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4 月，鮑曼決定會找羅夫。義大利沒有西班牙那樣安全。但呆在西班牙前途莫測。要離開歐洲，必須先去羅馬。
4 月4 日，鮑曼來到日內瓦。德拉加諾維奇神甫負責照看他，並給他派了一名身強力壯的“烏斯塔什”分子作他的貼身警衛。16 日，鮑曼由這位身著教士長袍的克羅埃西亞人陪同，乘火車到達米蘭。他一出站，一輛小汽車便把他接到米蘭近郊。瓦爾特·羅夫在那裏恭候著他。“終於見麵啦！”
幾天後，這位前希特勒的秘書被秘密護送到羅馬。羅夫陪同前往。他首先把他送到維亞德拉尼馬休達神甫的寓所。後者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逃跑是十分危險的。盟軍正在搜捕鮑曼。所有檢查哨所都收到有關他的體貌特徵的通報。如果被抓住，他就沒命了。
休達提出一個辦法。他和一個離羅馬城35 公裏遠的方濟會修道院有聯繫。他說：“修道院院長絕對可靠。我們的朋友可以成為那裏的圖書管理員。但他必須有耐心。”
鮑曼後來在那裏隱居了幾年。他實際上隻外出過一次。1948 年夏天，鮑曼由兩位耶穌會神甫陪同前去他妻子的墓地祭奠。這次外出可以說是愚蠢的。此後不久，社會上便流傳著帝國長官還活著並隱居義大利的消息。此外，他的嶽母也一再吐露不慎之言。據知情人透露，鮑曼可能利用幽居的機會撰寫了一本“政治紀要”。也許是他不願意將其發表，後來將之銷毀了，但現在還保存著一份原稿的手抄本。
顯然，這些傳聞難以核實。但不管怎麽說，在此期間，鮑曼不可能是無所事事的。他仍在精心地準備逃匿。當時他可能利用他所掌握的財政信息，試圖協調一直分散在各地的力量。
西蒙·維森塔爾後來說：“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向我證實，西班牙有一個資助納粹分子活動的‘鮑曼基金會’。”
1951 年6 月，這位前帝國長官離開了義大利，和四個克羅埃西亞人從那不勒斯乘一艘義大利輪前往拉丁美洲，7 月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
他隻在那裏逗留幾天，小心翼翼，竭力迴避定居在阿根廷的德國僑民領袖。隻有極少數幾個知道他來到阿根廷。他們在靠近智利邊境的巴利羅切西部為他買得一所住宅。安居以後，鮑曼才恢復與羅夫的接觸。1952 年夏天，羅夫陪同鮑曼去巴塔戈尼亞作過短期旅行。
同年，他離開巴利羅切，在巴西和馬拉圭接壤地區購買了一處更舒適更安全的寓所。這時，在歐洲又開始流傳有關鮑曼逃亡的消息。為了掩人耳目，鮑曼讓人在當地德國僑民中宣布他已死去，甚至還讓他的朋友在離巴拉圭鬆林30 公裏的伊塔村舉行了一次假安葬儀式。1960 年，根據彼恩當局的要求進行了挖掘，開墓後查證。死者是一個幾年前死去的名叫霍爾蒙西亞的巴拉圭公民。
從此便流傳著種種關於鮑曼行蹤的傳聞。有人說在埃及和在西班牙遇見過他，有人說在西南非、在巴西馬托格羅索的熱帶叢林中見到過他。但每次搜查都一無所獲。
西蒙·維森塔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最近幾年來，一些比較可靠的情報人員多次向他“透露”鮑曼的藏匿處。他說，這些報告包含著“可以接受的因素”。常常提到的鮑曼隱居的國家有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在巴利羅切和瓦爾的維亞之間有一個“禁區”，但任何人都不能接近。
“假如我能提供鮑曼居住在某地的證據，將會發生什麽樣的情況呢？24小時後，我就會失蹤。”他寫道。
1962 年5 月，一位維森塔爾的合作者與帝國長官的前女管家保拉·裏埃格萊取得聯繫。女管家始終跟隨鮑曼的妻子，直至後者於1945 年逝去。她說：“我肯定他還活著。”
勃洛克道夫認為，馬丁·鮑曼1967 年還隱居在上巴拉那。“除極少數人外（其中包括門格勒博士），他幾乎不與當地的其他任何德國人接觸。1955年以後，他甚至再也沒有見過羅夫。他的心腹以及在他住宅周圍墾荒種地的人幾乎都是克羅埃西亞人、烏克蘭人、佛來米人和荷蘭人。這支‘農民軍’負責他的安全。”
鮑曼可能在著手撰寫國社黨從掌握政權直至崩潰的歷史。他放棄了建立秘密納粹黨的計劃。但他什麽也沒有忘記。
毋庸置疑，設法讓鮑曼逃走是瓦爾特·羅夫羅馬逃亡網組織的一次最重要的行動；此外，還有其他許多較為次要的行動。但無論哪一次都顯示出蓋世太保、黨衛軍保安處和其他納粹組織成員逃避盟軍懲罰的能力。幾百名逃亡分子（有的還帶著家眷）就這樣被送到近東。狄特爾·凱斯登和弗立克斯·霍肯海梅爾就是一例。1947 年3 月，凱斯登由於一件桃色事件被迫離開逃亡網。幾個月以來，他與一位18 歲的米蘭少女瑪麗亞私通。而瑪麗亞是共產黨員呂弗米的侄女。羅夫認為還是支開她為好，因為當時與遊擊隊的關係已趨於緊張。
1947 年3 月6 日，凱斯登、霍肯海梅爾和四名原柏林蓋世太保成員決定前去羅馬。他們駕駛一輛舊式菲亞特汽車從克裏斯多福羅來到維也特拉的聖·洛倫索教堂，會見了休達神甫的一位合作者安東尼約牧師。這位牧師乘火車把他們護送到羅馬。途中大家都穿著教士長袍。牧師叮囑他們說：“你們要像神甫那樣走路，不要像士兵那樣！輕輕地緩步向前，腳不要抬高，應擦地而行，而且目光向下..裝出一副尋找草莓的樣子，”
4 月4 日，鮑曼來到日內瓦。德拉加諾維奇神甫負責照看他，並給他派了一名身強力壯的“烏斯塔什”分子作他的貼身警衛。16 日，鮑曼由這位身著教士長袍的克羅埃西亞人陪同，乘火車到達米蘭。他一出站，一輛小汽車便把他接到米蘭近郊。瓦爾特·羅夫在那裏恭候著他。“終於見麵啦！”
幾天後，這位前希特勒的秘書被秘密護送到羅馬。羅夫陪同前往。他首先把他送到維亞德拉尼馬休達神甫的寓所。後者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逃跑是十分危險的。盟軍正在搜捕鮑曼。所有檢查哨所都收到有關他的體貌特徵的通報。如果被抓住，他就沒命了。
休達提出一個辦法。他和一個離羅馬城35 公裏遠的方濟會修道院有聯繫。他說：“修道院院長絕對可靠。我們的朋友可以成為那裏的圖書管理員。但他必須有耐心。”
鮑曼後來在那裏隱居了幾年。他實際上隻外出過一次。1948 年夏天，鮑曼由兩位耶穌會神甫陪同前去他妻子的墓地祭奠。這次外出可以說是愚蠢的。此後不久，社會上便流傳著帝國長官還活著並隱居義大利的消息。此外，他的嶽母也一再吐露不慎之言。據知情人透露，鮑曼可能利用幽居的機會撰寫了一本“政治紀要”。也許是他不願意將其發表，後來將之銷毀了，但現在還保存著一份原稿的手抄本。
顯然，這些傳聞難以核實。但不管怎麽說，在此期間，鮑曼不可能是無所事事的。他仍在精心地準備逃匿。當時他可能利用他所掌握的財政信息，試圖協調一直分散在各地的力量。
西蒙·維森塔爾後來說：“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向我證實，西班牙有一個資助納粹分子活動的‘鮑曼基金會’。”
1951 年6 月，這位前帝國長官離開了義大利，和四個克羅埃西亞人從那不勒斯乘一艘義大利輪前往拉丁美洲，7 月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
他隻在那裏逗留幾天，小心翼翼，竭力迴避定居在阿根廷的德國僑民領袖。隻有極少數幾個知道他來到阿根廷。他們在靠近智利邊境的巴利羅切西部為他買得一所住宅。安居以後，鮑曼才恢復與羅夫的接觸。1952 年夏天，羅夫陪同鮑曼去巴塔戈尼亞作過短期旅行。
同年，他離開巴利羅切，在巴西和馬拉圭接壤地區購買了一處更舒適更安全的寓所。這時，在歐洲又開始流傳有關鮑曼逃亡的消息。為了掩人耳目，鮑曼讓人在當地德國僑民中宣布他已死去，甚至還讓他的朋友在離巴拉圭鬆林30 公裏的伊塔村舉行了一次假安葬儀式。1960 年，根據彼恩當局的要求進行了挖掘，開墓後查證。死者是一個幾年前死去的名叫霍爾蒙西亞的巴拉圭公民。
從此便流傳著種種關於鮑曼行蹤的傳聞。有人說在埃及和在西班牙遇見過他，有人說在西南非、在巴西馬托格羅索的熱帶叢林中見到過他。但每次搜查都一無所獲。
西蒙·維森塔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最近幾年來，一些比較可靠的情報人員多次向他“透露”鮑曼的藏匿處。他說，這些報告包含著“可以接受的因素”。常常提到的鮑曼隱居的國家有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在巴利羅切和瓦爾的維亞之間有一個“禁區”，但任何人都不能接近。
“假如我能提供鮑曼居住在某地的證據，將會發生什麽樣的情況呢？24小時後，我就會失蹤。”他寫道。
1962 年5 月，一位維森塔爾的合作者與帝國長官的前女管家保拉·裏埃格萊取得聯繫。女管家始終跟隨鮑曼的妻子，直至後者於1945 年逝去。她說：“我肯定他還活著。”
勃洛克道夫認為，馬丁·鮑曼1967 年還隱居在上巴拉那。“除極少數人外（其中包括門格勒博士），他幾乎不與當地的其他任何德國人接觸。1955年以後，他甚至再也沒有見過羅夫。他的心腹以及在他住宅周圍墾荒種地的人幾乎都是克羅埃西亞人、烏克蘭人、佛來米人和荷蘭人。這支‘農民軍’負責他的安全。”
鮑曼可能在著手撰寫國社黨從掌握政權直至崩潰的歷史。他放棄了建立秘密納粹黨的計劃。但他什麽也沒有忘記。
毋庸置疑，設法讓鮑曼逃走是瓦爾特·羅夫羅馬逃亡網組織的一次最重要的行動；此外，還有其他許多較為次要的行動。但無論哪一次都顯示出蓋世太保、黨衛軍保安處和其他納粹組織成員逃避盟軍懲罰的能力。幾百名逃亡分子（有的還帶著家眷）就這樣被送到近東。狄特爾·凱斯登和弗立克斯·霍肯海梅爾就是一例。1947 年3 月，凱斯登由於一件桃色事件被迫離開逃亡網。幾個月以來，他與一位18 歲的米蘭少女瑪麗亞私通。而瑪麗亞是共產黨員呂弗米的侄女。羅夫認為還是支開她為好，因為當時與遊擊隊的關係已趨於緊張。
1947 年3 月6 日，凱斯登、霍肯海梅爾和四名原柏林蓋世太保成員決定前去羅馬。他們駕駛一輛舊式菲亞特汽車從克裏斯多福羅來到維也特拉的聖·洛倫索教堂，會見了休達神甫的一位合作者安東尼約牧師。這位牧師乘火車把他們護送到羅馬。途中大家都穿著教士長袍。牧師叮囑他們說：“你們要像神甫那樣走路，不要像士兵那樣！輕輕地緩步向前，腳不要抬高，應擦地而行，而且目光向下..裝出一副尋找草莓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