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這種情況，而出現有戰犯神經失常時，管理所的負責人總是這樣說：“某某有思想問題說出的那些話，即使是真的也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沒有一點那種思想那才是怪事！”這些話，想裝病的人一聽，心裏馬上得到一種安慰，首先是不肯定是真的，因為有些人愛加油添醋，把句不太關緊要的話說得很嚴重，這往往給說錯了話的人增添了包袱，尤其是認為有這種壞思想並不怪，是舊社會來的嘛，過去反共反了那麽多年，所以說沒有才怪，那就是等於說沒有說出的人，思想上不會一點都沒有，隻是自己不說而專門抓別人的辮子。所以聽了之後，有些人便不想再假裝神經失常而慢慢好了，作一次或幾次思想檢查就可以過關。
李以劻犯神經分裂症，這與一般人說錯話不同，他是憋了一肚子氣，因有些人諷刺他，說他是冒充投誠人員想當官而不想接受思想改造等許多難聽的話，所以越想越氣，後來發展到有點語無倫次，有時甚至白天見鬼，一會說床鋪下麵有什麽人在叫他，一會又是門背後有人向他招手，管理所前領導和他談過幾次話，也不能和那些假裝神經病的人一樣，很快恢復正常。
傳染
經過一番了解和研究之後，管理所決定送他去北京市的復興醫院住院治療。這是一所中型醫院，設備相當好，原來叫公安醫院，因為衛生部決定把所有部、會的醫院都對外開放，附近居民都可以去就醫，這樣才以地為名，改為復興醫院，因院部在復興下]外。
這所醫院三樓有一部分是專門為犯人住院治病的房間，它與一般病房是分開的，有一個小門單獨出入，門上掛了一塊“傳染病隔離病房”黑底白字門簾，所以別的病人不會走進去，即使好奇走進去，門簾一掀，正對麵就有一位便衣警衛馬上製止進入。我那次因割痔瘡，和李以劻與25軍軍長陳士章一同去住過那所病房，我一看到那塊門簾布，立刻感到我們這些有思想病的人比那些皮膚病人、霍亂病人更能使人害怕，這種隔離是完全必要的，但說我們這種病是屬於傳染病一類的，我就感到有點刺激了。我們自己時時刻刻都在想醫治自己思想上的毛病，直率點說就是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希望早日清除，哪還會想去傳染給別人呢！我住過一星期醫院後，曾把我這一思想向管理人員說出過，以後不知道是否把“傳染病”三個字省掉沒有，因我此後再沒有去住過院了。
晚晴
李以劻經過一個多月的住院治療，神經分裂症居然好了。管理所為了鞏固他治療的效果，出了一手令人欽佩的高招，讓他當學習組組長，使他的腦子集中到學習方麵去，同時也說明這是對他的一種信任的表示。這一著真靈，所以李以劻除了在戰犯所當學習組長外，特赦後在京特赦戰犯去紅星公社勞動鍛鍊一年，他還是當學習組長。
過了幾年後他才告訴我，他犯病有兩個原因，一是受刺激，明明是投誠的，政府不承認，犯人更是冷言冷語刺激他，思想上想不通而牴觸；另一個是思家成病，他和他夫人邱文升感情很好，他到福州去不久，便把夫人和小孩送去香港，如果作為投誠人員早就可以和家人團聚，至少可以通訊，當成戰犯後就與家人音信隔絕，所以愈想愈苦悶，兩個原因一加起來，病就來了。
不過現在李以劻將軍不但平反作為投誠將領，而且巳當上全國政協委員了。更使他感興趣的是家人團聚，他的夫人一直是在守著他，而且兩個孩子都很不錯，目前他和夫人正在歡度幸福的晚年，再也不會犯病了。
章微寒願當小木匠
軍統上校
在戰犯管理所中，大家叫章微寒的時候，既不叫他的代號0044，也不喊他的名字，而總是親切地叫他一聲“小木匠”，他也欣然答應。
是不是因他年齡小而叫他小木匠呢？不是！他的年齡比我還大好幾歲，隻是他身材矮小，不過矮得均勻，不像有些矮子，頭和上身均正常而腿子卻生得短，他卻是全身皆短小，所以看上去有點像小孩。最有趣的是他寫的字也像小孩寫的一樣，據說這是什麽“童貞體”。
章微寒是北京戰犯管理所中僅有的一位上校級軍銜的軍統浙江省站站長。和他同時於1933年在浙江警官學校正科畢業後、又轉入戴笠辦的特訓班受訓的同學，在其他軍事機關或部隊工作的毛森等早已當上了將軍；在警察部門工作的，也有不少是大城市的警察局長了。因他一直在軍統中工作，所以晉級很慢，直到解放前當了站長，還隻是一個上校。但公安部門一向把軍統特務的級別總是提高一級來對待，所以他雖是上校，也還是和國民黨的將軍們一起，作為戰犯來改造。還有一說：他是在解放後自首投誠的，雖犯了錯誤，還是對他有所照顧，所以把他選到北京來。
我和他私交一向很好，所以在北京重逢後，暗地裏是無話不談，他不防範我，我也信得過他。這種交情在改造過程中能長期保持，不因為想表現自己進步而把對方和自己談的知心話揭露出來，是要有相當情義的。
我早就聽說他在浙江解放後去自首報到了，毛人鳳在昆明我家住的時候曾痛罵過他。我便問他為什麽自首了還要送北京改造？他在回答我的時候，第一次是言不由衷地說：“這是不幸中之大幸，如不改造，包準當了右派！”我一聽就知道這是冠冕堂皇的話，我不再追問，而是在他問到我的時候，我便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情況和牴觸情緒和盤托出。隔了一段時期，他便主動把他自首之後又坐牢的經過一件一件詳細告訴我了。
李以劻犯神經分裂症，這與一般人說錯話不同，他是憋了一肚子氣，因有些人諷刺他，說他是冒充投誠人員想當官而不想接受思想改造等許多難聽的話，所以越想越氣，後來發展到有點語無倫次，有時甚至白天見鬼，一會說床鋪下麵有什麽人在叫他，一會又是門背後有人向他招手，管理所前領導和他談過幾次話，也不能和那些假裝神經病的人一樣，很快恢復正常。
傳染
經過一番了解和研究之後，管理所決定送他去北京市的復興醫院住院治療。這是一所中型醫院，設備相當好，原來叫公安醫院，因為衛生部決定把所有部、會的醫院都對外開放，附近居民都可以去就醫，這樣才以地為名，改為復興醫院，因院部在復興下]外。
這所醫院三樓有一部分是專門為犯人住院治病的房間，它與一般病房是分開的，有一個小門單獨出入，門上掛了一塊“傳染病隔離病房”黑底白字門簾，所以別的病人不會走進去，即使好奇走進去，門簾一掀，正對麵就有一位便衣警衛馬上製止進入。我那次因割痔瘡，和李以劻與25軍軍長陳士章一同去住過那所病房，我一看到那塊門簾布，立刻感到我們這些有思想病的人比那些皮膚病人、霍亂病人更能使人害怕，這種隔離是完全必要的，但說我們這種病是屬於傳染病一類的，我就感到有點刺激了。我們自己時時刻刻都在想醫治自己思想上的毛病，直率點說就是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希望早日清除，哪還會想去傳染給別人呢！我住過一星期醫院後，曾把我這一思想向管理人員說出過，以後不知道是否把“傳染病”三個字省掉沒有，因我此後再沒有去住過院了。
晚晴
李以劻經過一個多月的住院治療，神經分裂症居然好了。管理所為了鞏固他治療的效果，出了一手令人欽佩的高招，讓他當學習組組長，使他的腦子集中到學習方麵去，同時也說明這是對他的一種信任的表示。這一著真靈，所以李以劻除了在戰犯所當學習組長外，特赦後在京特赦戰犯去紅星公社勞動鍛鍊一年，他還是當學習組長。
過了幾年後他才告訴我，他犯病有兩個原因，一是受刺激，明明是投誠的，政府不承認，犯人更是冷言冷語刺激他，思想上想不通而牴觸；另一個是思家成病，他和他夫人邱文升感情很好，他到福州去不久，便把夫人和小孩送去香港，如果作為投誠人員早就可以和家人團聚，至少可以通訊，當成戰犯後就與家人音信隔絕，所以愈想愈苦悶，兩個原因一加起來，病就來了。
不過現在李以劻將軍不但平反作為投誠將領，而且巳當上全國政協委員了。更使他感興趣的是家人團聚，他的夫人一直是在守著他，而且兩個孩子都很不錯，目前他和夫人正在歡度幸福的晚年，再也不會犯病了。
章微寒願當小木匠
軍統上校
在戰犯管理所中，大家叫章微寒的時候，既不叫他的代號0044，也不喊他的名字，而總是親切地叫他一聲“小木匠”，他也欣然答應。
是不是因他年齡小而叫他小木匠呢？不是！他的年齡比我還大好幾歲，隻是他身材矮小，不過矮得均勻，不像有些矮子，頭和上身均正常而腿子卻生得短，他卻是全身皆短小，所以看上去有點像小孩。最有趣的是他寫的字也像小孩寫的一樣，據說這是什麽“童貞體”。
章微寒是北京戰犯管理所中僅有的一位上校級軍銜的軍統浙江省站站長。和他同時於1933年在浙江警官學校正科畢業後、又轉入戴笠辦的特訓班受訓的同學，在其他軍事機關或部隊工作的毛森等早已當上了將軍；在警察部門工作的，也有不少是大城市的警察局長了。因他一直在軍統中工作，所以晉級很慢，直到解放前當了站長，還隻是一個上校。但公安部門一向把軍統特務的級別總是提高一級來對待，所以他雖是上校，也還是和國民黨的將軍們一起，作為戰犯來改造。還有一說：他是在解放後自首投誠的，雖犯了錯誤，還是對他有所照顧，所以把他選到北京來。
我和他私交一向很好，所以在北京重逢後，暗地裏是無話不談，他不防範我，我也信得過他。這種交情在改造過程中能長期保持，不因為想表現自己進步而把對方和自己談的知心話揭露出來，是要有相當情義的。
我早就聽說他在浙江解放後去自首報到了，毛人鳳在昆明我家住的時候曾痛罵過他。我便問他為什麽自首了還要送北京改造？他在回答我的時候，第一次是言不由衷地說：“這是不幸中之大幸，如不改造，包準當了右派！”我一聽就知道這是冠冕堂皇的話，我不再追問，而是在他問到我的時候，我便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情況和牴觸情緒和盤托出。隔了一段時期，他便主動把他自首之後又坐牢的經過一件一件詳細告訴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