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是少見而多怪的關係吧！廣東人吃龍蚤、禾蟲一類東西是習以為常的事，而沒有見過的人便大驚小怪，那天圍著他看的人不少便問他：這些小馬蜂是什麽滋味？他一邊吃一邊連連點頭：“好吃得很！”打從那次以後，便有不少人到處尋找馬蜂窩送給他，看著他美餐一頓。從此有些人對他便另眼相看，“另眼”看到什麽程度，估計有點像阿q進了一趟城，再回到未莊時差不多吧！
李以劻是廣東電白縣人氏，也有點像覃道善一樣，是一個命大福大的人。此人是少年得誌，20多歲便當上了校級軍官，在19路軍中當到了營長。“福建事變”，19路軍被中央軍打垮之後，19路軍的將領大都逃往香港等地，少數投降到國民黨做官去了，而被國民黨俘虜的校級軍官則挑選了一批送到中央軍校高教班去受訓，當時等於是賞穿黃馬褂差不多的美事。李以劻由於命大福大，當了俘虜後，反而有機會當了蔣介石的學生，並且能和黃埔一期畢業的杜聿明同期同隊，這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由於他年輕，能從19路軍投向中央，這是時來運轉的難得機會。高教班畢業後，他又考上了陸軍大學，從此便青雲直上了。
監軍
1948年，他已當了中華民國總統府參軍處高級參謀，以後又升任為總統府參軍。淮海戰役中，他被蔣特派為戰地視察官，這等於過去皇帝派出去的“監軍”差不多，主要是去視察戰場紀律和徐州“剿總”指揮情況與部隊戰力、戰果及士氣等等。
他雖然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淮海戰役，踏遍了杜聿明所指揮的幾個兵團的防地，由於和杜聿明是高教班的同學，所以杜對他的工作多方麵支持，但到最後連杜聿明和黃維等都被活捉去了，他卻能安然無恙回到了南京，這不能不說他是命大福大了。
1940年l月20日，“蔣下李上”（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他也離開了總統府而隨同朱紹良去福州，改任第五軍中將副軍長兼50師師長。福州解放時朱紹良早已“腳底板抹油”——溜走了，他便收拾福州綏靖公署一些直屬部隊，加上自己率領的殘部，在走投無路時向解放軍投誠。由於當時情況很亂，他投誠也沒有什麽經驗，平生是破題兒第一遭，加上一些人反對他投誠，而投誠後的部隊又有一小部分反水，他經過一段時期的優待，便被送到華東解放軍官訓練團去“受訓”了。這個團的名稱看起來似乎是訓練解放軍軍官的，但其中是少了一軍字，這一字之差性質就大不相同了。它之被稱為“解放軍官”而不稱為“解放軍軍官”就是專收容被俘的國民黨軍官，這是第三野與其它一、二、四野戰軍對待被俘國民黨軍官不同的地方。三野對被俘的國民黨軍官不但生活待遇好，每月和解放軍士兵一樣有5元零花錢，而且按時按季發給與解放軍一樣的衣服、鞋襪、被褥及日用品等，隻是帽上沒有紅五星，所以連名稱也隻有一字之差。據說當時四野最差，許多被俘的高級軍政人員都受長期手鐐腳銬。四野司令員林彪雖是黃埔四期畢業的，但他從來沒有接見過被俘的黃埔同學，如果說他是“作賊心虛”未免說得太早，他有野心當主席那是以後的發展，在爭奪天下時，他之從不接見被俘的黃埔同學，據說他是為了表示與過去早已一刀兩斷，不拉舊關係，也不搞什麽統戰工作，其實是臭架子擺得太大的緣故。二野的陳賡大將不但肯接見被俘的黃埔軍校畢業的軍官，還邀請他同期同學的在押戰俘到監獄外邊去吃飯，也沒有人扣他什麽“敵我不分”的大帽子。連周總理也和特赦的黃埔畢業學生講師生關係嘛！
李以劻在解放軍官訓練團（以後從蘇州遷到濟南，改為解放軍官管訓處，也比叫“監獄”好聽得多）一直是受到優待的。我曾問過他，為什麽投誠人員沒有按政策作為投誠人員處理而和戰俘在一起改造呢？
受誣
他在回答我這一問題時總是有點感到憤慨，主要是說福州綏靖公署一個警衛團長不贊成他去投誠，等到他投誠以後，那個團長又說他投誠是假，乘機想反抗是真，加上有幾家報刊刊出他投誠的消息，又有的報刊說他是被俘的，特別使他不愉快的是有一份畫報上刊出被俘的國民黨將領中也刊了他的照片。等到野戰軍改組為軍區，許多檔案不易查出來，所以他一直拖到特赦之後好久才查明他是投誠的，才把他的特赦令收回，給他換了一張投誠將領的證明書。
由於長期使他不愉快，所以他神經上受到不少刺激。在戰犯管理所中真正犯過神經分裂症的卻隻有他一個人，別的戰犯也有的胡言亂語過，那是裝瘋賣傻，因為說話不當心犯了錯誤，怕人批鬥，更怕教人檢舉，無限上綱上線，扣大帽子，不如先發製人，故意裝成神經失常。因為神經不正常的人說的話或幹過什麽壞事，是可以不受法律處分或減輕處分的，遇到這種情況，往往是管理所的負責人在聽完匯報，隻幾句話就能使這種假裝神經病而企圖逃避責任的人一下子就神經正常了。
裝瘋
幾句什麽話呢？這倒有記一記的必要。
每當有人發過牢騷，罵過人，而涉及到對共產黨不滿或懷念過去等的時候，一經別人指出這是原則性問題，也可能是按照中醫的說法叫“痰迷心竅”導致神經失常或是叫“急火攻心”，總之是一樣固受刺激或恐懼而發生的現象，用戰犯們扣帽子的說法，則叫做：“有嚴重思想問題，企圖裝病過關。”
李以劻是廣東電白縣人氏，也有點像覃道善一樣，是一個命大福大的人。此人是少年得誌，20多歲便當上了校級軍官，在19路軍中當到了營長。“福建事變”，19路軍被中央軍打垮之後，19路軍的將領大都逃往香港等地，少數投降到國民黨做官去了，而被國民黨俘虜的校級軍官則挑選了一批送到中央軍校高教班去受訓，當時等於是賞穿黃馬褂差不多的美事。李以劻由於命大福大，當了俘虜後，反而有機會當了蔣介石的學生，並且能和黃埔一期畢業的杜聿明同期同隊，這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由於他年輕，能從19路軍投向中央，這是時來運轉的難得機會。高教班畢業後，他又考上了陸軍大學，從此便青雲直上了。
監軍
1948年，他已當了中華民國總統府參軍處高級參謀，以後又升任為總統府參軍。淮海戰役中，他被蔣特派為戰地視察官，這等於過去皇帝派出去的“監軍”差不多，主要是去視察戰場紀律和徐州“剿總”指揮情況與部隊戰力、戰果及士氣等等。
他雖然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淮海戰役，踏遍了杜聿明所指揮的幾個兵團的防地，由於和杜聿明是高教班的同學，所以杜對他的工作多方麵支持，但到最後連杜聿明和黃維等都被活捉去了，他卻能安然無恙回到了南京，這不能不說他是命大福大了。
1940年l月20日，“蔣下李上”（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他也離開了總統府而隨同朱紹良去福州，改任第五軍中將副軍長兼50師師長。福州解放時朱紹良早已“腳底板抹油”——溜走了，他便收拾福州綏靖公署一些直屬部隊，加上自己率領的殘部，在走投無路時向解放軍投誠。由於當時情況很亂，他投誠也沒有什麽經驗，平生是破題兒第一遭，加上一些人反對他投誠，而投誠後的部隊又有一小部分反水，他經過一段時期的優待，便被送到華東解放軍官訓練團去“受訓”了。這個團的名稱看起來似乎是訓練解放軍軍官的，但其中是少了一軍字，這一字之差性質就大不相同了。它之被稱為“解放軍官”而不稱為“解放軍軍官”就是專收容被俘的國民黨軍官，這是第三野與其它一、二、四野戰軍對待被俘國民黨軍官不同的地方。三野對被俘的國民黨軍官不但生活待遇好，每月和解放軍士兵一樣有5元零花錢，而且按時按季發給與解放軍一樣的衣服、鞋襪、被褥及日用品等，隻是帽上沒有紅五星，所以連名稱也隻有一字之差。據說當時四野最差，許多被俘的高級軍政人員都受長期手鐐腳銬。四野司令員林彪雖是黃埔四期畢業的，但他從來沒有接見過被俘的黃埔同學，如果說他是“作賊心虛”未免說得太早，他有野心當主席那是以後的發展，在爭奪天下時，他之從不接見被俘的黃埔同學，據說他是為了表示與過去早已一刀兩斷，不拉舊關係，也不搞什麽統戰工作，其實是臭架子擺得太大的緣故。二野的陳賡大將不但肯接見被俘的黃埔軍校畢業的軍官，還邀請他同期同學的在押戰俘到監獄外邊去吃飯，也沒有人扣他什麽“敵我不分”的大帽子。連周總理也和特赦的黃埔畢業學生講師生關係嘛！
李以劻在解放軍官訓練團（以後從蘇州遷到濟南，改為解放軍官管訓處，也比叫“監獄”好聽得多）一直是受到優待的。我曾問過他，為什麽投誠人員沒有按政策作為投誠人員處理而和戰俘在一起改造呢？
受誣
他在回答我這一問題時總是有點感到憤慨，主要是說福州綏靖公署一個警衛團長不贊成他去投誠，等到他投誠以後，那個團長又說他投誠是假，乘機想反抗是真，加上有幾家報刊刊出他投誠的消息，又有的報刊說他是被俘的，特別使他不愉快的是有一份畫報上刊出被俘的國民黨將領中也刊了他的照片。等到野戰軍改組為軍區，許多檔案不易查出來，所以他一直拖到特赦之後好久才查明他是投誠的，才把他的特赦令收回，給他換了一張投誠將領的證明書。
由於長期使他不愉快，所以他神經上受到不少刺激。在戰犯管理所中真正犯過神經分裂症的卻隻有他一個人，別的戰犯也有的胡言亂語過，那是裝瘋賣傻，因為說話不當心犯了錯誤，怕人批鬥，更怕教人檢舉，無限上綱上線，扣大帽子，不如先發製人，故意裝成神經失常。因為神經不正常的人說的話或幹過什麽壞事，是可以不受法律處分或減輕處分的，遇到這種情況，往往是管理所的負責人在聽完匯報，隻幾句話就能使這種假裝神經病而企圖逃避責任的人一下子就神經正常了。
裝瘋
幾句什麽話呢？這倒有記一記的必要。
每當有人發過牢騷，罵過人，而涉及到對共產黨不滿或懷念過去等的時候，一經別人指出這是原則性問題，也可能是按照中醫的說法叫“痰迷心竅”導致神經失常或是叫“急火攻心”，總之是一樣固受刺激或恐懼而發生的現象，用戰犯們扣帽子的說法，則叫做：“有嚴重思想問題，企圖裝病過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