經營地主的出現是明朝後期農業生產領域中的新現象。他們與單純出租土地、坐收地租的傳統地主不同，以對農業進行農場式管理為特點，親自參與生產過程，注重集約經營，改良土壤、水利，進行認真、細緻的經濟核算，以提高生產效率。其所經營，通常也已不是單一的糧食生產，而包括了許多經濟作物的種植和相關的副、牧、漁業，與市場有著密切的聯繫。如明朝後期的常熟人譚曉，因當地“田多窪蕪”，低價購買了大量空閑土地，僱傭鄉民百餘人，“鑿其最窪者為池，餘則圍以高塍，辟而耕，歲入視平壤三倍”。所鑿水池養魚，池上築舍養豬，其餘空地視地形、土壤情況種植不同的果木蔬菜，順帶捕捉鳥鳧昆蟲，此類副產品銷售所得“視田之入復三倍”。其本人“纖嗇憚費”，生活節儉，因此“貲日益，窖而藏者數萬計”（見李詡《戒庵老明代鍍金銅佛塔人漫筆》卷4“談參傳”條)。經營地主對僮僕、僱工等勞動者注意改善待遇，以充分發揮其生產積極性。成書於明末的《沈氏農書》總結這方麵的經驗稱，“炎天日長，午後必飢，冬月嚴寒，空腹難早出，夏必加下點心，冬必與以早粥……飽其飲食，然後責其工程，彼既無詞謝我，我亦有顏詰之”（見張履祥《補農書》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