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裝置》的樂觀基調使我重新麵對智能機器的時候，神經十分緊張。我用一個與它不同的新背景，不同的新觀點，寫了《束手無策》，描述機器人入侵之後人類進行的頑強抵抗和遭受的悲劇性失敗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一個典型小鎮裏典型家庭中的一個典型人物。這個悲觀的主題，我認為，是有效地得到了體現的：帶著最美麗的願望製造的可能最佳的機器，成了極端恐懼之源。
這種辛酸的悲觀主義觀點，確切地說，不是我自己的。我很少為了表現一種主題而創作故事，因為強調主題，往往會使塑造的人物失真，描寫的情節變形。真正的主題，我覺得，似乎來自故事本身，並使故事更具有深度，更具有感染力。
坎貝爾認為：可以新創一種超機械力，使之發展成為可以控製機器人的一種能力。對此我可不敢苟同。根據定義，作為盡善盡美的機器人，它們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永遠存在下去。當故事情節在我的頭中越來越鮮活的時候，人類那種心理物理能力最終卻還原成了普通的物理力，因此，最終還是擺脫不了智慧機器人控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消滅機器人的新努力卻以新的失敗告終，因為機器人這時能俘獲、控製每一個人的思想，人類成了被自己製造的最佳機器人所操縱的木偶。
對這部小說的誤解，部分地來自故事的結局。為了避免與《束手無策》的結局雷同，我進行了一種文學創作中的嚐試。小說的結局，據我的觀點，絕不是僅僅用“無望”兩字可以概括得了的——但是，我借那些經過洗腦、因機器人而感到高興的那些人之口表達出來。
出乎意料的是，這種結局結果導致了模糊性，出現了多種解釋。沒有兩個評論家對小說結局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自那以後，許多讀者認為小說陰鬱的基調是我的本意，但也有更多的讀者認為受過洗腦的人的態度就是我自己的態度。
比如，哈羅德·l·伯傑最近發表了題為《科幻小說和新黑暗時代》的研究文章，在這篇研究反烏托邦文學的文章中，他把《束手無策》和奧韋爾的《一九八四年》放在一起，歸入“最黑暗的反麵烏托邦的觀點”一類，這與我自己的看法是不謀而合的。然而，當他開始討論這部長篇的時候，他對我“突然轉變的親機器人態度”提出質疑：這是僅僅表現了“一個故事講述者的精湛技巧”?還是表達了一種新的信念：“人類必須屈從於保護性技術的專製，或成為破壞性技術的犧牲品”?
其實，我對這些多種多樣、甚至矛盾的反應並不是全然不高興。模糊性具有它自身的審美價值。我認為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對最佳地運用技術這樣一個人類的主要問題給予真正令人滿意的結論性回答。隻要他能提出問題，指出它的重要性，探索幾種可能的解決辦法，也許就已經足夠了。
無論如何，我認為這部小說確實具有另一種含義，與伯傑所說的比較相近。至少我認為，智慧機器人不僅僅像征一種終極技術，也隱喻了社會和個人之間一種古老的衝突。
小說脫稿幾年之後，這第二種含義還撞擊著我的心靈，因為這時我開始意識到：它的情感內涵來自我自孩提時代的經歷。孩提時，我就生活於與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衝突之中，他們與機器人一樣仁慈，相對於我來說也很有力量，他們所有人都總是與我過不去，但卻一再口口聲聲說這樣做是為了我本人好。
我出生的頭三年是在墨西哥北部馬德雷山的一個孤零零的大農場裏度過的，我母親以前常常說，要到汽車開得到的地方，需要騎整整一天的馬。那個大山的荒涼對她來說是有點難以忍受的，部分原因是她對嬰孩的我太關心了。怕野蠻的印地安族的阿帕切人，怕草叢中的毒蛇、怕深山裏的獅子，甚至怕我在光禿禿的地板上爬，她大部分時間把我鎖在有欣柵欄的嬰兒床裏，而我卻至少需要在泥地上爬上一爬的自由。但是，我不得不愛他，因為她愛著我。然而，作為看護我的“獄吏”，殘酷地違背我的意願，她被怨恨也是難免的。
那一定是我本人首次捲入人類普遍存在的兩難困境中。我們人類天生就是追求自由的動物，但是我們不能單獨生活。要與同胞、家人和朋友和睦相處，要處理好與學校、法律的關係，要與社會文化及其信奉的上帝摘好關係，要處理好這些關係，我們必須學會妥協退讓。我們之中的少數人在與社會的交易中討價還價很在行，從中獲得了最大的便宜，贏得了朋友和愛人，掙得了名譽和地位，成了主宰社會的實權人物。大部分人卻沒有這樣成功，做出很大很痛苦讓步，獲得的報酬卻極不穩定，而主宰自己命運的那些人又這樣可惡可恨。另外的少數人屬於背叛者，十分頑固，不肯作出絲毫的讓步，一生都採取蔑視的反抗態度。
這種社會妥協就是做人的代價。在我們人類存在之前的那種簡單形式的動物“家庭”裏——在我們的祖先還沒有從森林裏移居到草地上的時候，鬥爭的壓力一定是最小的，雖然我猜想那時的鬥爭也已經是夠真實、夠痛苦的了。當這些動物一步步地有了偉大的進化：手腳分工——直立行走的雙腳製造工具的兩手，狩獵群體的形成和說話聲音的出現，做人的代價就更高了。社會更加複雜，要求也更高，原始動物就進化成了人類。
這種辛酸的悲觀主義觀點，確切地說，不是我自己的。我很少為了表現一種主題而創作故事，因為強調主題，往往會使塑造的人物失真，描寫的情節變形。真正的主題，我覺得，似乎來自故事本身，並使故事更具有深度，更具有感染力。
坎貝爾認為：可以新創一種超機械力，使之發展成為可以控製機器人的一種能力。對此我可不敢苟同。根據定義，作為盡善盡美的機器人，它們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永遠存在下去。當故事情節在我的頭中越來越鮮活的時候，人類那種心理物理能力最終卻還原成了普通的物理力，因此，最終還是擺脫不了智慧機器人控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消滅機器人的新努力卻以新的失敗告終，因為機器人這時能俘獲、控製每一個人的思想，人類成了被自己製造的最佳機器人所操縱的木偶。
對這部小說的誤解，部分地來自故事的結局。為了避免與《束手無策》的結局雷同，我進行了一種文學創作中的嚐試。小說的結局，據我的觀點，絕不是僅僅用“無望”兩字可以概括得了的——但是，我借那些經過洗腦、因機器人而感到高興的那些人之口表達出來。
出乎意料的是，這種結局結果導致了模糊性，出現了多種解釋。沒有兩個評論家對小說結局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自那以後，許多讀者認為小說陰鬱的基調是我的本意，但也有更多的讀者認為受過洗腦的人的態度就是我自己的態度。
比如，哈羅德·l·伯傑最近發表了題為《科幻小說和新黑暗時代》的研究文章，在這篇研究反烏托邦文學的文章中，他把《束手無策》和奧韋爾的《一九八四年》放在一起，歸入“最黑暗的反麵烏托邦的觀點”一類，這與我自己的看法是不謀而合的。然而，當他開始討論這部長篇的時候，他對我“突然轉變的親機器人態度”提出質疑：這是僅僅表現了“一個故事講述者的精湛技巧”?還是表達了一種新的信念：“人類必須屈從於保護性技術的專製，或成為破壞性技術的犧牲品”?
其實，我對這些多種多樣、甚至矛盾的反應並不是全然不高興。模糊性具有它自身的審美價值。我認為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對最佳地運用技術這樣一個人類的主要問題給予真正令人滿意的結論性回答。隻要他能提出問題，指出它的重要性，探索幾種可能的解決辦法，也許就已經足夠了。
無論如何，我認為這部小說確實具有另一種含義，與伯傑所說的比較相近。至少我認為，智慧機器人不僅僅像征一種終極技術，也隱喻了社會和個人之間一種古老的衝突。
小說脫稿幾年之後，這第二種含義還撞擊著我的心靈，因為這時我開始意識到：它的情感內涵來自我自孩提時代的經歷。孩提時，我就生活於與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衝突之中，他們與機器人一樣仁慈，相對於我來說也很有力量，他們所有人都總是與我過不去，但卻一再口口聲聲說這樣做是為了我本人好。
我出生的頭三年是在墨西哥北部馬德雷山的一個孤零零的大農場裏度過的，我母親以前常常說，要到汽車開得到的地方，需要騎整整一天的馬。那個大山的荒涼對她來說是有點難以忍受的，部分原因是她對嬰孩的我太關心了。怕野蠻的印地安族的阿帕切人，怕草叢中的毒蛇、怕深山裏的獅子，甚至怕我在光禿禿的地板上爬，她大部分時間把我鎖在有欣柵欄的嬰兒床裏，而我卻至少需要在泥地上爬上一爬的自由。但是，我不得不愛他，因為她愛著我。然而，作為看護我的“獄吏”，殘酷地違背我的意願，她被怨恨也是難免的。
那一定是我本人首次捲入人類普遍存在的兩難困境中。我們人類天生就是追求自由的動物，但是我們不能單獨生活。要與同胞、家人和朋友和睦相處，要處理好與學校、法律的關係，要與社會文化及其信奉的上帝摘好關係，要處理好這些關係，我們必須學會妥協退讓。我們之中的少數人在與社會的交易中討價還價很在行，從中獲得了最大的便宜，贏得了朋友和愛人，掙得了名譽和地位，成了主宰社會的實權人物。大部分人卻沒有這樣成功，做出很大很痛苦讓步，獲得的報酬卻極不穩定，而主宰自己命運的那些人又這樣可惡可恨。另外的少數人屬於背叛者，十分頑固，不肯作出絲毫的讓步，一生都採取蔑視的反抗態度。
這種社會妥協就是做人的代價。在我們人類存在之前的那種簡單形式的動物“家庭”裏——在我們的祖先還沒有從森林裏移居到草地上的時候，鬥爭的壓力一定是最小的，雖然我猜想那時的鬥爭也已經是夠真實、夠痛苦的了。當這些動物一步步地有了偉大的進化：手腳分工——直立行走的雙腳製造工具的兩手，狩獵群體的形成和說話聲音的出現，做人的代價就更高了。社會更加複雜，要求也更高，原始動物就進化成了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