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又圍繞祭祀典禮及將興獻皇帝按昭穆序列祭入太廟，加廟號為睿宗等問題又進行了近十年的爭論，在禮部尚書夏言和嚴嵩的主持下，世宗終於如願以償。朱祐杬生前雖未身為天子，但因為有一個孝順的兒子做了皇帝，作為一位死去的天子來尊崇的一切尊號、徽號、典禮皆已齊備。世宗對父親的追尊已是無以復加，自己的皇權也已登峰造極。
原來的興獻王墳也相應按帝陵規製升級改建。1524年，王墳正式更名為顯陵，並將安陸州升格為承天府，在明世宗的親自安排下，開始了長達46年的顯陵建設。
隨著議禮的進行，朝廷兩派宗法理說之論爭已經上升到黨派政治之爭。世宗以議禮態度作為標準，來劃分界限，統治集團的組成相應發生變化，反對抬高朱祐杬地位的閣臣元老權力日益喪失。張璁、桂萼、方獻夫、霍韜等一批新科進士和地方官吏入主政務，對嘉靖朝政治、經濟的變革，以及明代後期歷史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嘉靖大禮議(2)
世宗在長達20餘年的時間裏把精力投入到議大禮上，絕不僅僅為其父母爭奪皇考及皇太後的空虛名位，其真正目的在於加強皇權、衝破內閣製約，就其實質而言，嘉靖大禮之爭實為皇權與閣權的爭鬥。嘉靖則借大禮議風波加強了帝位，實現了他對明朝長達45年的昏庸統治。
萬曆朝“國本”之爭
“國本”，就是太子；“爭國本”就是萬曆年間圍繞解決立太子的問題發生的一場政治鬥爭。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到四十二年(1614年)，萬曆朝圍繞確立太子的“爭國本”鬥爭歷時近30年。
神宗萬曆皇帝的王皇後無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即後來的明光宗)，鄭貴妃生子朱常洵(即後來的福王)。朱常洛年長，按立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朱常洛應該被立為太子。但萬曆皇帝寵愛鄭貴妃，準備立朱常洵為皇太子，甚至和鄭貴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要立她的兒子朱常洵為太子。神宗把誓言寫在紙上，放在玉盒裏，交由鄭貴妃保管。
但另一方麵，廢長立幼又是犯忌的事，神宗擔心群臣反對。朝臣果然依據封建王朝太子立嫡，無嫡立長的法綱力爭。
首輔申時行於萬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上《請冊立東宮以重國本疏》，拉開了長達近30年的波及整個朝廷的國本之爭的序幕。
申時行的奏請立即引起了滿朝文武的共鳴。各部府司道諸衙門都紛紛上章奏請。戶部給事中薑應麟、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孫如法、河南道禦史楊紹程等人的奏章言辭尤為激烈，萬曆皇帝一怒之下，將這四人嚴厲降處。
萬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評事雒又上奏章，指明神宗有“酒色財氣”四病，深得群臣贊同，又受到大學土王家屏等閣臣的袒護。此後，申時行、大學士許國、吏部尚書朱纁、禮部尚書於慎行等人除了繼續陳請早行冊立之外，還陳請神宗對朱常洛及早進行“預教”(出閣讀書)，這個“預教”，其實是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一旦舉行，就等於事實上承認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
神宗無奈，不得不表態：第二年就舉行建儲典禮。但一年過去了，神宗仍找各種藉口拖延，朝廷內外紛紛傳言神宗將廢長立愛。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以手詔示大學士王錫爵，擬把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併封王，待以後再從三人中選有才能者立為太子。王錫爵遂即疏請令皇後撫育長子朱常洛，則長子即為嫡子。神宗卻告諭禮官，同時將三人封王。這個諭旨一出，立即受到文武群臣更加激烈的反對，群情激憤，反對“三王並封”的奏章接二連三，總數有上百本。當年閏十一月，經過群臣反覆執爭，神宗被迫答應皇長子“明春先行出閣講學禮”。次年二月，朱常洛出閣講學，接受教育，至此，群臣等取得初步勝利。
神宗迫於群臣的強大壓力，被迫放棄了“三王並封”的諭旨，但又抱著“待嫡”之說不放。後來經過群臣連續八年之久的幾百次頑強的奏請，直至皇太後施加壓力，才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同時也封常洵為福王，藩國洛陽。
但是，按太祖洪武皇帝的遺訓，藩王被封後，必須立即就藩之國。但是，福王被封後十多年，一直留在京師，不之國。福王不之國，太子的地位就不穩定。
朱常洛被立為太子後，朝廷大臣奏請福王就藩之國的奏章不斷，萬曆皇帝一直在拖延。直到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萬曆皇帝再也拖延不下去了，才以第二年春天為期，但又同時提出條件，福王莊田要達到四萬頃。然而，又無法湊足四萬頃之數，朝廷大臣，特別是東林黨人上書反對，萬曆皇帝被迫讓步，減為二萬頃。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皇長孫由校(常洛長子)也已九歲，神宗看廢長立愛的可能性已經不復存在，才將朱常洵封國洛陽，滿朝文武才如釋重負。沸沸揚揚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至此告終。
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二月開始，滿朝文武為了使朱常洛能夠冊立為太子，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處的沉重代價，前後苦爭了15年，護衛了19年，群臣所上奏疏成千上萬，才得以朱常洛被冊立為皇太子，並終於繼承了帝位，可見這場“爭國本”鬥爭的艱巨與驚心動魄。明末政治的不可收拾在很大程度上與這場“國本”之爭有關。因此，萬曆年間的“國本”之爭是明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
原來的興獻王墳也相應按帝陵規製升級改建。1524年，王墳正式更名為顯陵，並將安陸州升格為承天府，在明世宗的親自安排下，開始了長達46年的顯陵建設。
隨著議禮的進行，朝廷兩派宗法理說之論爭已經上升到黨派政治之爭。世宗以議禮態度作為標準，來劃分界限，統治集團的組成相應發生變化，反對抬高朱祐杬地位的閣臣元老權力日益喪失。張璁、桂萼、方獻夫、霍韜等一批新科進士和地方官吏入主政務，對嘉靖朝政治、經濟的變革，以及明代後期歷史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嘉靖大禮議(2)
世宗在長達20餘年的時間裏把精力投入到議大禮上，絕不僅僅為其父母爭奪皇考及皇太後的空虛名位，其真正目的在於加強皇權、衝破內閣製約，就其實質而言，嘉靖大禮之爭實為皇權與閣權的爭鬥。嘉靖則借大禮議風波加強了帝位，實現了他對明朝長達45年的昏庸統治。
萬曆朝“國本”之爭
“國本”，就是太子；“爭國本”就是萬曆年間圍繞解決立太子的問題發生的一場政治鬥爭。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到四十二年(1614年)，萬曆朝圍繞確立太子的“爭國本”鬥爭歷時近30年。
神宗萬曆皇帝的王皇後無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即後來的明光宗)，鄭貴妃生子朱常洵(即後來的福王)。朱常洛年長，按立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朱常洛應該被立為太子。但萬曆皇帝寵愛鄭貴妃，準備立朱常洵為皇太子，甚至和鄭貴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要立她的兒子朱常洵為太子。神宗把誓言寫在紙上，放在玉盒裏，交由鄭貴妃保管。
但另一方麵，廢長立幼又是犯忌的事，神宗擔心群臣反對。朝臣果然依據封建王朝太子立嫡，無嫡立長的法綱力爭。
首輔申時行於萬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上《請冊立東宮以重國本疏》，拉開了長達近30年的波及整個朝廷的國本之爭的序幕。
申時行的奏請立即引起了滿朝文武的共鳴。各部府司道諸衙門都紛紛上章奏請。戶部給事中薑應麟、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孫如法、河南道禦史楊紹程等人的奏章言辭尤為激烈，萬曆皇帝一怒之下，將這四人嚴厲降處。
萬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評事雒又上奏章，指明神宗有“酒色財氣”四病，深得群臣贊同，又受到大學土王家屏等閣臣的袒護。此後，申時行、大學士許國、吏部尚書朱纁、禮部尚書於慎行等人除了繼續陳請早行冊立之外，還陳請神宗對朱常洛及早進行“預教”(出閣讀書)，這個“預教”，其實是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一旦舉行，就等於事實上承認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
神宗無奈，不得不表態：第二年就舉行建儲典禮。但一年過去了，神宗仍找各種藉口拖延，朝廷內外紛紛傳言神宗將廢長立愛。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以手詔示大學士王錫爵，擬把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併封王，待以後再從三人中選有才能者立為太子。王錫爵遂即疏請令皇後撫育長子朱常洛，則長子即為嫡子。神宗卻告諭禮官，同時將三人封王。這個諭旨一出，立即受到文武群臣更加激烈的反對，群情激憤，反對“三王並封”的奏章接二連三，總數有上百本。當年閏十一月，經過群臣反覆執爭，神宗被迫答應皇長子“明春先行出閣講學禮”。次年二月，朱常洛出閣講學，接受教育，至此，群臣等取得初步勝利。
神宗迫於群臣的強大壓力，被迫放棄了“三王並封”的諭旨，但又抱著“待嫡”之說不放。後來經過群臣連續八年之久的幾百次頑強的奏請，直至皇太後施加壓力，才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同時也封常洵為福王，藩國洛陽。
但是，按太祖洪武皇帝的遺訓，藩王被封後，必須立即就藩之國。但是，福王被封後十多年，一直留在京師，不之國。福王不之國，太子的地位就不穩定。
朱常洛被立為太子後，朝廷大臣奏請福王就藩之國的奏章不斷，萬曆皇帝一直在拖延。直到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萬曆皇帝再也拖延不下去了，才以第二年春天為期，但又同時提出條件，福王莊田要達到四萬頃。然而，又無法湊足四萬頃之數，朝廷大臣，特別是東林黨人上書反對，萬曆皇帝被迫讓步，減為二萬頃。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皇長孫由校(常洛長子)也已九歲，神宗看廢長立愛的可能性已經不復存在，才將朱常洵封國洛陽，滿朝文武才如釋重負。沸沸揚揚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至此告終。
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二月開始，滿朝文武為了使朱常洛能夠冊立為太子，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處的沉重代價，前後苦爭了15年，護衛了19年，群臣所上奏疏成千上萬，才得以朱常洛被冊立為皇太子，並終於繼承了帝位，可見這場“爭國本”鬥爭的艱巨與驚心動魄。明末政治的不可收拾在很大程度上與這場“國本”之爭有關。因此，萬曆年間的“國本”之爭是明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