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隻好另尋出路。現在他試圖根據文件“提出一個小小的證據，證明被告並沒有起過像在第三帝國崩潰後強加給他的那種重大作用”。但他對此也感到理由不夠充分。於是他在遞交自己的報告後深表遺憾地說：“作為律師我很不情願毫無根據地做什麽事情。因此，我隻能做一個非常簡短的演講。這不是敷衍塞責，而是因為，在沒有被告協助的情況下要從文件中找到積極的東西是不可能的。”
7 月3 日他終於被允許傳喚他的最重要的和最後一個證人埃裏希·肯普卡。此人出身於魯爾區一個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一直受到崇拜元首的思想的薰陶。多年來他都是他的偶像的“私人司機”。在第三帝國末期他管理總理府地下車庫的全部車輛，他還承擔了一項為焚燒希特勒和剛剛成為他的妻子的新娘埃娃夫人的屍體提供汽油的任務。肯普卡是鮑曼的部下。他在法庭上稱鮑曼為“我的間接上司。”
肯普卡和他的直接上司有專線聯繫。這在貼身司機和他們的主人之間是常有的事。由於這個原因鮑曼便算計起肯普卡來，這象算計所有未經他的允許而直接去見希特勒的人那樣。另一方麵，肯普卡也像鮑曼的所有下級一樣，對這位全國領袖向他們發號施令時的粗暴態度感到憤慨。
肯普卡在回答貝戈爾德提出的問題時談到，1945 年5 月1 日至2 日夜間，
他從總理府突圍出來時在魏登達姆橋邊如何遇見鮑曼，以及他們的另外一些從希特勒地下避彈室逃出來的人如何企圖在德國坦克的保護下突破封鎖線等細節。鮑曼當時走在第一輛坦克的旁邊。
“坦克恰好在鮑曼經過的地方爆炸了。”貝戈爾德問：“您此時看到馬丁·鮑曼在熊熊烈火中倒下去了嗎？”當時，肯普卡已被噴射的火焰刺得睜不開眼並被爆炸聲震昏了片刻，他回憶起“那是一次巨大的震動，天塌地陷。可以說一切都飛上了天一樣”，並“肯定地認為鮑曼已由於強烈的爆炸而喪了命”。
這些證詞並沒有使法官們感到滿意。他們尋根究底，想知道那次戰鬥的細節。他們問肯普卡，他是否同鮑曼談到過最好走哪條路才能逃出柏林以及他本人是在什麽地方被俘的。“在貝希特斯加登。”——他回答說。什麽時候？“1945 年夏。”這次審問的結果也沒有達到貝戈爾德預期的目的。肯普卡作證說，如果身穿黨衛隊副總指揮製服即將軍製服的鮑曼死在魏登達姆橋邊，那麽這具屍體在次日早晨一定會引起蘇聯人的注意，如果他隻是受了傷，那麽蘇聯人會把他抓起來。但兩種情況都沒有發生，肯普卡也沒有親眼看見鮑曼死去。而另一方麵，肯普卡成功地偷偷穿過了蘇聯的包圍圈，甚至還逃到了巴伐利亞南部，並在那裏藏了一段時間。既然希特勒的司機能這樣做，為什麽他的秘書就做不到呢？“我可以作證，希特勒已經死亡，”證人肯普卡向法庭擔保說。而鮑曼呢？他沒有回答。弗裏德裏希·貝戈爾德然後把女秘書埃爾澤·克呂格爾的一份宣誓聲明交給了法庭。聲明說，元首衛隊隊長、黨衛隊將軍約翰·拉登貝爾曾向她報告過鮑曼死亡的消息。但是律師自己也清楚地知道，有了肯普卡的供詞，這份材料是一文不值的，因為這位拉登貝爾和鮑曼一樣難以找到，而且也許同樣逃之夭夭。
1946 年10 月1 日在紐倫堡宣讀了判決書。三名被告被認為“在被控訴的問題上無罪”，並被釋放出獄。七名被告被判處十年以上直至無期徒刑。約十二人被判處死刑，其中包括鮑曼。他的判決書是由蘇聯的約拉·t·尼基欽科少將宣讀的。
鮑曼被宣判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道罪，而指控他犯有反和平罪的罪名被取消了。
判決書說：“沒有證據能夠證明鮑曼知道希特勒準備和發動侵略戰爭的計劃。”他隻是在當上了納粹黨辦公廳主任後，也就是說，在1941 年5 月魯道夫·赫斯逃往英國、希特勒已決定進攻蘇聯後，他才躋身於元首之幕僚之列。
在這一點上，法庭犯了一個於被告有利的錯誤。但這對一個隻要被紐倫堡軍事法庭的人捉住就要被送上絞架的人來說，是無關緊要的。1946 年1o月15 日清晨，開始執行死刑判決。這時十二個犯人中隻有十個被交給了行刑隊。另外兩名犯人，一個（戈林）在夜間服毒自殺；另一個鮑曼下落不明。
然而，此時無論法庭還是辯護人都不知道，有一個人曾親眼看見馬丁·鮑曼怎樣死去，甚至是在距他很近的地方看到的。在盎格魯—拉克遜的諜報機關裏，有一份與這個案情有關的審訊記錄，上麵印有“絕密”的字樣，因此它被鎖在保險櫃裏。閱讀這些材料時，就像親身經歷一次奇遇一樣。
1945 年10 月下旬，阿爾卑斯山上的一場大雪，把一群年輕人從高山上的一間茅屋裏驅趕到巴伐利亞群山之間。這些年青人過去是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人。在門敏根，他們裝扮成美國人。為首的是一個在半年前還是希特勒
青年團裏級別最高的人：全國青年領袖、三十五歲的阿圖爾·阿克斯曼。有些年育的納粹黨員曾把他看作是希特勒的繼承人。
在剛一開始進攻蘇聯的時候，他就失去了一隻胳膊。戰爭結束時，他是元首地下避彈室裏與希特勒較為親密的隨從，他和其他人一起從那裏向外突圍，在魏登達姆橋發生戰鬥的時候他也在場。
7 月3 日他終於被允許傳喚他的最重要的和最後一個證人埃裏希·肯普卡。此人出身於魯爾區一個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一直受到崇拜元首的思想的薰陶。多年來他都是他的偶像的“私人司機”。在第三帝國末期他管理總理府地下車庫的全部車輛，他還承擔了一項為焚燒希特勒和剛剛成為他的妻子的新娘埃娃夫人的屍體提供汽油的任務。肯普卡是鮑曼的部下。他在法庭上稱鮑曼為“我的間接上司。”
肯普卡和他的直接上司有專線聯繫。這在貼身司機和他們的主人之間是常有的事。由於這個原因鮑曼便算計起肯普卡來，這象算計所有未經他的允許而直接去見希特勒的人那樣。另一方麵，肯普卡也像鮑曼的所有下級一樣，對這位全國領袖向他們發號施令時的粗暴態度感到憤慨。
肯普卡在回答貝戈爾德提出的問題時談到，1945 年5 月1 日至2 日夜間，
他從總理府突圍出來時在魏登達姆橋邊如何遇見鮑曼，以及他們的另外一些從希特勒地下避彈室逃出來的人如何企圖在德國坦克的保護下突破封鎖線等細節。鮑曼當時走在第一輛坦克的旁邊。
“坦克恰好在鮑曼經過的地方爆炸了。”貝戈爾德問：“您此時看到馬丁·鮑曼在熊熊烈火中倒下去了嗎？”當時，肯普卡已被噴射的火焰刺得睜不開眼並被爆炸聲震昏了片刻，他回憶起“那是一次巨大的震動，天塌地陷。可以說一切都飛上了天一樣”，並“肯定地認為鮑曼已由於強烈的爆炸而喪了命”。
這些證詞並沒有使法官們感到滿意。他們尋根究底，想知道那次戰鬥的細節。他們問肯普卡，他是否同鮑曼談到過最好走哪條路才能逃出柏林以及他本人是在什麽地方被俘的。“在貝希特斯加登。”——他回答說。什麽時候？“1945 年夏。”這次審問的結果也沒有達到貝戈爾德預期的目的。肯普卡作證說，如果身穿黨衛隊副總指揮製服即將軍製服的鮑曼死在魏登達姆橋邊，那麽這具屍體在次日早晨一定會引起蘇聯人的注意，如果他隻是受了傷，那麽蘇聯人會把他抓起來。但兩種情況都沒有發生，肯普卡也沒有親眼看見鮑曼死去。而另一方麵，肯普卡成功地偷偷穿過了蘇聯的包圍圈，甚至還逃到了巴伐利亞南部，並在那裏藏了一段時間。既然希特勒的司機能這樣做，為什麽他的秘書就做不到呢？“我可以作證，希特勒已經死亡，”證人肯普卡向法庭擔保說。而鮑曼呢？他沒有回答。弗裏德裏希·貝戈爾德然後把女秘書埃爾澤·克呂格爾的一份宣誓聲明交給了法庭。聲明說，元首衛隊隊長、黨衛隊將軍約翰·拉登貝爾曾向她報告過鮑曼死亡的消息。但是律師自己也清楚地知道，有了肯普卡的供詞，這份材料是一文不值的，因為這位拉登貝爾和鮑曼一樣難以找到，而且也許同樣逃之夭夭。
1946 年10 月1 日在紐倫堡宣讀了判決書。三名被告被認為“在被控訴的問題上無罪”，並被釋放出獄。七名被告被判處十年以上直至無期徒刑。約十二人被判處死刑，其中包括鮑曼。他的判決書是由蘇聯的約拉·t·尼基欽科少將宣讀的。
鮑曼被宣判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道罪，而指控他犯有反和平罪的罪名被取消了。
判決書說：“沒有證據能夠證明鮑曼知道希特勒準備和發動侵略戰爭的計劃。”他隻是在當上了納粹黨辦公廳主任後，也就是說，在1941 年5 月魯道夫·赫斯逃往英國、希特勒已決定進攻蘇聯後，他才躋身於元首之幕僚之列。
在這一點上，法庭犯了一個於被告有利的錯誤。但這對一個隻要被紐倫堡軍事法庭的人捉住就要被送上絞架的人來說，是無關緊要的。1946 年1o月15 日清晨，開始執行死刑判決。這時十二個犯人中隻有十個被交給了行刑隊。另外兩名犯人，一個（戈林）在夜間服毒自殺；另一個鮑曼下落不明。
然而，此時無論法庭還是辯護人都不知道，有一個人曾親眼看見馬丁·鮑曼怎樣死去，甚至是在距他很近的地方看到的。在盎格魯—拉克遜的諜報機關裏，有一份與這個案情有關的審訊記錄，上麵印有“絕密”的字樣，因此它被鎖在保險櫃裏。閱讀這些材料時，就像親身經歷一次奇遇一樣。
1945 年10 月下旬，阿爾卑斯山上的一場大雪，把一群年輕人從高山上的一間茅屋裏驅趕到巴伐利亞群山之間。這些年青人過去是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人。在門敏根，他們裝扮成美國人。為首的是一個在半年前還是希特勒
青年團裏級別最高的人：全國青年領袖、三十五歲的阿圖爾·阿克斯曼。有些年育的納粹黨員曾把他看作是希特勒的繼承人。
在剛一開始進攻蘇聯的時候，他就失去了一隻胳膊。戰爭結束時，他是元首地下避彈室裏與希特勒較為親密的隨從，他和其他人一起從那裏向外突圍，在魏登達姆橋發生戰鬥的時候他也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