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誤會鬧笑話
徐遠舉在沒有送往北京之前，在重慶戰犯管理所還鬧了一次大笑話。有天，一位年輕的女幹部去找他問問解放前重慶被捕的中共地下黨員中有哪些叛變了，要搞一些核對工作。他們談話的時候，那位女幹部曾表示和他談完後，還要找另一人談。徐遠舉便在和她談了一個多小時之後，站在窗口高聲喊了一句：“××快點來，我已搞完了，你快點來搞吧！”那位女幹部立即羞得滿臉通紅，桌子一拍：“徐遠舉！你亂喊什麽？”徐還不知道為了什麽會使好那樣生氣，又補上一句：“我們搞完了，喊他來搞。”她更氣得不得了，管理所的負責人趕忙跑來一問，才向對方解釋這是誤會，因為我們習慣了把做什麽、談什麽等都稱為“搞”，而有些地方的方言卻把這個“搞”指為男女之間的事，說明這是方言的誤會。那位女幹部還是氣呼呼的，管理所的負責人連忙舉出了另一種因方言發生誤會的事來證實徐遠舉不是故意來占她的便宜：有一次一位四川女幹部在釘釘子，找不到什麽東西好敲釘子，有個戰犯便用討好的口吻對她說：“我去把錘子拿給你用。”那位女幹部也氣得大發雷霆，說他有意侮辱她，後來才弄明白，原來四川人把男性那傢夥叫“錘子”，而把錘東西用的錘子叫“釘錘”。
世界上的事真是無獨有偶，徐遠舉鬧過笑話後，郭仲容接著又鬧出一次笑話來。郭仲容是在抗日戰爭期間，隨徐復觀一同派往延安，擔任國民黨軍令部第二廳派駐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的聯絡參謀，徐復觀做了一段時期不願再去，郭仲容便被提升為少將，接替徐的職務。他在延安住了好幾年，經常受到毛澤東、朱德、賀龍等人的款待，也不斷送些中共的文件讓他看看，在這些中共領導人耳提麵命之下，此君思想絲毫未有改變，解放前夕，他拚命地反共，被俘後也被集中到戰犯管理所改造。原來我們都以為共產黨不講私交，隻講階級仇恨，以後發現並不是絕對的。有一次，中共高級軍事領導人陳賡大將去重慶看守所，看望和他在黃埔第一期的同學宋希濂、曾擴情、國民黨兵團司令鍾彬、漢中警備司令劉進四人，並請他們吃過飯。賀龍元帥也去看過我們，並問過我們生活怎樣，有什麽困難？而認識郭仲容的一些在延安工作過的人，一到重慶也總去看看他，和他聊上幾句。有天中午，郭仲容在睡午覺，有一男一女去看他，見他睡了，就沒有叫醒他走了。他們剛一走，郭便醒了，知道有人去看他，就趕快站在窗口大叫：“請那位男先生回來！”結果沒有叫到，因他們已走得相當遠了。一會兒，管理所的人便來責問郭仲容：“你亂叫什麽男先生？”郭回答說：我們不能和你們一樣稱呼他為同誌，不叫先生又叫什麽？那位幹部便告訴我們一個新名稱：“首長！”以後凡是來看望我們的“首長”，多半都是中共的高幹，對我們都很客氣，也不裝模作樣擺出一副勝利者的驕傲姿態，望之令人生畏，大都是和顏悅色地和我們談上幾句，有安慰、有勉勵，很少板起麵孔教訓一頓。相反是那些年輕黨齡短的中下級幹部，對我們卻是以“左”的麵貌來表現出他的階級立場，如果不板麵孔，好像就不足以劃清和我們之間的界限似的。甚至認為如果和我們聊聊閑天，就會受到我們的傳染變成反動派。所以那些職位越低、黨齡越短的幹部，見了我們總是“視而不見”。我們這些人也了解他們越“左”越好的心理，報之以“相應不理”，一般都沒有向這一類“小字輩”低三下四。
思想改造為主
勞動改造為輔
學縫紉從頭做起
毛澤東所製訂的“改造政策”中有那麽一條“經過勞動改造，使之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各地的勞動農場對被俘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一般都認真執行了這一政策。而戰犯管理所的上層領導——公安部，則在改造戰犯時對這一條採取了比較靈活的辦法。因為要使這些人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那就連一個月16元的夥食費都掙不到。但中央的規定又不能不執行，所以在集中改造後，對戰犯們是以思想改造為主，勞動改造為輔，開始更隻是象徵性地勞動一下，以示“思想改造與勞動改造相結合”。
我1956年從重慶轉送到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改成的北京戰犯管理所不久，在從華北、東北等地參觀回來後，所方宣布要在每一星期中，從事一定時間的勞動，如縫紉、理髮、洗滌、挑飯菜開水等，並採取“自動報名，量力而為”的辦法，聽憑自己選擇一項或兩項，自己認為身體不好或對這些不感興趣時也可以不參加。規定雖然說“可以不參加”，但誰都知道一項都不參加，管理人員即使不說什麽，而一些想求表現的“同學”也決不會不利用這一機會來“幫助”一番的，所以哪怕是不願意或身體不太好的，也得象徵性地參加一項。如兵團司令劉嘉樹就對我說：“你不要以為說‘可以不參加’，你要真的不參加，到時用棉花也塞不住耳朵（指‘同學’的批評）。”所以他便報名參加縫紉組從事鋪棉花、補破衣褲等最輕微的勞動，我也報名參加了縫紉組。後來理髮組成立後，隻有代理過山東省主席的牟中珩一人報名，因為他過去在山東監獄時學過一點理髮。他便動員我參加這個組，因為這和縫紉組工作不衝突，隻有每星期日理一次。我開始不大願意，因給人理髮太髒，站著工作也累；他勸我說，久了就習慣了，我隻好同意也參加這個組。
徐遠舉在沒有送往北京之前，在重慶戰犯管理所還鬧了一次大笑話。有天，一位年輕的女幹部去找他問問解放前重慶被捕的中共地下黨員中有哪些叛變了，要搞一些核對工作。他們談話的時候，那位女幹部曾表示和他談完後，還要找另一人談。徐遠舉便在和她談了一個多小時之後，站在窗口高聲喊了一句：“××快點來，我已搞完了，你快點來搞吧！”那位女幹部立即羞得滿臉通紅，桌子一拍：“徐遠舉！你亂喊什麽？”徐還不知道為了什麽會使好那樣生氣，又補上一句：“我們搞完了，喊他來搞。”她更氣得不得了，管理所的負責人趕忙跑來一問，才向對方解釋這是誤會，因為我們習慣了把做什麽、談什麽等都稱為“搞”，而有些地方的方言卻把這個“搞”指為男女之間的事，說明這是方言的誤會。那位女幹部還是氣呼呼的，管理所的負責人連忙舉出了另一種因方言發生誤會的事來證實徐遠舉不是故意來占她的便宜：有一次一位四川女幹部在釘釘子，找不到什麽東西好敲釘子，有個戰犯便用討好的口吻對她說：“我去把錘子拿給你用。”那位女幹部也氣得大發雷霆，說他有意侮辱她，後來才弄明白，原來四川人把男性那傢夥叫“錘子”，而把錘東西用的錘子叫“釘錘”。
世界上的事真是無獨有偶，徐遠舉鬧過笑話後，郭仲容接著又鬧出一次笑話來。郭仲容是在抗日戰爭期間，隨徐復觀一同派往延安，擔任國民黨軍令部第二廳派駐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的聯絡參謀，徐復觀做了一段時期不願再去，郭仲容便被提升為少將，接替徐的職務。他在延安住了好幾年，經常受到毛澤東、朱德、賀龍等人的款待，也不斷送些中共的文件讓他看看，在這些中共領導人耳提麵命之下，此君思想絲毫未有改變，解放前夕，他拚命地反共，被俘後也被集中到戰犯管理所改造。原來我們都以為共產黨不講私交，隻講階級仇恨，以後發現並不是絕對的。有一次，中共高級軍事領導人陳賡大將去重慶看守所，看望和他在黃埔第一期的同學宋希濂、曾擴情、國民黨兵團司令鍾彬、漢中警備司令劉進四人，並請他們吃過飯。賀龍元帥也去看過我們，並問過我們生活怎樣，有什麽困難？而認識郭仲容的一些在延安工作過的人，一到重慶也總去看看他，和他聊上幾句。有天中午，郭仲容在睡午覺，有一男一女去看他，見他睡了，就沒有叫醒他走了。他們剛一走，郭便醒了，知道有人去看他，就趕快站在窗口大叫：“請那位男先生回來！”結果沒有叫到，因他們已走得相當遠了。一會兒，管理所的人便來責問郭仲容：“你亂叫什麽男先生？”郭回答說：我們不能和你們一樣稱呼他為同誌，不叫先生又叫什麽？那位幹部便告訴我們一個新名稱：“首長！”以後凡是來看望我們的“首長”，多半都是中共的高幹，對我們都很客氣，也不裝模作樣擺出一副勝利者的驕傲姿態，望之令人生畏，大都是和顏悅色地和我們談上幾句，有安慰、有勉勵，很少板起麵孔教訓一頓。相反是那些年輕黨齡短的中下級幹部，對我們卻是以“左”的麵貌來表現出他的階級立場，如果不板麵孔，好像就不足以劃清和我們之間的界限似的。甚至認為如果和我們聊聊閑天，就會受到我們的傳染變成反動派。所以那些職位越低、黨齡越短的幹部，見了我們總是“視而不見”。我們這些人也了解他們越“左”越好的心理，報之以“相應不理”，一般都沒有向這一類“小字輩”低三下四。
思想改造為主
勞動改造為輔
學縫紉從頭做起
毛澤東所製訂的“改造政策”中有那麽一條“經過勞動改造，使之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各地的勞動農場對被俘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一般都認真執行了這一政策。而戰犯管理所的上層領導——公安部，則在改造戰犯時對這一條採取了比較靈活的辦法。因為要使這些人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那就連一個月16元的夥食費都掙不到。但中央的規定又不能不執行，所以在集中改造後，對戰犯們是以思想改造為主，勞動改造為輔，開始更隻是象徵性地勞動一下，以示“思想改造與勞動改造相結合”。
我1956年從重慶轉送到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改成的北京戰犯管理所不久，在從華北、東北等地參觀回來後，所方宣布要在每一星期中，從事一定時間的勞動，如縫紉、理髮、洗滌、挑飯菜開水等，並採取“自動報名，量力而為”的辦法，聽憑自己選擇一項或兩項，自己認為身體不好或對這些不感興趣時也可以不參加。規定雖然說“可以不參加”，但誰都知道一項都不參加，管理人員即使不說什麽，而一些想求表現的“同學”也決不會不利用這一機會來“幫助”一番的，所以哪怕是不願意或身體不太好的，也得象徵性地參加一項。如兵團司令劉嘉樹就對我說：“你不要以為說‘可以不參加’，你要真的不參加，到時用棉花也塞不住耳朵（指‘同學’的批評）。”所以他便報名參加縫紉組從事鋪棉花、補破衣褲等最輕微的勞動，我也報名參加了縫紉組。後來理髮組成立後，隻有代理過山東省主席的牟中珩一人報名，因為他過去在山東監獄時學過一點理髮。他便動員我參加這個組，因為這和縫紉組工作不衝突，隻有每星期日理一次。我開始不大願意，因給人理髮太髒，站著工作也累；他勸我說，久了就習慣了，我隻好同意也參加這個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