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赫斯感到，他的任務已無成功的希望。他明白，他的飛行是徒勞的了，在失望中，他讓自己保持紳士的風度。他怒氣沖沖地對柯克派屈克說：“如果您們不利用我飛行到此給您們帶來的機會，就證明您們根本不願跟德意誌帝國達成諒解。在這種情況下，元首不僅有權利，甚至可以說有義務消滅英國，永遠使英國人民屈服！”
在這次不成熟的談判破裂以後，柯克派屈克有禮貌地和冷淡地告了別，艾登通知他，他認為繼續跟副元首談話毫無意義。
在施潘道監獄的七號單牢裏，魯道夫·赫斯在一封信中回憶了他飛往蘇
格蘭的事。他這樣寫道：“當時，我以為隻會被關押七個鍾頭，一旦我說出公爵，並宣布我是以自己的名義和地位，作為停戰談判代表來傳教的，就會釋放我。我設想會像談判代表那樣對待我。當事情的發展證明我判斷錯了時，我估計會等七天——直等到一次官方的談判為止。”
赫斯當時非常自信，他在英國隻呆很短時間。在他的行囊中既沒有帶換洗衣服，也沒帶肥皂之類的用具——甚至連牙刷也沒帶一把。
這種天真的自信心，這種以為英國會為他鋪紅地毯的信念，是由於對英國民族的精神氣質完全錯誤判斷的結果。“您大概知道，”英國國務秘書約翰·西蒙爵士（後來的西蒙勳爵）在一次同赫斯的交談中說，“我們的人民有足夠的勇氣和膽量，我們不喜歡威脅！”後來約翰爵士寫道：“他對英國氣質的無知是令人驚異的。”
魯道夫·赫斯，這個從少年時候就在一刻有英國標記的國際貿易中心長大的人，令人吃驚地竟會沒有受到其他國家人民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教育。他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的樣板：閉塞、氣量狹窄，而且無知。這些特點與他那種片麵強調理智的鄉土觀念結合起來，就成為妄自尊大無恥的“主宰者”。他在英國被關押時，曾經抱怨附近火車站的扳道的聲音影響他的睡眠；而與此同時，他的東道國的首都人民每天晚上都被德國的炸彈爆炸聲擾得無法入睡。
這位“摩托化了的巴齊法爾”（像阿爾布雷希特·豪斯霍弗爾挖苦地稱呼赫斯的那樣）的荒謬的“和平建議”，按邱吉爾的說法，不是出自“一個存心辦壞事的腦袋瓜”，他的和平建議“帶有閉塞和玩世不恭的陰險”，當報紙出版商比弗布魯克爵士（當時任邱吉爾戰時內閣的飛機生產部長）去看赫斯時，這位被俘的副元首曾對他說：“假如能舉行談判，那末，赫斯可以在英國和德國結盟反對蘇聯的前提下，全部接受英國提出的條件。”
事後邱吉爾問比弗布魯克，他是否有赫斯神經錯亂了的印象？這位飛機生產部長答道：“完全肯定沒有。赫斯講話十分清楚而且有理智。可能他在醫學問題方麵和對阿夫道夫·希特勒的看法方麵有些不尋常的見解，但他絕不是一個瘋子。”
比弗布魯克曾把他和赫斯的談話內容轉告史達林。我們將看到，這裏存在蘇聯人對赫斯毫不寬容的一關鍵因素。
1941 年5 月13 日，溫斯頓·邱吉爾發出了如何對待副元首的指示：
“1.從整體上說，我們應把他當戰俘看待。因此，把他置於國防部而不是內政部的監管之下比較合適。同時，我們還應把他當做那種受到嚴重指揮的人對待。此人和其他的納粹領袖一樣是戰爭罪犯。他和他的戰友們在戰後也許會受到審判。在這種情況下，為他提供太好的活動場所將會後悔。
2.在此期間，應讓他住在離倫敦不遠的一座專用的房子裏。他必須嚴格地隔離。看守人員應努力並充分地去研究他的精神狀態，從他那裏了解一切有價值的東西。3.生活上應給予照顧，讓他保持健康和住得舒服。要給予充足的食物、書籍、文具和休養的條件。不允許他跟外界接觸（與家人通信當然不在此例）。不允許他接待來訪者，即使自稱是由外交部派來的也不準。不許他看報、聽廣播（這個決定於1941 年6 月起取消）。他的人格應受到尊重。大約相當於對待被我們俘虜的一位重要的將軍一樣。”英國人竭力盡善盡美地保護這位重要的俘虜。假如赫斯遭遇不測，萬一
他在被拘禁期間死去，萬一他被殺害，就可能給在德國拘禁的幾千名英國官兵帶來難以預測的後果。在英國，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德國人可能採取的報復措施是不會輕的。當局甚至擔心希特勒可能打算派小分隊來解救他的副元首。格拉斯哥附近的德賴門的布坎南城堡的野戰醫院周圍派了一個營的兵力去駐守。還挖起了壕溝，鋪設了鐵絲網。
5 月16 日，赫斯被放在臥鋪車廂裏運往倫敦。他在監獄裏住了四天——就住在愛爾蘭造反者羅傑·凱斯門特先生1916 年被絞死以前往的那座房子裏。
5 月21 日，他搬進那座將成為他定居一年以上的房子裏：奧爾德肖特靶場附近的默特切特宮。這座房子是維多利亞式的別墅，已經有些破舊了。對一部希區科克執導的影片倒是一個好的舞台背景。
看守這位副元首的人是蘇格蘭衛隊和科德斯特裏姆衛隊的官兵。赫斯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因為這兩個衛隊屬於國王的私人衛隊！國王把他的私人衛隊派來保衛他了。假如國王知道，他在赫斯心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肯定會感到痛苦：喬治六世成了新的“父親的形象”。對赫斯來說，國王是高尚的、值得同情的對象。他認為國王的行動自由受到國內主戰黨的限製，否則他早就會召見赫斯，並且同他舉行和平談判了。赫斯信任近衛軍的軍官們，因為他們是國王派遣來保護他的。
在這次不成熟的談判破裂以後，柯克派屈克有禮貌地和冷淡地告了別，艾登通知他，他認為繼續跟副元首談話毫無意義。
在施潘道監獄的七號單牢裏，魯道夫·赫斯在一封信中回憶了他飛往蘇
格蘭的事。他這樣寫道：“當時，我以為隻會被關押七個鍾頭，一旦我說出公爵，並宣布我是以自己的名義和地位，作為停戰談判代表來傳教的，就會釋放我。我設想會像談判代表那樣對待我。當事情的發展證明我判斷錯了時，我估計會等七天——直等到一次官方的談判為止。”
赫斯當時非常自信，他在英國隻呆很短時間。在他的行囊中既沒有帶換洗衣服，也沒帶肥皂之類的用具——甚至連牙刷也沒帶一把。
這種天真的自信心，這種以為英國會為他鋪紅地毯的信念，是由於對英國民族的精神氣質完全錯誤判斷的結果。“您大概知道，”英國國務秘書約翰·西蒙爵士（後來的西蒙勳爵）在一次同赫斯的交談中說，“我們的人民有足夠的勇氣和膽量，我們不喜歡威脅！”後來約翰爵士寫道：“他對英國氣質的無知是令人驚異的。”
魯道夫·赫斯，這個從少年時候就在一刻有英國標記的國際貿易中心長大的人，令人吃驚地竟會沒有受到其他國家人民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教育。他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的樣板：閉塞、氣量狹窄，而且無知。這些特點與他那種片麵強調理智的鄉土觀念結合起來，就成為妄自尊大無恥的“主宰者”。他在英國被關押時，曾經抱怨附近火車站的扳道的聲音影響他的睡眠；而與此同時，他的東道國的首都人民每天晚上都被德國的炸彈爆炸聲擾得無法入睡。
這位“摩托化了的巴齊法爾”（像阿爾布雷希特·豪斯霍弗爾挖苦地稱呼赫斯的那樣）的荒謬的“和平建議”，按邱吉爾的說法，不是出自“一個存心辦壞事的腦袋瓜”，他的和平建議“帶有閉塞和玩世不恭的陰險”，當報紙出版商比弗布魯克爵士（當時任邱吉爾戰時內閣的飛機生產部長）去看赫斯時，這位被俘的副元首曾對他說：“假如能舉行談判，那末，赫斯可以在英國和德國結盟反對蘇聯的前提下，全部接受英國提出的條件。”
事後邱吉爾問比弗布魯克，他是否有赫斯神經錯亂了的印象？這位飛機生產部長答道：“完全肯定沒有。赫斯講話十分清楚而且有理智。可能他在醫學問題方麵和對阿夫道夫·希特勒的看法方麵有些不尋常的見解，但他絕不是一個瘋子。”
比弗布魯克曾把他和赫斯的談話內容轉告史達林。我們將看到，這裏存在蘇聯人對赫斯毫不寬容的一關鍵因素。
1941 年5 月13 日，溫斯頓·邱吉爾發出了如何對待副元首的指示：
“1.從整體上說，我們應把他當戰俘看待。因此，把他置於國防部而不是內政部的監管之下比較合適。同時，我們還應把他當做那種受到嚴重指揮的人對待。此人和其他的納粹領袖一樣是戰爭罪犯。他和他的戰友們在戰後也許會受到審判。在這種情況下，為他提供太好的活動場所將會後悔。
2.在此期間，應讓他住在離倫敦不遠的一座專用的房子裏。他必須嚴格地隔離。看守人員應努力並充分地去研究他的精神狀態，從他那裏了解一切有價值的東西。3.生活上應給予照顧，讓他保持健康和住得舒服。要給予充足的食物、書籍、文具和休養的條件。不允許他跟外界接觸（與家人通信當然不在此例）。不允許他接待來訪者，即使自稱是由外交部派來的也不準。不許他看報、聽廣播（這個決定於1941 年6 月起取消）。他的人格應受到尊重。大約相當於對待被我們俘虜的一位重要的將軍一樣。”英國人竭力盡善盡美地保護這位重要的俘虜。假如赫斯遭遇不測，萬一
他在被拘禁期間死去，萬一他被殺害，就可能給在德國拘禁的幾千名英國官兵帶來難以預測的後果。在英國，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德國人可能採取的報復措施是不會輕的。當局甚至擔心希特勒可能打算派小分隊來解救他的副元首。格拉斯哥附近的德賴門的布坎南城堡的野戰醫院周圍派了一個營的兵力去駐守。還挖起了壕溝，鋪設了鐵絲網。
5 月16 日，赫斯被放在臥鋪車廂裏運往倫敦。他在監獄裏住了四天——就住在愛爾蘭造反者羅傑·凱斯門特先生1916 年被絞死以前往的那座房子裏。
5 月21 日，他搬進那座將成為他定居一年以上的房子裏：奧爾德肖特靶場附近的默特切特宮。這座房子是維多利亞式的別墅，已經有些破舊了。對一部希區科克執導的影片倒是一個好的舞台背景。
看守這位副元首的人是蘇格蘭衛隊和科德斯特裏姆衛隊的官兵。赫斯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因為這兩個衛隊屬於國王的私人衛隊！國王把他的私人衛隊派來保衛他了。假如國王知道，他在赫斯心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肯定會感到痛苦：喬治六世成了新的“父親的形象”。對赫斯來說，國王是高尚的、值得同情的對象。他認為國王的行動自由受到國內主戰黨的限製，否則他早就會召見赫斯，並且同他舉行和平談判了。赫斯信任近衛軍的軍官們，因為他們是國王派遣來保護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