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基督教的《神話》的作者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拒絕為納粹黨的反教會方針承擔責任。因為他沒有讓人把他負責的部門當作“精神警察”來濫用，應負責任的是鮑曼，他受希特勒的委託，“代表納粹黨的教會政策”。同樣，羅森貝格在“處理東方問題”（即奴役和歧視當地居民的問題）上也是貫徹了鮑曼的嚴格要求。被告巴爾杜·馮·希拉赫報告說，鮑曼曾唆使別人反對他，因為作為全國青年領袖和維也納大區領袖的他，沒有給教會製造過任何困難。貝戈爾德問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誰應對組織人民衝鋒隊、對那些延長戰爭的、毫無意義的、隻會造成繼續流血的召募群眾的活動負責？凱特爾回答：“鮑曼。鮑曼拒絕任何磋商、任何合作，拒絕關於人民衝鋒隊反對軍事機關的任何消息。”
被告漢斯·弗裏茨徹說，甚至戈培爾都“非常害怕馬丁·鮑曼”。這個納粹宣傳部長，同時又是黨的全國領袖，在內閣中至少同鮑曼是平起平坐的，他在戰爭期間的最後兩年裏重新受到希特勒的器重。他對“他的每一次有可能被黨內激進分子誤解的行動”，都要盡力向鮑曼申辯。鮑曼如果送來一份電傳打字文件，那就會使“戈培爾博士的全部機器都迅速開動起來”。
5 月底，審判已進行了半年。弗裏德裏希·貝戈爾德的辯護工作幾乎沒有什麽進展。
他雖然希望能夠磨掉一些這個或那個罪證的稜角，但這又有什麽用呢？因為對於判決來說，罪證已經綽綽有餘。
貝戈爾德無可奈何地一再企圖證明他的訴訟委託人業已死亡。如果他能把迄今隻受盟軍諜報機關審訊的希特勒的司機埃裏希·肯普卡和鮑曼的女秘書埃爾澤·克呂格爾傳到法庭作證，並在那裏詢問他們的話，他也許會獲得成功。
庭長勞倫斯大法官準許讓那兩個應證明鮑曼已經死亡的證人到法庭作證，但立即使他們的證詞失去意義：“被告是死是活，這毫無關係。問題在於，他有罪還是無罪。”
“閣下，”弗裏德裏希·貝戈爾德抱怨說，“我的處境極為困難。我已經聽到許多證人的證詞並且已經竭盡全力，但我找不到任何能夠減輕被告罪責的材料。所有的證人都對被告恨之入骨，並極力把罪責推到他身上，以便減輕自己的罪過。”幾天前（那是1946 年5 月28 日的審訊記錄），鮑曼的一個同事，一個名叫赫爾穆特·馮·胡梅爾的人在上薩爾茨山被捕。“我將到他那裏去，也許能得到新消息。”
這個馮·胡梅爾確實是鮑曼的心腹之一。他是負責上薩爾茨山地區、梅克倫堡的幾處莊園及希特勒私人會計處的總務主任，此外，他在上薩爾茨山地區領導納粹黨辦公廳的一個分支機構，因為鮑曼希望一旦要和希特勒在那裏作數月之久的逗留時，能隨時拿到最重要的文件。但是馮·胡梅爾顯然不能或者說也不想公開抨擊他從前的上司，因為他沒有作為證人在紐倫堡出現。
他的這種辦法行不通。這個消息大概也傳到某些被告的耳朵裏去了，因為六月中旬，對鮑曼懷有刻骨仇恨的戈林在審訊開始前假惺惺地向貝戈爾德打聽，是否終於找到了能為鮑曼減輕罪行而出庭作證的證人。這位前德國元
帥認為：“他畢竟有過許多女秘書。”但是，律師不得不承認：“沒有一個人想替他說句好話。”戈林得意洋洋地對其他被告說：“如果希特勒早一點死，我作為他的繼承人根本用不著考慮鮑曼的問題。在我能夠下令處死他之前，他手下的那夥人就會把他幹掉的。”貝戈爾德在尋人方麵並不走運。1946年6 月底，他不得不再次向法庭說明，他現在仍然是兩手空空，一無所獲。他想當著法官們的麵詢問希特勒的女秘書格爾達·克裏斯蒂安。但她在不久前從美國上烏塞爾婦女拘留營裏出來後被送回老家度假，從此就隱姓埋名了。辯護人想讓她來證明，他的委託人絕不是自己決定幹壞事的，而是一個身不由己、被希特勒左右的人。貝戈爾德也希望從納粹黨辦公廳其他領導人那裏得到同樣的證詞。雖然局長赫爾穆特·弗裏德裏希斯和海因裏希·瓦肯霍斯特不知去向，但在1946 年6 月29 日審訊開始前不久，美國人仍通知他，他們已把國務秘書格爾哈德·克洛普費爾局長從一個拘留營押送到紐倫堡監獄了。
因此，貝戈爾德本來是可以立即讓人傳喚克洛普費爾到庭的，但是他卻不敢這樣做。經過多次失望之後，他現在也不想再公開經受一次沉重的意外打擊了。他要求延期審理鮑曼的案子，直到他和克洛普費爾談完話為止，法庭在此期間可以審理被告弗裏茨徹一案。
這時，遇事一向沉著冷靜，對貝戈爾德甚至懷有好感的大法官卻失去了耐心。
“您為這個案子已準備好幾個月了，”他用威嚴的口吻大聲說道，“法庭的意見是，您應該進行辯護。如果不能用克洛普費爾的證詞，那就用別的材料。”貝戈爾德無可奈何，隻有再三懇求：
“閣下，我掌握的材料少得可憐。我甚至不知道，在我審問這個人之前，這些材料是否能站得住腳。”
就這樣，他終於爭取到了延期審理的機會——不過隻有幾小時。鮑曼過去的部下克洛普費爾認為，他的上級並不像辯護人所希望的那樣，是無影響和無權無勢的人。在同一天，貝格爾德也把這個證人的名字勾銷了。
被告漢斯·弗裏茨徹說，甚至戈培爾都“非常害怕馬丁·鮑曼”。這個納粹宣傳部長，同時又是黨的全國領袖，在內閣中至少同鮑曼是平起平坐的，他在戰爭期間的最後兩年裏重新受到希特勒的器重。他對“他的每一次有可能被黨內激進分子誤解的行動”，都要盡力向鮑曼申辯。鮑曼如果送來一份電傳打字文件，那就會使“戈培爾博士的全部機器都迅速開動起來”。
5 月底，審判已進行了半年。弗裏德裏希·貝戈爾德的辯護工作幾乎沒有什麽進展。
他雖然希望能夠磨掉一些這個或那個罪證的稜角，但這又有什麽用呢？因為對於判決來說，罪證已經綽綽有餘。
貝戈爾德無可奈何地一再企圖證明他的訴訟委託人業已死亡。如果他能把迄今隻受盟軍諜報機關審訊的希特勒的司機埃裏希·肯普卡和鮑曼的女秘書埃爾澤·克呂格爾傳到法庭作證，並在那裏詢問他們的話，他也許會獲得成功。
庭長勞倫斯大法官準許讓那兩個應證明鮑曼已經死亡的證人到法庭作證，但立即使他們的證詞失去意義：“被告是死是活，這毫無關係。問題在於，他有罪還是無罪。”
“閣下，”弗裏德裏希·貝戈爾德抱怨說，“我的處境極為困難。我已經聽到許多證人的證詞並且已經竭盡全力，但我找不到任何能夠減輕被告罪責的材料。所有的證人都對被告恨之入骨，並極力把罪責推到他身上，以便減輕自己的罪過。”幾天前（那是1946 年5 月28 日的審訊記錄），鮑曼的一個同事，一個名叫赫爾穆特·馮·胡梅爾的人在上薩爾茨山被捕。“我將到他那裏去，也許能得到新消息。”
這個馮·胡梅爾確實是鮑曼的心腹之一。他是負責上薩爾茨山地區、梅克倫堡的幾處莊園及希特勒私人會計處的總務主任，此外，他在上薩爾茨山地區領導納粹黨辦公廳的一個分支機構，因為鮑曼希望一旦要和希特勒在那裏作數月之久的逗留時，能隨時拿到最重要的文件。但是馮·胡梅爾顯然不能或者說也不想公開抨擊他從前的上司，因為他沒有作為證人在紐倫堡出現。
他的這種辦法行不通。這個消息大概也傳到某些被告的耳朵裏去了，因為六月中旬，對鮑曼懷有刻骨仇恨的戈林在審訊開始前假惺惺地向貝戈爾德打聽，是否終於找到了能為鮑曼減輕罪行而出庭作證的證人。這位前德國元
帥認為：“他畢竟有過許多女秘書。”但是，律師不得不承認：“沒有一個人想替他說句好話。”戈林得意洋洋地對其他被告說：“如果希特勒早一點死，我作為他的繼承人根本用不著考慮鮑曼的問題。在我能夠下令處死他之前，他手下的那夥人就會把他幹掉的。”貝戈爾德在尋人方麵並不走運。1946年6 月底，他不得不再次向法庭說明，他現在仍然是兩手空空，一無所獲。他想當著法官們的麵詢問希特勒的女秘書格爾達·克裏斯蒂安。但她在不久前從美國上烏塞爾婦女拘留營裏出來後被送回老家度假，從此就隱姓埋名了。辯護人想讓她來證明，他的委託人絕不是自己決定幹壞事的，而是一個身不由己、被希特勒左右的人。貝戈爾德也希望從納粹黨辦公廳其他領導人那裏得到同樣的證詞。雖然局長赫爾穆特·弗裏德裏希斯和海因裏希·瓦肯霍斯特不知去向，但在1946 年6 月29 日審訊開始前不久，美國人仍通知他，他們已把國務秘書格爾哈德·克洛普費爾局長從一個拘留營押送到紐倫堡監獄了。
因此，貝戈爾德本來是可以立即讓人傳喚克洛普費爾到庭的，但是他卻不敢這樣做。經過多次失望之後，他現在也不想再公開經受一次沉重的意外打擊了。他要求延期審理鮑曼的案子，直到他和克洛普費爾談完話為止，法庭在此期間可以審理被告弗裏茨徹一案。
這時，遇事一向沉著冷靜，對貝戈爾德甚至懷有好感的大法官卻失去了耐心。
“您為這個案子已準備好幾個月了，”他用威嚴的口吻大聲說道，“法庭的意見是，您應該進行辯護。如果不能用克洛普費爾的證詞，那就用別的材料。”貝戈爾德無可奈何，隻有再三懇求：
“閣下，我掌握的材料少得可憐。我甚至不知道，在我審問這個人之前，這些材料是否能站得住腳。”
就這樣，他終於爭取到了延期審理的機會——不過隻有幾小時。鮑曼過去的部下克洛普費爾認為，他的上級並不像辯護人所希望的那樣，是無影響和無權無勢的人。在同一天，貝格爾德也把這個證人的名字勾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