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擔任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長官時，數千名猶太人從捷克斯洛伐克特雷西恩施塔特的猶大人隔離區被解往奧斯威辛，並在該處被屠殺、弗裏克還頒布了一項命令，其中包括對猶太人和總督轄區的波蘭人使用特別的刑法。
警察原來應隸屬於德國內政部長管轄，但實際上弗裏克對希姆萊和警察事務的控製卻是微乎其微。但是，他簽署過任命希姆萊為德國警察總監的法令，而且還簽發了由秘密警察接管集中營和調整執行保護性看管的若幹條例。根據對他提出的大量控告、根據證人的證詞，法庭斷定弗裏克對集中營裏所發生的暴行是知情的。弗裏克明知希姆萊使用的方法，卻仍簽署命令授權他在某些被兼井的地區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作為德國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最高長官，弗裏克對1943 年8 月23日以後在這些地區所採取的鎮壓措施全麵負責，例如對當地居民的恐怖統治、奴隸性勞動以及把猶太人驅趕到集中營加以消滅等等。身為德國保護長官的弗裏克的職權比他的前任受到了較多限製，他在保護區並不享有立法權，個人僅擁有有限的執行權，這是屬實的。盡管如此，弗裏克仍然完全了解當時在歐洲納粹占領區，特別是對猶太人所使用的手段。鑑於他擔任德國保護長官的職務，故對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使用上述手段負有責任。
在弗裏克擔任內政部長期間，他主管被占領區和德國國內的德意誌人國
籍問題，建立了德意誌人的血統種族登記，在這以後，他賦予某些地區的外國公民以德國國籍。他對奧地利、蘇台德區、梅梅爾、但澤、東部地區（西普魯士和波森）、歐本一馬勒梅迪和莫雷內地區的日爾曼化負有責任。他把德國的法律、德國的法庭、德國的教育、德國的警察和兵役製強加給這些地區的公民。
在戰爭期間，弗裏克管轄的私人醫院、醫院和精神病院使用了本判決書另外一處所提到的仁慈處死法。精神不健全者、病人、年老體弱者都當作“無用的飯桶”而有計劃地被處死，弗裏克對此是知情的。有人曾向他控告了這些殺人行為，但他未曾採取任何行動予以製止。據捷克斯洛伐克戰犯調查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估計，大約有二十七萬五千名精神衰弱和年老體虛者遇害，而這些人的健康本來是應由他負責的。
法庭根據起訴理由第一條判決弗裏克無罪；但根據第二、第三、第四條起訴理由判決他有罪，並被判處絞刑。
馮克係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馮克早年曾為經濟界的新聞記者，1931 年加入納粹黨，不久即成為希特勒的私人經濟顧問之一。1933 年：月30h 任德國政府新聞發布官，1933 年3 月11 日任宣傳部副部長，此後不久，他成為控製新聞、電影、音樂及出版的各個納粹組織的頭麵人物。1938年初，他就任德國經濟部長和戰爭經濟全權總代表。1939 年1 月任德意誌國家銀行總裁。他的上述三項職務都是接替沙赫特的職務。1939 年8 月，他成為德國國防內閣成員，1943 年9 月被任命為中央計劃局成員。
當納粹進行侵略戰爭的計劃明確製訂完畢之後，馮克在經濟領域中極為活躍。他的一位代表曾參加了1938 年10 月14 日召開的會議。戈林在這次會上宣布要大規模擴充軍備，並指示經濟部長增加出口貿易，以賺得必要的外匯。1939 年1 月28 日，馮克的一名下屬給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遞送了一份備忘錄，其內容是有關使用戰俘以彌補在動員時可能發生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1939 年5 月30 日，這個經濟部副部長出席了一次會議，會上草擬了詳細的為戰爭提供經費的計劃。
1939 年8 月25 日，馮克寫信緒希特勒，為他能參與非凡的震驚世界的事件而向希特勒表示謝意。他還在信中報告說：他“為戰爭籌集經費”的計劃、控製工資與物價和加強德意誌國家銀行的計劃均已製訂完畢；他已避開人們的耳目而將可供德國使用的所有外匯儲備兌換成為黃金。戰爭開始以後，他在1939 年10 月14 日所作的一次演講中指出，為四年計劃服務的德國經濟和財政部門已經花了一年多的時間為戰爭進行了秘密的經濟準備工作。
馮克曾參與預定進攻蘇聯的經濟計劃工作。他的副手每天都就占領蘇聯領土以後可能出現的經濟問題與羅森堡交談。馮克本人親自參與了侵蘇前在德國印刷盧布鈔票的計劃，這些鈔票將作為占領貨幣在蘇聯使用。進攻蘇聯後他發表了一次演說，闡述他為從經濟上充分榨取“蘇聯廣闊地區”所作的計劃，這些地區將成為歐洲的原料基地。
馮克並不是製訂納粹侵略戰爭計劃的核心人物。他在經濟生活中的活動從屬於身為四年計劃全權總代表的戈林。但是他參加了某些侵略戰爭的經濟準備工作，主要是對波蘭和蘇聯的侵略。根據起訴理由第二條可以充分說明他的罪責。
馮克以其宣傳部副部長和德國文化協會副主席的身分在早期推行剝奪猶太人經濟權利的納粹黨計劃時起過作用。1938 年11 月12 日，即在11 月大
屠殺之後，他參加了一次由戈林主持的商議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會議。他建議發布一項命令，要所有猶太人退出全部商業活動。戈林以四年計劃全權總代表的身分在當天便頒布了這項命名。盡管馮克供稱，他對11 月10 日爆發的事件感到震驚，但是他在11 月15 日發表的講話中卻宣稱，這些事件的發生是“德國國民厭惡猶太人對德國人進行罪惡攻擊的強烈爆發”。他還指出，依邏輯推論，猶太人被驅逐出經濟生活是他們被驅逐出政治生活的必然結果。
警察原來應隸屬於德國內政部長管轄，但實際上弗裏克對希姆萊和警察事務的控製卻是微乎其微。但是，他簽署過任命希姆萊為德國警察總監的法令，而且還簽發了由秘密警察接管集中營和調整執行保護性看管的若幹條例。根據對他提出的大量控告、根據證人的證詞，法庭斷定弗裏克對集中營裏所發生的暴行是知情的。弗裏克明知希姆萊使用的方法，卻仍簽署命令授權他在某些被兼井的地區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作為德國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最高長官，弗裏克對1943 年8 月23日以後在這些地區所採取的鎮壓措施全麵負責，例如對當地居民的恐怖統治、奴隸性勞動以及把猶太人驅趕到集中營加以消滅等等。身為德國保護長官的弗裏克的職權比他的前任受到了較多限製，他在保護區並不享有立法權，個人僅擁有有限的執行權，這是屬實的。盡管如此，弗裏克仍然完全了解當時在歐洲納粹占領區，特別是對猶太人所使用的手段。鑑於他擔任德國保護長官的職務，故對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使用上述手段負有責任。
在弗裏克擔任內政部長期間，他主管被占領區和德國國內的德意誌人國
籍問題，建立了德意誌人的血統種族登記，在這以後，他賦予某些地區的外國公民以德國國籍。他對奧地利、蘇台德區、梅梅爾、但澤、東部地區（西普魯士和波森）、歐本一馬勒梅迪和莫雷內地區的日爾曼化負有責任。他把德國的法律、德國的法庭、德國的教育、德國的警察和兵役製強加給這些地區的公民。
在戰爭期間，弗裏克管轄的私人醫院、醫院和精神病院使用了本判決書另外一處所提到的仁慈處死法。精神不健全者、病人、年老體弱者都當作“無用的飯桶”而有計劃地被處死，弗裏克對此是知情的。有人曾向他控告了這些殺人行為，但他未曾採取任何行動予以製止。據捷克斯洛伐克戰犯調查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估計，大約有二十七萬五千名精神衰弱和年老體虛者遇害，而這些人的健康本來是應由他負責的。
法庭根據起訴理由第一條判決弗裏克無罪；但根據第二、第三、第四條起訴理由判決他有罪，並被判處絞刑。
馮克係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馮克早年曾為經濟界的新聞記者，1931 年加入納粹黨，不久即成為希特勒的私人經濟顧問之一。1933 年：月30h 任德國政府新聞發布官，1933 年3 月11 日任宣傳部副部長，此後不久，他成為控製新聞、電影、音樂及出版的各個納粹組織的頭麵人物。1938年初，他就任德國經濟部長和戰爭經濟全權總代表。1939 年1 月任德意誌國家銀行總裁。他的上述三項職務都是接替沙赫特的職務。1939 年8 月，他成為德國國防內閣成員，1943 年9 月被任命為中央計劃局成員。
當納粹進行侵略戰爭的計劃明確製訂完畢之後，馮克在經濟領域中極為活躍。他的一位代表曾參加了1938 年10 月14 日召開的會議。戈林在這次會上宣布要大規模擴充軍備，並指示經濟部長增加出口貿易，以賺得必要的外匯。1939 年1 月28 日，馮克的一名下屬給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遞送了一份備忘錄，其內容是有關使用戰俘以彌補在動員時可能發生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1939 年5 月30 日，這個經濟部副部長出席了一次會議，會上草擬了詳細的為戰爭提供經費的計劃。
1939 年8 月25 日，馮克寫信緒希特勒，為他能參與非凡的震驚世界的事件而向希特勒表示謝意。他還在信中報告說：他“為戰爭籌集經費”的計劃、控製工資與物價和加強德意誌國家銀行的計劃均已製訂完畢；他已避開人們的耳目而將可供德國使用的所有外匯儲備兌換成為黃金。戰爭開始以後，他在1939 年10 月14 日所作的一次演講中指出，為四年計劃服務的德國經濟和財政部門已經花了一年多的時間為戰爭進行了秘密的經濟準備工作。
馮克曾參與預定進攻蘇聯的經濟計劃工作。他的副手每天都就占領蘇聯領土以後可能出現的經濟問題與羅森堡交談。馮克本人親自參與了侵蘇前在德國印刷盧布鈔票的計劃，這些鈔票將作為占領貨幣在蘇聯使用。進攻蘇聯後他發表了一次演說，闡述他為從經濟上充分榨取“蘇聯廣闊地區”所作的計劃，這些地區將成為歐洲的原料基地。
馮克並不是製訂納粹侵略戰爭計劃的核心人物。他在經濟生活中的活動從屬於身為四年計劃全權總代表的戈林。但是他參加了某些侵略戰爭的經濟準備工作，主要是對波蘭和蘇聯的侵略。根據起訴理由第二條可以充分說明他的罪責。
馮克以其宣傳部副部長和德國文化協會副主席的身分在早期推行剝奪猶太人經濟權利的納粹黨計劃時起過作用。1938 年11 月12 日，即在11 月大
屠殺之後，他參加了一次由戈林主持的商議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會議。他建議發布一項命令，要所有猶太人退出全部商業活動。戈林以四年計劃全權總代表的身分在當天便頒布了這項命名。盡管馮克供稱，他對11 月10 日爆發的事件感到震驚，但是他在11 月15 日發表的講話中卻宣稱，這些事件的發生是“德國國民厭惡猶太人對德國人進行罪惡攻擊的強烈爆發”。他還指出，依邏輯推論，猶太人被驅逐出經濟生活是他們被驅逐出政治生活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