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犯們大都懂得什麽叫舉一反三吧，所以舉了一個王陵基還不夠，便又舉了官大罪大的康澤。因為康澤雖然隻是官拜中將，但他是和戴笠齊名的大特務頭子，他在江西圍剿紅軍時他的別動隊員被紅軍抓去幾個，他就把抓到的幾個紅軍胸膛剖開，取出心肝等去祭奠他的部下。康澤便結結巴巴地解釋，那是他的部下事後才向他報告，不是事先由他指示那樣辦的。其實這都是些多餘的廢話，再說多些也沒關係，為了說明“真正”解決了官大罪大便先特赦的所謂糊塗思想，又把孫楚、孫渡舉了出來，這兩人雖同姓但並不同宗，是一北一南，孫楚是閻錫山的副將，自然夠得上官大罪也大了。孫渡不僅當過兵團司令和熱河省主席，而且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在滇軍圍追從江西脫圍的紅軍時，他就擔任過圍追總指揮，自然也是官大罪大的了。
經過這樣一再舉例，這個嚴重的錯誤思想問題算是基本上澄清了，本來就此可以鳴金收兵，學習組長們還要問上一句：還有別的什麽思想？這一問不打緊，新的，也許是和第一個思想就同時產生了的另一個嚴重錯誤思想又冒了出來。
“這次特赦，是為了對台灣工作，特別是對陳誠工作。”具體的人是指特赦了陳誠的舊部18軍軍長楊伯濤，和洛陽警備司令兼青年軍206師師長邱行湘，這兩人都是少將，相比之下官既不大，又不是赫赫有名，不過都是陳誠的老部下。
既是錯誤思想，又得自己提出自己解決，可能是由於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所以第二次就快得多。中國人有句老話，這時也用得上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一比之後，這個思想很快也得到澄清。因為如果說第一批特赦是為了對台灣的陳誠做工作，那為什麽又不把黃維在第一批特赦出去，黃維真可以說稱得上是陳誠手下的得力助手了吧。陳誠當了國防部長，黃維便任後勤副總司令，而且在最後把自己的嫡係部隊都交給黃維，這種關係比起楊伯濤、邱行湘真不知要密切多少。何況陳誠手下的中將軍長還有方靖、覃道善、宋瑞珂……等和陳誠的關係都比楊、邱兩人要深得多，如為了對陳誠工作，為什麽不先特赦這些人？
以上兩個問題表麵上算是解決了，實際上隻是做到了不再公開提出來，私下討論卻是很久都沒有停止過，而每一個小組，對同組的個別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認為不夠條件，不應該得到特赦，隻差一句不好意思說：“我比他要強得多，為什麽不特赦我？”
改惡從善 不甘後人
由於提問題要自己來解決，有些人便採取一種變相抵製辦法，有問題也不公開提出來，悶在心裏自己慢慢琢磨，自己求解決，解決不了，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反正不影響吃飯、睡覺、拉屎。
我一向有點靠“阿q精神”在支持我度過許多困難，我也自信改造得差不多，如果改惡從善是一把尺子的話，我滿有把握一量就足夠了，因為我過去是隨便抓人、打人、囚禁人，發展到雲南解放前夕，便以情況緊急而隨意殺人，過去殺人要報請核準才能殺，而在情況緊急的情況下，便可先斬後奏，或斬而不奏。這io年中，我這些完全改掉了，連打人罵人都沒有過，難道不能說我“確實改惡從善”了嗎？為什麽會沒有我？我有兩個想法，一是論時間，我還沒有滿10年，自1949年12月9日我被扣在雲南旨政府豐席辦公審，直到19日才送到昆明陸軍監獄囚禁，嚴格說，時間還差半個月；我的第二個想法，我過去樹敵太多，如周恩來、宋慶齡、廖承誌等高層領導人，周、宋是我長期派人監視他們，廖在軍統囚禁期間我去看他也沒有對他有半句客氣話，特別是戴笠派我把他進出去交給邵力子的時候，我那天有事很忙，他胖乎乎的，上車動作慢，還捨不得他貼在牆上的一些畫，我大聲責罵過他。至於在報上經常露麵的一些其他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抗戰期間在重慶我對他們都找過麻煩，還有些像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劉蘆隱，是我奉令去上海逮捕他的，解放後他是全國政協委員，當時人民政府典禮局長（以後任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副秘書長）餘心清被軍統逮捕囚禁在南京監獄時，我去監獄視察，知道他過去當過牧師，我當麵諷刺他這個基督徒跟無神論的共產黨走，死了之後上帝不會讓進天堂，使他聽了非常氣憤。還有一個大和尚巨贊法師也是全國政協委員，抗戰時他從杭州靈隱寺逃出經過常德，我在常德擔任稽查處長，有人說他罵國民黨不抗日，使他無廟可住，我派人抓去狠狠抽過他兩耳光，還蹋他一腳……這許許多多的往事使我一想起來能求得不受侮辱性的報復就算不錯了，特赦肯定輪不到我，所以我比較能處之泰然，說不想出去那是假的，但一想到這麽多的仇人今天都在當權，過去我交代罪行時這些也都交代過了。岡為我被扣押以後，認為反正是一死，免得零零星星交代添麻煩，不如用竹筒倒砭子辦法，過去幹過的全部一一交代出來，反正該有一百個死罪時也隻能殺我一次，不過這些思想我不說出來，這點小聰明我還是有的，說出來解決不了問題，自己給自己添不少麻煩，又何苦來！
官小罪大 思想複雜
我的那位親愛的學習組長發現我這個平日最肯暴露思想的人在這場大風大浪中居然沒有爭取發言，也沒有發牢騷講怪話，不知他是出於關心我想幫助我解決什麽糊塗思想，還是漏掉了我這條官小罪大、思想複雜的怪魚不好向上麵交代，便在我午睡起床後，坐在我身邊輕聲細語地問我為什麽這次學習很少發言。我聽後微微一關：“我早知道這次肯定沒有我。”他十分奇怪地望了我一眼，我不等他開口，便把我床上墊的東西掀開，指著我床頭上用墨筆編寫的一個號碼5-13。他可能真不理解，便用手拍了拍他那半禿的腦門：“這能說明什麽？”我看他的表情的確是不懂，因為他出身於農村，在部隊裏近20年，對外少接觸，他自己也常說他是見不多、識不廣的大老粗，實際上他並不粗，否則怎麽能當上學習組長呢。我也許有點愛賣弄自己，便把5和13聯在一起被視為大不利的聖經故事說給他聽，他真沒有聽過，便反駁我一通，說每年都有星期五和13日的時候，飛機、汽車、輪船照樣在走，沒有出什麽事，還說如果猶大出賣耶穌那天是星期日而不是星期五，那天大家就會不敢休息了，還認為猶大出賣耶穌時是13個人，他帶兵當排長時因營長、連長吃缺，他那一排三十班，每班常不足額，總是十三四個一班，他卻常打勝仗。我自然不服氣，便說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飛機上剛好坐了13個人所以被摔死了。他更認為這完全是偶合。我又舉出1946年4月8日，共產黨領導人葉挺、王若飛、秦邦憲、鄧發等坐的飛機也是13個人，結果撞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全機殉難，這樣一連發生兩起13人乘機摔死的事，總不會又是偶合吧！他一聽便站了起來，大有不屑一駁的氣概，並用加重了的語氣，幹脆利落吐出了兩個字的結論：“迷信。”坐在我對麵床上還在揉眼睛的一位同學馬上接一句：“犯人不能語怪力亂神，你這天生挨批的坯子！”
經過這樣一再舉例，這個嚴重的錯誤思想問題算是基本上澄清了，本來就此可以鳴金收兵，學習組長們還要問上一句：還有別的什麽思想？這一問不打緊，新的，也許是和第一個思想就同時產生了的另一個嚴重錯誤思想又冒了出來。
“這次特赦，是為了對台灣工作，特別是對陳誠工作。”具體的人是指特赦了陳誠的舊部18軍軍長楊伯濤，和洛陽警備司令兼青年軍206師師長邱行湘，這兩人都是少將，相比之下官既不大，又不是赫赫有名，不過都是陳誠的老部下。
既是錯誤思想，又得自己提出自己解決，可能是由於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所以第二次就快得多。中國人有句老話，這時也用得上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一比之後，這個思想很快也得到澄清。因為如果說第一批特赦是為了對台灣的陳誠做工作，那為什麽又不把黃維在第一批特赦出去，黃維真可以說稱得上是陳誠手下的得力助手了吧。陳誠當了國防部長，黃維便任後勤副總司令，而且在最後把自己的嫡係部隊都交給黃維，這種關係比起楊伯濤、邱行湘真不知要密切多少。何況陳誠手下的中將軍長還有方靖、覃道善、宋瑞珂……等和陳誠的關係都比楊、邱兩人要深得多，如為了對陳誠工作，為什麽不先特赦這些人？
以上兩個問題表麵上算是解決了，實際上隻是做到了不再公開提出來，私下討論卻是很久都沒有停止過，而每一個小組，對同組的個別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認為不夠條件，不應該得到特赦，隻差一句不好意思說：“我比他要強得多，為什麽不特赦我？”
改惡從善 不甘後人
由於提問題要自己來解決，有些人便採取一種變相抵製辦法，有問題也不公開提出來，悶在心裏自己慢慢琢磨，自己求解決，解決不了，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反正不影響吃飯、睡覺、拉屎。
我一向有點靠“阿q精神”在支持我度過許多困難，我也自信改造得差不多，如果改惡從善是一把尺子的話，我滿有把握一量就足夠了，因為我過去是隨便抓人、打人、囚禁人，發展到雲南解放前夕，便以情況緊急而隨意殺人，過去殺人要報請核準才能殺，而在情況緊急的情況下，便可先斬後奏，或斬而不奏。這io年中，我這些完全改掉了，連打人罵人都沒有過，難道不能說我“確實改惡從善”了嗎？為什麽會沒有我？我有兩個想法，一是論時間，我還沒有滿10年，自1949年12月9日我被扣在雲南旨政府豐席辦公審，直到19日才送到昆明陸軍監獄囚禁，嚴格說，時間還差半個月；我的第二個想法，我過去樹敵太多，如周恩來、宋慶齡、廖承誌等高層領導人，周、宋是我長期派人監視他們，廖在軍統囚禁期間我去看他也沒有對他有半句客氣話，特別是戴笠派我把他進出去交給邵力子的時候，我那天有事很忙，他胖乎乎的，上車動作慢，還捨不得他貼在牆上的一些畫，我大聲責罵過他。至於在報上經常露麵的一些其他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抗戰期間在重慶我對他們都找過麻煩，還有些像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劉蘆隱，是我奉令去上海逮捕他的，解放後他是全國政協委員，當時人民政府典禮局長（以後任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副秘書長）餘心清被軍統逮捕囚禁在南京監獄時，我去監獄視察，知道他過去當過牧師，我當麵諷刺他這個基督徒跟無神論的共產黨走，死了之後上帝不會讓進天堂，使他聽了非常氣憤。還有一個大和尚巨贊法師也是全國政協委員，抗戰時他從杭州靈隱寺逃出經過常德，我在常德擔任稽查處長，有人說他罵國民黨不抗日，使他無廟可住，我派人抓去狠狠抽過他兩耳光，還蹋他一腳……這許許多多的往事使我一想起來能求得不受侮辱性的報復就算不錯了，特赦肯定輪不到我，所以我比較能處之泰然，說不想出去那是假的，但一想到這麽多的仇人今天都在當權，過去我交代罪行時這些也都交代過了。岡為我被扣押以後，認為反正是一死，免得零零星星交代添麻煩，不如用竹筒倒砭子辦法，過去幹過的全部一一交代出來，反正該有一百個死罪時也隻能殺我一次，不過這些思想我不說出來，這點小聰明我還是有的，說出來解決不了問題，自己給自己添不少麻煩，又何苦來！
官小罪大 思想複雜
我的那位親愛的學習組長發現我這個平日最肯暴露思想的人在這場大風大浪中居然沒有爭取發言，也沒有發牢騷講怪話，不知他是出於關心我想幫助我解決什麽糊塗思想，還是漏掉了我這條官小罪大、思想複雜的怪魚不好向上麵交代，便在我午睡起床後，坐在我身邊輕聲細語地問我為什麽這次學習很少發言。我聽後微微一關：“我早知道這次肯定沒有我。”他十分奇怪地望了我一眼，我不等他開口，便把我床上墊的東西掀開，指著我床頭上用墨筆編寫的一個號碼5-13。他可能真不理解，便用手拍了拍他那半禿的腦門：“這能說明什麽？”我看他的表情的確是不懂，因為他出身於農村，在部隊裏近20年，對外少接觸，他自己也常說他是見不多、識不廣的大老粗，實際上他並不粗，否則怎麽能當上學習組長呢。我也許有點愛賣弄自己，便把5和13聯在一起被視為大不利的聖經故事說給他聽，他真沒有聽過，便反駁我一通，說每年都有星期五和13日的時候，飛機、汽車、輪船照樣在走，沒有出什麽事，還說如果猶大出賣耶穌那天是星期日而不是星期五，那天大家就會不敢休息了，還認為猶大出賣耶穌時是13個人，他帶兵當排長時因營長、連長吃缺，他那一排三十班，每班常不足額，總是十三四個一班，他卻常打勝仗。我自然不服氣，便說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飛機上剛好坐了13個人所以被摔死了。他更認為這完全是偶合。我又舉出1946年4月8日，共產黨領導人葉挺、王若飛、秦邦憲、鄧發等坐的飛機也是13個人，結果撞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全機殉難，這樣一連發生兩起13人乘機摔死的事，總不會又是偶合吧！他一聽便站了起來，大有不屑一駁的氣概，並用加重了的語氣，幹脆利落吐出了兩個字的結論：“迷信。”坐在我對麵床上還在揉眼睛的一位同學馬上接一句：“犯人不能語怪力亂神，你這天生挨批的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