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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譴行動：以色列針對「慕尼黑慘案」的復仇 作者：[加]喬治·喬納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喂，”他對鏡子中的自己大聲說。他從來不這樣的。“看來你愚弄得了你的腦子，可你愚弄不了你的身體。”
“你說什麽?”肖莎娜在衛生間外麵問道。
“沒什麽。”
在那個星期剩下來的時間裏，他開著租來的車，帶著肖莎娜在紐約逛了一下，讓她看看這座城市，別讓她太陌生。他來紐約之前，她最遠隻走到了拐角處的雜貨店。肖莎娜誰都不認識，交朋友不容易。他把她介紹給了自己的一兩個熟人。她跟往常一樣，從無怨言。一天下午，她在這套光線不好、隻有一間臥室的公寓裏給孩子餵奶，他看見了，發現她是那樣的孤獨和脆弱。這使阿弗納非常愧疚。“不會太久的。”他對她說。“我向你保證。”
她看著他笑了笑。這使他感覺更加不好。他能做的事情並不多。她似乎從葛拉身上得到了很大的樂趣。但在阿弗納看來，葛拉仍然很醜，但隨著慢慢長大，她變得比以前好看一點了。
後來，他飛回歐洲的時候，突然想到了自己恐瞑的原因。他、卡爾，以及其他人也許都想到了。為什麽是七個月他們成功實施了五次暗殺行動(不包括貝魯特那次)之後才感到恐瞑。原因非常合乎情理，非常簡單。
他們開始意識到，組織一次襲擊幾乎不用費什麽氣力。有幾個人，有一點錢，下一點點決心，就可以找到一個人，把他殺了，多容易啊!沒有任何損失。難怪那些恐怖分子總能得逞的。不需要很長時間——絕對不需要很長時間——隻需要一小會。隻要夠幹掉四五個人的時間就行。
對他們輕而易舉，對別人同樣輕而易舉。他們能這樣毫不費力地把別人幹掉，別人也可以毫不費力地把他們幹掉。他們能買到恐怖分子的情報，為什麽同樣有錢的恐怖分子——他們的顧忌更少——搞不到他們的情報?為了幹活，雙方都會露出一些蛛絲馬跡，雙方都要跟一些人接觸，這些人就是線人。隻要一個線人就夠。阿弗納的突擊隊員隨時都可能在街道的拐角處看見一支槍正對著自己。晚上關燈以後，他們的床也可能炸到天花板上去。毋庸置疑，也許有人在外麵伺機除掉阿弗納和他的夥伴們呢。他們的害怕是有道理的。
這時發生了三件事情，盡管都是小事，但每發生一件事情都使他們的神經繃得更緊一點。一天晚上，在法蘭克福，他們五個人一起去餐館吃飯。(在法蘭克福，他們不是在這套公寓裏就是在那套公寓裏吃飯，輪流買菜、做飯。)回來的路上，阿弗納開車，五個人坐在一輛車上。他們走的是一條近路，要經過一個工地。突然，幾盞強力照明燈照得他們什麽也看不見，手提式擴音器裏傳來讓他們停下來的命令。剎那之間，他們就被法蘭克福警察團團圍住——突擊搜查毒品。很顯然，一些毒品販子準備把毒品放在工地上，阿弗納的突擊隊中了他們的埋伏。幾分鍾後他們被釋放了，警察一再道歉——他們的證件沒問題，他們也沒喝醉，車裏也沒有什麽東西連累他們——即便如此，他們站在槍口前、伸開雙手趴在阿弗納的“歐普”車頂的那幾秒鍾裏，都覺得自己的末日來了。他們都以為自己被德國安全機關逮住了。實際上，這是在執行這次任務期間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西方當局遭遇。
另外兩件事隻發生在阿弗納和卡爾身上，分別發生在兩個星期天，地點是法蘭克福的安全屋。兩次都是上午十點左右。當時他們剛吃完早餐，還沒來得及收拾桌子。第一件是這樣的：門上響起敲門聲時——這有點異常，因為來人應該在門廳按門鈴——阿弗納踮著腳，從窺視孔裏看見走廊裏站著兩個穿戴整齊的陌生人。阿弗納讓卡爾在臥室門口埋伏好之後，就用鑰匙去開門，同時用腳頂著門下麵。
陌生人是郵件檢查員，來檢查郵件的被盜情況的，很顯然是守門人讓他們進來挨家挨戶地詢問是否丟失過郵件的。“多危險的工作啊。”卡爾把貝雷塔放起來，諷刺道。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天發生的事情更為突然，更加充滿了暴力。阿弗納和卡爾正在看報，他們二樓的窗戶突然一聲巨響，一個物體飛進了房間。他們立即趴在地上，雙臂抱頭，等著那顆手榴彈爆炸。幾秒鍾以後，他們才小心翼翼地抬起頭來。地上滿是玻璃，但沒看見從窗戶裏飛進來的飛彈。
阿弗納爬到牆外麵，背貼著牆站起來，讓自己能夠慢慢地透過破碎的玻璃看看外麵的情形。他看見一個黑人小孩。毫無疑問，這個小孩來自對麵的美國人聚居區。此時他正仰著頭看著他們的窗戶，手裏拿著一根棒球棍。“對不起，先生。”他看見阿弗納後用英語大聲說。“這是意外，請把球給我好嗎?”
這之後一連兩個晚上，阿弗納都很難入睡。
同時他又是這樣一種性格。那些可能會嚇住別人的東西——諸如恐懼、對抗、困難和非難——隻會鞭策他繼續前行。他沒有覺察到這一點，也沒有想到過對它進行分析，他是屬於那種為數不多的愈挫愈勇的人。他身上有些怪癖，就好像他腦子的線路接反了。如果有人惡作劇，把車子的油門和剎車調換一個位置，那他就是這樣一部車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恐懼也許是一個最不能阻止他繼續前進的東西。
“你說什麽?”肖莎娜在衛生間外麵問道。
“沒什麽。”
在那個星期剩下來的時間裏，他開著租來的車，帶著肖莎娜在紐約逛了一下，讓她看看這座城市，別讓她太陌生。他來紐約之前，她最遠隻走到了拐角處的雜貨店。肖莎娜誰都不認識，交朋友不容易。他把她介紹給了自己的一兩個熟人。她跟往常一樣，從無怨言。一天下午，她在這套光線不好、隻有一間臥室的公寓裏給孩子餵奶，他看見了，發現她是那樣的孤獨和脆弱。這使阿弗納非常愧疚。“不會太久的。”他對她說。“我向你保證。”
她看著他笑了笑。這使他感覺更加不好。他能做的事情並不多。她似乎從葛拉身上得到了很大的樂趣。但在阿弗納看來，葛拉仍然很醜，但隨著慢慢長大，她變得比以前好看一點了。
後來，他飛回歐洲的時候，突然想到了自己恐瞑的原因。他、卡爾，以及其他人也許都想到了。為什麽是七個月他們成功實施了五次暗殺行動(不包括貝魯特那次)之後才感到恐瞑。原因非常合乎情理，非常簡單。
他們開始意識到，組織一次襲擊幾乎不用費什麽氣力。有幾個人，有一點錢，下一點點決心，就可以找到一個人，把他殺了，多容易啊!沒有任何損失。難怪那些恐怖分子總能得逞的。不需要很長時間——絕對不需要很長時間——隻需要一小會。隻要夠幹掉四五個人的時間就行。
對他們輕而易舉，對別人同樣輕而易舉。他們能這樣毫不費力地把別人幹掉，別人也可以毫不費力地把他們幹掉。他們能買到恐怖分子的情報，為什麽同樣有錢的恐怖分子——他們的顧忌更少——搞不到他們的情報?為了幹活，雙方都會露出一些蛛絲馬跡，雙方都要跟一些人接觸，這些人就是線人。隻要一個線人就夠。阿弗納的突擊隊員隨時都可能在街道的拐角處看見一支槍正對著自己。晚上關燈以後，他們的床也可能炸到天花板上去。毋庸置疑，也許有人在外麵伺機除掉阿弗納和他的夥伴們呢。他們的害怕是有道理的。
這時發生了三件事情，盡管都是小事，但每發生一件事情都使他們的神經繃得更緊一點。一天晚上，在法蘭克福，他們五個人一起去餐館吃飯。(在法蘭克福，他們不是在這套公寓裏就是在那套公寓裏吃飯，輪流買菜、做飯。)回來的路上，阿弗納開車，五個人坐在一輛車上。他們走的是一條近路，要經過一個工地。突然，幾盞強力照明燈照得他們什麽也看不見，手提式擴音器裏傳來讓他們停下來的命令。剎那之間，他們就被法蘭克福警察團團圍住——突擊搜查毒品。很顯然，一些毒品販子準備把毒品放在工地上，阿弗納的突擊隊中了他們的埋伏。幾分鍾後他們被釋放了，警察一再道歉——他們的證件沒問題，他們也沒喝醉，車裏也沒有什麽東西連累他們——即便如此，他們站在槍口前、伸開雙手趴在阿弗納的“歐普”車頂的那幾秒鍾裏，都覺得自己的末日來了。他們都以為自己被德國安全機關逮住了。實際上，這是在執行這次任務期間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西方當局遭遇。
另外兩件事隻發生在阿弗納和卡爾身上，分別發生在兩個星期天，地點是法蘭克福的安全屋。兩次都是上午十點左右。當時他們剛吃完早餐，還沒來得及收拾桌子。第一件是這樣的：門上響起敲門聲時——這有點異常，因為來人應該在門廳按門鈴——阿弗納踮著腳，從窺視孔裏看見走廊裏站著兩個穿戴整齊的陌生人。阿弗納讓卡爾在臥室門口埋伏好之後，就用鑰匙去開門，同時用腳頂著門下麵。
陌生人是郵件檢查員，來檢查郵件的被盜情況的，很顯然是守門人讓他們進來挨家挨戶地詢問是否丟失過郵件的。“多危險的工作啊。”卡爾把貝雷塔放起來，諷刺道。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天發生的事情更為突然，更加充滿了暴力。阿弗納和卡爾正在看報，他們二樓的窗戶突然一聲巨響，一個物體飛進了房間。他們立即趴在地上，雙臂抱頭，等著那顆手榴彈爆炸。幾秒鍾以後，他們才小心翼翼地抬起頭來。地上滿是玻璃，但沒看見從窗戶裏飛進來的飛彈。
阿弗納爬到牆外麵，背貼著牆站起來，讓自己能夠慢慢地透過破碎的玻璃看看外麵的情形。他看見一個黑人小孩。毫無疑問，這個小孩來自對麵的美國人聚居區。此時他正仰著頭看著他們的窗戶，手裏拿著一根棒球棍。“對不起，先生。”他看見阿弗納後用英語大聲說。“這是意外，請把球給我好嗎?”
這之後一連兩個晚上，阿弗納都很難入睡。
同時他又是這樣一種性格。那些可能會嚇住別人的東西——諸如恐懼、對抗、困難和非難——隻會鞭策他繼續前行。他沒有覺察到這一點，也沒有想到過對它進行分析，他是屬於那種為數不多的愈挫愈勇的人。他身上有些怪癖，就好像他腦子的線路接反了。如果有人惡作劇，把車子的油門和剎車調換一個位置，那他就是這樣一部車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恐懼也許是一個最不能阻止他繼續前進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