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間，他由江西省主席調任四川省主席，據他自己說，這是蔣老先生為了想把四川再次作為他的根據地和大後方，像抗日戰爭時期一樣，還可以依靠這天府之國和天險，和共產黨周旋十年八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又可以一統天下。把他調任四川省主席，主要因他是四川人，在四川方麵有相當的社會基礎，由他主川，可謂“得人和”。結果卻恰恰相反，因為他一身驕傲，看不起人，他到四川接任主席的當天，就有人在大街上貼標語反對他。四川軍閥中夠省主席資格的人有好幾個，早就想登上這一寶座。很清楚，這些人肯定在暗中和他搗亂，再加上不久張群就接替朱紹良當上了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成了他的頂頭上司，他一向不看重這位“華陽相國”（張群是四川華陽縣人，當過行政院長，所以一般人尊稱他為“華陽相國”），兩人之間矛盾很多。蔣老先生原意是以為用他回川在人事上一定可以處理得好，結果恰恰相反，他回川一年多，弄得到處樹敵。
等到1949年12月1日，蔣介石、閻錫山、張群、顧祝同等從重慶逃到成都，還想設立臨時指揮部，由胡宗南的殘部先在成都附近打一次“漂亮的仗”，阻止解放軍的三麵包圍夾擊，再從容逃往西昌，以待國際變化。
王陵基回憶起這段往事時，很感慨地說：“誰也沒有料到，不到十天，成都已亂成一團，蔣介石等都先後飛走了。我一看不對，便在12月12日那天也悄悄離開成都，蔣臨走前撥給我幾萬兩黃金，我也無法處理，除了拿一千多兩存在一個親戚家中外，便準備先逃到西昌，再設法去台灣。我到邛崍縣的時候，聽說李文兵團已向解放軍投誠，我怕李文把我拿去當禮品，便連夜隻身逃走，連終日跟在我身邊一個副官我也甩掉，因兩個人在一起，被盤問起來容易出破綻，我把平日戴的一副墨晶近視眼鏡也摘下來丟掉。結果被解放軍擋住，我說是縣政府辦文墨的小職員，叫戴正名，意思是等待時機才正式拿出我的名字來。他們看我年紀大，又是深度近視，走不動路，便不注意我，我便趁機溜走，在洪雅一處鄉下，找到一個小廟暫時住了下來。
“我記得那個廟叫仙鶴寺，快到過春節了，廟裏的和尚問我會不會寫春聯，我一時興起，便給他們寫了一副，上聯是‘仙鶴飛來定卜地靈人傑’，下聯是‘神威浩蕩信能國泰民安’，我還把一線翻身希望寄託到菩薩身上呢！沒想到春聯貼出去，附近許多居民看我的字寫得好，都找我來寫春聯，我怕被人發覺，又溜走了。
“我從洪雅搭便船去嘉定，還到樂山老家門口和我家開設在樂山大街上的久成元綢緞店都去看了一下，因我鬍子很長，又穿得很破舊，許多熟人迎麵而來都沒有認出我，一直等我找到宜賓一個親戚家住下來才被人懷疑。我又趕忙從宜賓乘船準備去重慶，在江安時被我過去任第3師師長時一個老部下發覺，他一檢舉我，我知道再也無法隱瞞，就自己坦白承認是王陵基。擔任檢查的解放軍很高興，非常客氣地把我護送到重慶。
“在船上，我聽到很多老百姓都在議論，說：‘王靈官被搜查出來了！’還有不少人說：‘這傢夥一回四川當主席，我們就看出國民黨要完蛋了，四川戲到煞角（結束）時，總是要叫靈官出來掃一掃台，表示戲演完了，沒有想到這次掃的是這麽大的戲台，王靈官也夠神氣了！’”
王陵基這段話剛一講完，急性子徐遠舉便指著宋希濂、鍾彬說：“四川老百姓不但早說過王靈官回川掃台，許多人還說你們兩人是給國民黨送（宋）終（鍾）來的呢！真太湊巧，想不到‘掃台’和‘送終’的都湊在一起了！”那好，我們就聽聽他們是怎樣給國民政府送終的吧！
忽聞楚歌，宋希濂一敗塗地
國民黨名將宋希濂，是黃埔一期學生中年紀較輕的一個，是蔣老先生的得意門生，曾派去日本留學，30歲左右就晉升到了拱衛南京的36師師長。多年來，他隨蔣南征北戰，曾屢建功勳，被人稱為青年得誌的將軍；但一談到他最後為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而送終時，也是感慨萬千。他說：“1949年這一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國民黨對大陸統治完蛋的一年。在這一年裏我父親死了，妻子也死了。自己屢屢打敗仗，弄得身敗名裂，家破人亡。雖然我那年才42歲，不但兩鬢開始花白，頭髮也脫掉不少，幾乎一切事皆不如意，弄得心力交瘁，意趣索然，所以我在當年石達開被活捉的大渡河被活捉時，是決心一死的，感到將來當俘虜，是多麽可恥！當解放軍正四麵把我包圍著、自知已走投無路時，便抽出手槍，朝著腦袋正要開槍時，我的警衛團一個親信排長袁定侯，一下把我的槍枝奪去，抱著我哭了起來。一會兒功夫，解放軍就過來了。開始他們在清查誰是宋希濂的時候，我的部下沒有一個人做聲，最後是一個叫王尚述的蘇北人，他是解放軍1948年9月間派遣打入我在衡陽辦的軍政幹部學校，後被人發覺，許多人都主張槍斃他，我看他很年輕有為，認為隻要肯認錯悔改就行了，並把他留在幹校工作。正當解放軍認不出我的時候，他忽然走過來向我敬禮，並說解放軍優待俘虜，對高級將領會更加優待，要我不用擔心，我當然隻好承認我是宋希濂了。”
等到1949年12月1日，蔣介石、閻錫山、張群、顧祝同等從重慶逃到成都，還想設立臨時指揮部，由胡宗南的殘部先在成都附近打一次“漂亮的仗”，阻止解放軍的三麵包圍夾擊，再從容逃往西昌，以待國際變化。
王陵基回憶起這段往事時，很感慨地說：“誰也沒有料到，不到十天，成都已亂成一團，蔣介石等都先後飛走了。我一看不對，便在12月12日那天也悄悄離開成都，蔣臨走前撥給我幾萬兩黃金，我也無法處理，除了拿一千多兩存在一個親戚家中外，便準備先逃到西昌，再設法去台灣。我到邛崍縣的時候，聽說李文兵團已向解放軍投誠，我怕李文把我拿去當禮品，便連夜隻身逃走，連終日跟在我身邊一個副官我也甩掉，因兩個人在一起，被盤問起來容易出破綻，我把平日戴的一副墨晶近視眼鏡也摘下來丟掉。結果被解放軍擋住，我說是縣政府辦文墨的小職員，叫戴正名，意思是等待時機才正式拿出我的名字來。他們看我年紀大，又是深度近視，走不動路，便不注意我，我便趁機溜走，在洪雅一處鄉下，找到一個小廟暫時住了下來。
“我記得那個廟叫仙鶴寺，快到過春節了，廟裏的和尚問我會不會寫春聯，我一時興起，便給他們寫了一副，上聯是‘仙鶴飛來定卜地靈人傑’，下聯是‘神威浩蕩信能國泰民安’，我還把一線翻身希望寄託到菩薩身上呢！沒想到春聯貼出去，附近許多居民看我的字寫得好，都找我來寫春聯，我怕被人發覺，又溜走了。
“我從洪雅搭便船去嘉定，還到樂山老家門口和我家開設在樂山大街上的久成元綢緞店都去看了一下，因我鬍子很長，又穿得很破舊，許多熟人迎麵而來都沒有認出我，一直等我找到宜賓一個親戚家住下來才被人懷疑。我又趕忙從宜賓乘船準備去重慶，在江安時被我過去任第3師師長時一個老部下發覺，他一檢舉我，我知道再也無法隱瞞，就自己坦白承認是王陵基。擔任檢查的解放軍很高興，非常客氣地把我護送到重慶。
“在船上，我聽到很多老百姓都在議論，說：‘王靈官被搜查出來了！’還有不少人說：‘這傢夥一回四川當主席，我們就看出國民黨要完蛋了，四川戲到煞角（結束）時，總是要叫靈官出來掃一掃台，表示戲演完了，沒有想到這次掃的是這麽大的戲台，王靈官也夠神氣了！’”
王陵基這段話剛一講完，急性子徐遠舉便指著宋希濂、鍾彬說：“四川老百姓不但早說過王靈官回川掃台，許多人還說你們兩人是給國民黨送（宋）終（鍾）來的呢！真太湊巧，想不到‘掃台’和‘送終’的都湊在一起了！”那好，我們就聽聽他們是怎樣給國民政府送終的吧！
忽聞楚歌，宋希濂一敗塗地
國民黨名將宋希濂，是黃埔一期學生中年紀較輕的一個，是蔣老先生的得意門生，曾派去日本留學，30歲左右就晉升到了拱衛南京的36師師長。多年來，他隨蔣南征北戰，曾屢建功勳，被人稱為青年得誌的將軍；但一談到他最後為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而送終時，也是感慨萬千。他說：“1949年這一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國民黨對大陸統治完蛋的一年。在這一年裏我父親死了，妻子也死了。自己屢屢打敗仗，弄得身敗名裂，家破人亡。雖然我那年才42歲，不但兩鬢開始花白，頭髮也脫掉不少，幾乎一切事皆不如意，弄得心力交瘁，意趣索然，所以我在當年石達開被活捉的大渡河被活捉時，是決心一死的，感到將來當俘虜，是多麽可恥！當解放軍正四麵把我包圍著、自知已走投無路時，便抽出手槍，朝著腦袋正要開槍時，我的警衛團一個親信排長袁定侯，一下把我的槍枝奪去，抱著我哭了起來。一會兒功夫，解放軍就過來了。開始他們在清查誰是宋希濂的時候，我的部下沒有一個人做聲，最後是一個叫王尚述的蘇北人，他是解放軍1948年9月間派遣打入我在衡陽辦的軍政幹部學校，後被人發覺，許多人都主張槍斃他，我看他很年輕有為，認為隻要肯認錯悔改就行了，並把他留在幹校工作。正當解放軍認不出我的時候，他忽然走過來向我敬禮，並說解放軍優待俘虜，對高級將領會更加優待，要我不用擔心，我當然隻好承認我是宋希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