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根據我的回憶和日記寫成的，其中有些地方“冒犯”了幾位“同學”，這不是我存心醜化他們，更不是借寫見聞作人身攻擊，希望文中涉及到的幾位“同學”，特別是他們的家屬給予原諒！
熟人見麵悲喜交集
首長客氣小官麵“左”
“你也來了！我還活著！”
1956年，戰犯們從各個監獄、勞改農場和看守所等處調集到一起的時候，許多熟人一見麵，無不感到驚詫和悲喜交集。因為在國內戰爭中，國民黨軍隊紛紛被擊潰後，被俘的高級軍官，大都是分別囚禁在各個不同地區，有的還被送到很遠的後方去了。如國民黨軍隊中有名的山東三李（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都是兵團司令一級的高級軍官），其中的李仙洲是在山東被俘卻被送到東北的佳木斯去囚禁。有的囚禁在同一地區同一監獄的單人房內，鄰居是什麽人？幾年來都不知道；所以一旦見麵，無不興奮異常。一些先去的，看到後去的熟人，見麵第一句話便是用驚詫的口吻高叫一聲：“你也來了！”有的見了老朋友、老同學和老同事、老長官、老部下，還禁不住很關懷地說上幾句：“真想不到你我還能見麵！”或說一聲：“想不到我們都還能活著！”說這些話的原因很簡單，因為1951年的鎮壓反革命的高潮中，被俘的國民黨的黨、政、軍、特人員，大批被槍斃了。當時謠言很多，我在“解放”初期，看到上海出的一本《人名字典》，便說杜聿明因為在“淮海戰役”中施放毒氣，他又是cp公開公布過的戰爭罪犯，所以在被俘後，便被“鎮壓”了。我1956年從重慶戰犯管理所送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時，看到他居然還活著，感到很奇怪。後來看到不少在謠傳中和國民黨報紙上曾刊登過“已被cp槍決”或“慘遭殺害”的康澤、範漢傑、廖耀湘等一大批“死去了”的人時，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些人真的還活著！
戰犯們集中後，便是互相交換自己被俘後的情況，有的在生活待遇上相當好，夥食是和解放軍高級軍官一樣吃“小灶飯”，有的卻又和勞改犯一樣，每天勞動十來個小時，吃的是和解放軍戰士一樣的“大鍋飯”。大多數是和我在重慶一樣吃“中灶飯”。而我在昆明監獄時，有家眷在昆明，還可以由家中送飯菜，大吃大喝，我當時因家眷全都送走了，便去揩老朋友們的油，天天吃他們的。如雲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滇越鐵路局局長唐宇縱、中央日報社副總編輯陸鏗、滇黔綏靖公署政工處長羅春波等，曾供應過我很長一段時間，直到“鎮反”開始，不準犯人家中送飯菜，大家才灑淚吃了最後的晚餐，互道珍重而別。
戰犯們見麵時，談得最多的還是精神上待遇，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定，各地區完全不相同。如集中在山東的大小軍官，一律和戰士一樣，按時發衣服日用品，也穿解放軍士兵一樣的衣服，隻是沒有帽徽、領章，每月還發五元津貼。有的地方就把這些被俘的高級軍官當成“要犯”，不但腳鐐手銬，晚上起來解小便，甚至翻一個身，都要先喊“報告！”一定要等站在窗口的戰士問明白了要做什麽，得到同意，才能去做，否則就是犯了獄規，還要受到比手銬腳鐐更重的處分。不過大多數還可以，隻要不走出指定的散步範圍，每天還能出房間走走，也不隨便打罵。不過一到夜間，看管都是相當嚴格，不準隨便走動，也不準在晚上談什麽，可能是怕這些人商量越獄吧！
“罪大待遇好，罪小生活苦”
被俘的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有些是由軍隊看管，所以各個地方的待遇不統一，管理辦法也不統一。自戰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領導，並負責對戰犯進行教育改造後，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後，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16元一月的生活費，行動也隻要不離開管理所，可以不再鎖房門，互相間能自由往來和交談。帶有腳鐐手銬的也統統去掉。規定的作息時間也比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電影，而最使高興的，還是夥食費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
當時，不但一些級別低的被俘中、下級軍政人員為之眼紅，表示不服氣，發出“反動職務越高，罪惡越大，待遇越好；罪行越小，生活越苦”的種種牢騷。中共幹部們便進行解釋和說明，大意是說：這些人過去的生活都很講究，現在當然不能讓他們再過那種生活，但為了要對他們進行改造，先得在生活上讓他們感到滿意點，才能比較好地接受改造。而且他們一般都年歲較大，身體較差，特別是對他們的改造時間要比一般人長，所以要提高一點；而一般被俘軍政人員，改造時間要短些，年齡較輕，身體較好，所以沒有必要再提高而超過戰士和一般人民的生活。
他們聽了這些話後，最注意的是說他們“改造的時間要短些”，便都不希望提高待遇而延長改造時間，希望早點恢復自由，所以鬧過一陣之後，也就沒有什麽了。可是一些老百姓卻不理解，我集中在重慶原來屬中美合作所範圍的、軍統局繅絲廠辦事處改成的戰犯管理所（也稱作四川省公安廳第二監獄，對外則稱訓練班）時，附近許多人看到我們廚房辦夥食的每天採購那麽多的葷菜，非常羨慕，因為當時四川物價低，16元一月的集體夥食可以每餐一葷一素，量相當多，除了魚、肉、蛋一類外，還常常買雞鴨等，加上集中後都發了新的服裝，還都可以在附近一定範圍活動，許多沒有找到合適工作的人，和收入不多的人便去打聽，這是一個什麽訓練班？有的還直接去詢問要什麽條件的人才可以參加這個訓練班受訓？得到的答覆當然是不能使他們滿意，一般總是說他們不夠條件參加這個訓練班。他們還是不死心，便一再表示要創造條件，爭取參加這個訓練班。他們認為訓練時生活待遇都這麽好，畢業後保管能當上較高級別的幹部，所以經常有人去打聽要什麽條件、什麽手續和什麽單位保送……等等，以便早點能進去。後來他們當中一些人發現這個訓練班的受訓人員中，有過去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兵工署稽查處處長廖宗澤，以及四川軍閥中當過什麽司令、參謀長一類的著名人物時，才大吃一驚，恍然大悟，原來受訓的是這些人。很多想去的人便說，難怪說我們條件不夠，這一輩子也沒法創造出這種條件。和這些人在一起，嚇也把我們嚇壞了，阿彌陀佛！請我去也不敢去了。四川省公安部門便立即把這一情況向北京反映，因為上述這些人都在四川殺過不少人，王陵基在四川幾十年當中，殺過的人是數以千計，徐遠舉也殺過幾百人，那些舊軍閥什麽司令一類的人也都是殺人不少。公安部門怕被殺害的人的家屬去找這些人的麻煩，便在集中後實行的第一個重要項目——進行參觀時，先把王陵基、徐遠舉、廖宗澤（因他在重慶破壞了許多兵工廠，捕殺過不少兵工廠的工人，工人認識他的很多）三個人送往北京。不久，我和幾個人在附近散步，遇上一群去參觀中美所內的烈士陵園（解放前夕，軍統把囚禁在白公館、渣滓洞兩個監獄內幾百名犯人殺後埋葬的地方）的人，其中有幾個人認出了我，便一把將我扭住，問我把他們的父、兄抓去後怎樣處置的？他們提出“生要人，死要屍！”我正在感到為難，不知怎樣回答時，幸好管理所的負責人聞訊帶了幾名解放軍趕來，一邊向他們說理，一麵要解放軍把我保護回來。過了幾天，我便和雲南綏靖公署副主任孫渡、四川軍閥劉文輝的參謀長王靖宇以及曾任江陰要塞司令的孔慶桂四人一齊被送到了北京。
熟人見麵悲喜交集
首長客氣小官麵“左”
“你也來了！我還活著！”
1956年，戰犯們從各個監獄、勞改農場和看守所等處調集到一起的時候，許多熟人一見麵，無不感到驚詫和悲喜交集。因為在國內戰爭中，國民黨軍隊紛紛被擊潰後，被俘的高級軍官，大都是分別囚禁在各個不同地區，有的還被送到很遠的後方去了。如國民黨軍隊中有名的山東三李（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都是兵團司令一級的高級軍官），其中的李仙洲是在山東被俘卻被送到東北的佳木斯去囚禁。有的囚禁在同一地區同一監獄的單人房內，鄰居是什麽人？幾年來都不知道；所以一旦見麵，無不興奮異常。一些先去的，看到後去的熟人，見麵第一句話便是用驚詫的口吻高叫一聲：“你也來了！”有的見了老朋友、老同學和老同事、老長官、老部下，還禁不住很關懷地說上幾句：“真想不到你我還能見麵！”或說一聲：“想不到我們都還能活著！”說這些話的原因很簡單，因為1951年的鎮壓反革命的高潮中，被俘的國民黨的黨、政、軍、特人員，大批被槍斃了。當時謠言很多，我在“解放”初期，看到上海出的一本《人名字典》，便說杜聿明因為在“淮海戰役”中施放毒氣，他又是cp公開公布過的戰爭罪犯，所以在被俘後，便被“鎮壓”了。我1956年從重慶戰犯管理所送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時，看到他居然還活著，感到很奇怪。後來看到不少在謠傳中和國民黨報紙上曾刊登過“已被cp槍決”或“慘遭殺害”的康澤、範漢傑、廖耀湘等一大批“死去了”的人時，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些人真的還活著！
戰犯們集中後，便是互相交換自己被俘後的情況，有的在生活待遇上相當好，夥食是和解放軍高級軍官一樣吃“小灶飯”，有的卻又和勞改犯一樣，每天勞動十來個小時，吃的是和解放軍戰士一樣的“大鍋飯”。大多數是和我在重慶一樣吃“中灶飯”。而我在昆明監獄時，有家眷在昆明，還可以由家中送飯菜，大吃大喝，我當時因家眷全都送走了，便去揩老朋友們的油，天天吃他們的。如雲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滇越鐵路局局長唐宇縱、中央日報社副總編輯陸鏗、滇黔綏靖公署政工處長羅春波等，曾供應過我很長一段時間，直到“鎮反”開始，不準犯人家中送飯菜，大家才灑淚吃了最後的晚餐，互道珍重而別。
戰犯們見麵時，談得最多的還是精神上待遇，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定，各地區完全不相同。如集中在山東的大小軍官，一律和戰士一樣，按時發衣服日用品，也穿解放軍士兵一樣的衣服，隻是沒有帽徽、領章，每月還發五元津貼。有的地方就把這些被俘的高級軍官當成“要犯”，不但腳鐐手銬，晚上起來解小便，甚至翻一個身，都要先喊“報告！”一定要等站在窗口的戰士問明白了要做什麽，得到同意，才能去做，否則就是犯了獄規，還要受到比手銬腳鐐更重的處分。不過大多數還可以，隻要不走出指定的散步範圍，每天還能出房間走走，也不隨便打罵。不過一到夜間，看管都是相當嚴格，不準隨便走動，也不準在晚上談什麽，可能是怕這些人商量越獄吧！
“罪大待遇好，罪小生活苦”
被俘的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有些是由軍隊看管，所以各個地方的待遇不統一，管理辦法也不統一。自戰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領導，並負責對戰犯進行教育改造後，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後，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16元一月的生活費，行動也隻要不離開管理所，可以不再鎖房門，互相間能自由往來和交談。帶有腳鐐手銬的也統統去掉。規定的作息時間也比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電影，而最使高興的，還是夥食費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
當時，不但一些級別低的被俘中、下級軍政人員為之眼紅，表示不服氣，發出“反動職務越高，罪惡越大，待遇越好；罪行越小，生活越苦”的種種牢騷。中共幹部們便進行解釋和說明，大意是說：這些人過去的生活都很講究，現在當然不能讓他們再過那種生活，但為了要對他們進行改造，先得在生活上讓他們感到滿意點，才能比較好地接受改造。而且他們一般都年歲較大，身體較差，特別是對他們的改造時間要比一般人長，所以要提高一點；而一般被俘軍政人員，改造時間要短些，年齡較輕，身體較好，所以沒有必要再提高而超過戰士和一般人民的生活。
他們聽了這些話後，最注意的是說他們“改造的時間要短些”，便都不希望提高待遇而延長改造時間，希望早點恢復自由，所以鬧過一陣之後，也就沒有什麽了。可是一些老百姓卻不理解，我集中在重慶原來屬中美合作所範圍的、軍統局繅絲廠辦事處改成的戰犯管理所（也稱作四川省公安廳第二監獄，對外則稱訓練班）時，附近許多人看到我們廚房辦夥食的每天採購那麽多的葷菜，非常羨慕，因為當時四川物價低，16元一月的集體夥食可以每餐一葷一素，量相當多，除了魚、肉、蛋一類外，還常常買雞鴨等，加上集中後都發了新的服裝，還都可以在附近一定範圍活動，許多沒有找到合適工作的人，和收入不多的人便去打聽，這是一個什麽訓練班？有的還直接去詢問要什麽條件的人才可以參加這個訓練班受訓？得到的答覆當然是不能使他們滿意，一般總是說他們不夠條件參加這個訓練班。他們還是不死心，便一再表示要創造條件，爭取參加這個訓練班。他們認為訓練時生活待遇都這麽好，畢業後保管能當上較高級別的幹部，所以經常有人去打聽要什麽條件、什麽手續和什麽單位保送……等等，以便早點能進去。後來他們當中一些人發現這個訓練班的受訓人員中，有過去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兵工署稽查處處長廖宗澤，以及四川軍閥中當過什麽司令、參謀長一類的著名人物時，才大吃一驚，恍然大悟，原來受訓的是這些人。很多想去的人便說，難怪說我們條件不夠，這一輩子也沒法創造出這種條件。和這些人在一起，嚇也把我們嚇壞了，阿彌陀佛！請我去也不敢去了。四川省公安部門便立即把這一情況向北京反映，因為上述這些人都在四川殺過不少人，王陵基在四川幾十年當中，殺過的人是數以千計，徐遠舉也殺過幾百人，那些舊軍閥什麽司令一類的人也都是殺人不少。公安部門怕被殺害的人的家屬去找這些人的麻煩，便在集中後實行的第一個重要項目——進行參觀時，先把王陵基、徐遠舉、廖宗澤（因他在重慶破壞了許多兵工廠，捕殺過不少兵工廠的工人，工人認識他的很多）三個人送往北京。不久，我和幾個人在附近散步，遇上一群去參觀中美所內的烈士陵園（解放前夕，軍統把囚禁在白公館、渣滓洞兩個監獄內幾百名犯人殺後埋葬的地方）的人，其中有幾個人認出了我，便一把將我扭住，問我把他們的父、兄抓去後怎樣處置的？他們提出“生要人，死要屍！”我正在感到為難，不知怎樣回答時，幸好管理所的負責人聞訊帶了幾名解放軍趕來，一邊向他們說理，一麵要解放軍把我保護回來。過了幾天，我便和雲南綏靖公署副主任孫渡、四川軍閥劉文輝的參謀長王靖宇以及曾任江陰要塞司令的孔慶桂四人一齊被送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