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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譴行動：以色列針對「慕尼黑慘案」的復仇 作者：[加]喬治·喬納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不，不可能。畢竟在貝魯特襲擊之前，他們在日內瓦見過伊弗裏姆。當時他們把截止到那時所做的工作都告訴他了，所以他知道。但對他也許沒有關係。問題就在這裏。
為什麽要跟伊弗裏姆有關係呢?這不是阿弗納自己搞出來的問題嗎?
當他想做個好士兵時，難道這些憂慮不能在他感到害怕時成為他感到“理想破滅”的藉口嗎?事實不就這麽簡單嗎?他頭腦中那些關於徒勞無益的想法，關於沒有什麽意義的想法，關於沒有得到足夠認可的想法，關於一定要分享榮譽的想法，都是為了掩蓋他胸口上的壓力。他之所以找這些理由，是因為他不願意承認自己害怕了。事情的起因就在這裏：懦夫總在為自己的怯懦找藉口。難道不是嗎?
正是這個想法讓阿弗納感到震驚。然而卻是事實。不管怎麽樣，上戰場是最好的選擇。回到自己的部隊裏，事情就簡單多了。跟其他人一樣，做個士兵，現在國家最需要的就是普通士兵。在公開的戰場上，用槍麵對麵地射擊。第一個登上一座小山，第一個把手榴彈扔進敵人的碉堡裏。戰鬥。隻有參加戰鬥，才能表明他不害怕。隻有參加戰鬥，才能治癒他胸口上的一切毛病。
在紐約，人們騷亂不安。他們得到的消息是，以色列的戰爭非常殘酷，實際上，成千上萬的人——以色列的移民、美國的猶太人以及與猶太人無關的美國人——都準備乘飛機到特拉維夫助一臂之力。這個問題就嚴重了，這些人在戰爭中沒有多大用處——他們的願望是好的——還會占據那些真正能幫得上忙的人的位置。盡管機場的官員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來應付混亂的秩序，但仍然很難。人們還得到消息，埃及軍隊跨過蘇伊士運河，建立了橋頭堡，在幾個地方還成功地滲透進“萊克希肯”——在以色列被占領土上的一條沿著運河的南北主幹道——形勢非常危急。
阿弗納決定不玩遊戲了，這次他用的是以色列精銳部隊後備役軍官的護照。這樣可以保證他在下一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飛機上有一個座位，同時，如果以後有什麽影響，也便於處理。實際上，他認為不會有什麽影響。跟葛拉出生時回特拉維夫不一樣，這次很顯然是緊急情況，不會因為沒有得到明確指示就回以色列而受到責備。自己的國家是那麽小，用現代戰爭的術語來說，勝利與失敗之間的距離是那麽小，所以，不言而喻，每個以色列人在戰爭時代都應該這樣做。即使以後因為回去而受到譴責，阿弗納也指望會因為這一點而得到原諒。
他甚至連機場都沒有出，隻給肖莎娜打了一個電話，讓她來機場見他。她帶著十個月大的葛拉來到機場。葛拉看起來不僅像個人，而且像個小女孩了。阿弗納第一次對她有了一點感覺，而不再是冷漠的好奇。這是他的女兒啊!他吻了她，也吻了肖莎娜，並讓她給特拉維夫的一個朋友打個電話——以色列的電話幾乎打不通——讓他開車去機場接他。他所在部隊的總部就在海法的南邊，離他要降落的洛德機場開車隻要一個小時多一點的時間。跟許多以色列人一樣，阿弗納打算開著私家車奔赴戰場。
巧的是，正是開車上戰場這個想法使他陷入了麻煩。飛機飛行順利，在洛德機場降落時，他的朋友正帶著車等他。阿弗納和朋友相互擁抱之後，接過鑰匙，把手提箱朝後座上一摜，幾分鍾以後就上了通向海法的高速公路。還沒開到一英裏，一個穿著警服、不苟言笑的漂亮女孩揮舞著旗子把他攔了下來。
“怎麽了?”阿弗納迷惑不解地問道。他沒有超速啊。
“你難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幾?”那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問道。
阿弗納一時搞不清她在說什麽。他終於想起來了。當然!急著給阿弗納送車，他和他的朋友都忘了一件事。由於以色列汽油緊張，結果就有了一套令人費解的做法。貼著某個標籤的汽車隻能隔一天才能上公共道路。那個星期天，阿弗納那輛車不能上公共道路。
在戰爭時期的以色列，這是嚴重犯罪。申辯也沒有用。那個女警察立即把他帶到地方法庭。坐在桌子後麵、滿身散發著光輝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加裏西亞人，白色的小鬍子修剪得整整齊齊。阿弗納極力為自己辯解。他說他一直在國外，是個預備役軍官，正朝自己的部隊趕，去參加戰鬥。他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感到抱歉，因為一直在國外，沒有想起來等等。請現在就放他走，行嗎?
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同情他。“去吧，回你的部隊去吧。”他說。“但有個條件，交了罰款才能走。”他確定了一個數目：兩百以色列鎊，不多。但阿弗納身上根本就沒有以色列幣。
“能不能過一段時間再交?”他問道。
那個加裏西亞人看著他。
“過一段時間?”他問道。“你一定是瘋了。你去打仗，是不是?如果你在戰場上被打死了，誰給你交罰款?”
阿弗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哦，他想，回家真好。
對阿拉伯世界的愛國者們來說，以色列的災難日就是他們的歡慶日。以色列建國二十五年來，阿拉伯人幾乎沒有打贏過一場戰鬥，更別說戰爭了。1973年10月7日，埃及軍隊成功跨過蘇伊士運河，他們歡慶的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還是失去的榮耀，甚至大丈夫氣概的回歸。不僅僅是一個異想天開的比喻，而且是一種深深的真實的情感。比如，在“贖罪日之戰”結束一年以後發表的一首詩中，敘利亞遊唱詩人尼紮爾·卡巴尼描寫了得知阿拉伯勇士們跨越運河後做愛的情景：
為什麽要跟伊弗裏姆有關係呢?這不是阿弗納自己搞出來的問題嗎?
當他想做個好士兵時，難道這些憂慮不能在他感到害怕時成為他感到“理想破滅”的藉口嗎?事實不就這麽簡單嗎?他頭腦中那些關於徒勞無益的想法，關於沒有什麽意義的想法，關於沒有得到足夠認可的想法，關於一定要分享榮譽的想法，都是為了掩蓋他胸口上的壓力。他之所以找這些理由，是因為他不願意承認自己害怕了。事情的起因就在這裏：懦夫總在為自己的怯懦找藉口。難道不是嗎?
正是這個想法讓阿弗納感到震驚。然而卻是事實。不管怎麽樣，上戰場是最好的選擇。回到自己的部隊裏，事情就簡單多了。跟其他人一樣，做個士兵，現在國家最需要的就是普通士兵。在公開的戰場上，用槍麵對麵地射擊。第一個登上一座小山，第一個把手榴彈扔進敵人的碉堡裏。戰鬥。隻有參加戰鬥，才能表明他不害怕。隻有參加戰鬥，才能治癒他胸口上的一切毛病。
在紐約，人們騷亂不安。他們得到的消息是，以色列的戰爭非常殘酷，實際上，成千上萬的人——以色列的移民、美國的猶太人以及與猶太人無關的美國人——都準備乘飛機到特拉維夫助一臂之力。這個問題就嚴重了，這些人在戰爭中沒有多大用處——他們的願望是好的——還會占據那些真正能幫得上忙的人的位置。盡管機場的官員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來應付混亂的秩序，但仍然很難。人們還得到消息，埃及軍隊跨過蘇伊士運河，建立了橋頭堡，在幾個地方還成功地滲透進“萊克希肯”——在以色列被占領土上的一條沿著運河的南北主幹道——形勢非常危急。
阿弗納決定不玩遊戲了，這次他用的是以色列精銳部隊後備役軍官的護照。這樣可以保證他在下一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飛機上有一個座位，同時，如果以後有什麽影響，也便於處理。實際上，他認為不會有什麽影響。跟葛拉出生時回特拉維夫不一樣，這次很顯然是緊急情況，不會因為沒有得到明確指示就回以色列而受到責備。自己的國家是那麽小，用現代戰爭的術語來說，勝利與失敗之間的距離是那麽小，所以，不言而喻，每個以色列人在戰爭時代都應該這樣做。即使以後因為回去而受到譴責，阿弗納也指望會因為這一點而得到原諒。
他甚至連機場都沒有出，隻給肖莎娜打了一個電話，讓她來機場見他。她帶著十個月大的葛拉來到機場。葛拉看起來不僅像個人，而且像個小女孩了。阿弗納第一次對她有了一點感覺，而不再是冷漠的好奇。這是他的女兒啊!他吻了她，也吻了肖莎娜，並讓她給特拉維夫的一個朋友打個電話——以色列的電話幾乎打不通——讓他開車去機場接他。他所在部隊的總部就在海法的南邊，離他要降落的洛德機場開車隻要一個小時多一點的時間。跟許多以色列人一樣，阿弗納打算開著私家車奔赴戰場。
巧的是，正是開車上戰場這個想法使他陷入了麻煩。飛機飛行順利，在洛德機場降落時，他的朋友正帶著車等他。阿弗納和朋友相互擁抱之後，接過鑰匙，把手提箱朝後座上一摜，幾分鍾以後就上了通向海法的高速公路。還沒開到一英裏，一個穿著警服、不苟言笑的漂亮女孩揮舞著旗子把他攔了下來。
“怎麽了?”阿弗納迷惑不解地問道。他沒有超速啊。
“你難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幾?”那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問道。
阿弗納一時搞不清她在說什麽。他終於想起來了。當然!急著給阿弗納送車，他和他的朋友都忘了一件事。由於以色列汽油緊張，結果就有了一套令人費解的做法。貼著某個標籤的汽車隻能隔一天才能上公共道路。那個星期天，阿弗納那輛車不能上公共道路。
在戰爭時期的以色列，這是嚴重犯罪。申辯也沒有用。那個女警察立即把他帶到地方法庭。坐在桌子後麵、滿身散發著光輝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加裏西亞人，白色的小鬍子修剪得整整齊齊。阿弗納極力為自己辯解。他說他一直在國外，是個預備役軍官，正朝自己的部隊趕，去參加戰鬥。他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感到抱歉，因為一直在國外，沒有想起來等等。請現在就放他走，行嗎?
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同情他。“去吧，回你的部隊去吧。”他說。“但有個條件，交了罰款才能走。”他確定了一個數目：兩百以色列鎊，不多。但阿弗納身上根本就沒有以色列幣。
“能不能過一段時間再交?”他問道。
那個加裏西亞人看著他。
“過一段時間?”他問道。“你一定是瘋了。你去打仗，是不是?如果你在戰場上被打死了，誰給你交罰款?”
阿弗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哦，他想，回家真好。
對阿拉伯世界的愛國者們來說，以色列的災難日就是他們的歡慶日。以色列建國二十五年來，阿拉伯人幾乎沒有打贏過一場戰鬥，更別說戰爭了。1973年10月7日，埃及軍隊成功跨過蘇伊士運河，他們歡慶的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還是失去的榮耀，甚至大丈夫氣概的回歸。不僅僅是一個異想天開的比喻，而且是一種深深的真實的情感。比如，在“贖罪日之戰”結束一年以後發表的一首詩中，敘利亞遊唱詩人尼紮爾·卡巴尼描寫了得知阿拉伯勇士們跨越運河後做愛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