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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譴行動：以色列針對「慕尼黑慘案」的復仇 作者：[加]喬治·喬納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他對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似乎特別厭惡，他認為他們有一個反對歐洲大陸人民的巨大的陰謀。雖然他也不喜歡俄國人，但似乎俄國人還沒那麽招他煩，他對德國人的憎恨甚至都沒對盎格魯一撒克遜人那樣強烈。實際上，他之所以譴責英國人，似乎是因為德國人、俄國人、兩次世界大戰，動盪不安的非洲和中東的關係。是因為英國人建立了一個帝國，從法國人那裏奪走了一個帝國，還是因為戰後又這麽急匆匆地將它拆散，“爸爸”才這麽譴責他們不得而知。作為一個熱愛歐洲大陸的人，一個天主教徒，甚至一個農民，一個普通人，一個把自己看作光榮的法國革命的繼承人，“爸爸”似乎在進行著一場戰爭，這場戰爭比目前世界上的任何一場衝突的歷史都悠久得多。這場戰爭的起源消失在歐洲歷史的迷霧中，也消失在他自己的腦海裏。這場戰爭是反對傲慢的英國女王和姦詐的英國貴族。這些貴族在海倫娜島把砒霜放在波那巴·拿破崙的湯裏。
但是如果“爸爸”看見森林有困難——至少對阿弗納而言——那他看見樹木卻沒任何困難。相反，在20世紀70年代他和他的兒子們熟悉地下活動這個稠密森林中的每一棵樹木。在法國當然是這樣，在歐洲也許也是這樣，或許在全世界都是這樣。說“集團”了解每個參與無政府主義革命這個巨大的極其複雜的網絡的恐怖分子、招募員、組織者或間諜的信息，那是誇張，但說他們了解相當一部分人的信息，並且會把這些信息賣給願意而且能夠出資購買的人，則一點都不誇張。正如路易斯和“爸爸”在他們對阿弗納有了足夠的信任之後，自豪地向阿弗納指出的那樣，他們決不——至少決不有意識地——賣給任何政府。與政府打交道有違他們的原則，這是第一。第二，他們覺得太危險。政府和情報機構太不可靠，太不講道德，而且效率低下，充滿謎一樣的辦公室政治。他們甚至不知道“榮譽法典”的含義，那是盜賊們的法典。
除了出售信息之外，“爸爸”也出售服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法國抗德的那些年裏，首先學到的東西就是需要給遊擊隊員提供安全屋、交通、食品、衣服、武器和證件，還需要人在任務完成後對所有事務，有時候也包括屍體，進行處置。這樣的工作——還有監視工作——秘密行動在哪個國家進行，就由哪個國家的普通男女來承擔，這樣會更好、更容易一些——這些人在他們從事合法職業的過程中也許就能成為從事這方麵工作的專家。隻是一個錢的問題而已。“你對鎖了解多少?”他們稍微熟悉一些之後“爸爸”這樣問阿弗納。“我——我給你派個鎖匠來。你要挖墓穴?那我就給你派個挖墓穴的人來。費用不高，不是嗎?”
作為農民的“爸爸”，他最偉大的發現是，有些人為了一點小錢什麽事都願意幹。許多人願意做很多事情，幾乎每個人都願意做一些事情。比如，任何人都不會隻滿足於一點餬口的錢。一個司機開車，一個製造槍炮的人製造武器，或修理武器。為了讓他們得到這些“小”費，要他們額外做的事情不要告訴他們的管理部門。這個——在不可靠的盎格魯一撒克遜國家以外——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幹。這確實意味著要在許多國家支付許多人的工資，但“集團”的經費充足，可以支付這些費用。
“爸爸”的另一個偉大的發現是：跟所有其他的外國人一樣，特工進入或離開一個國家時常常是乘坐預定的航班、火車或輪船，有時候也乘坐私家車。很少有特工會在和平時期自找麻煩地翻山越嶺，從無人防守的邊境過境，或者乘坐私人飛機從隱蔽的飛機場起飛。他們一旦進入一個國家之後，就特別喜歡某些城市，喜歡這些城市的某些酒店、銀行、租賃機構和餐館。因此在那些地方和關鍵路口安排一些人，這些人惟一的工作就是當一個已知的——或者不知但可疑的——外國人一到便立即報告。這樣就能將相當一部分恐怖分子和特工納入“爸爸”的監控範圍之內。雖然不是全部，但是是相當一部分，足以把生意繼續做下去。
然而，所有這些細節都是以後才發現的。淩晨一點阿弗納在凱旋門對路易斯說“再見”、“保持聯繫”時還根本沒有提到“爸爸”。“我的車從這裏走，”路易斯指著維克多雨果大道說。“如果你不需要我陪你走回酒店的話。”
阿弗納笑了。“我不住在我們見麵的那個酒店，”他說。“我搭的士就行。”
路易斯也笑了。“我多愚蠢啊，”他說。“你當然不住在皇家蒙梭飯店317號房間。我忘了。”
阿弗納揚了揚眉毛，點點頭。好。路易斯非常善良，暫時也非常安全。如果他打算傷害他的話，就不會讓阿弗納知道他知道他的房間了。
“很高興見到你。”路易斯繼續說。“托尼告訴我跟你做生意很愉快。記住，如果你需要什麽，請讓我知道——無論什麽。我不能向你保證無論你需要什麽我都有——但可能有。記住。”
“我會記住的。”阿弗納回答道。他們握了握手。然後，路易斯開始離開時，阿弗納說：“噢，路易斯，還有一件事。”
但是如果“爸爸”看見森林有困難——至少對阿弗納而言——那他看見樹木卻沒任何困難。相反，在20世紀70年代他和他的兒子們熟悉地下活動這個稠密森林中的每一棵樹木。在法國當然是這樣，在歐洲也許也是這樣，或許在全世界都是這樣。說“集團”了解每個參與無政府主義革命這個巨大的極其複雜的網絡的恐怖分子、招募員、組織者或間諜的信息，那是誇張，但說他們了解相當一部分人的信息，並且會把這些信息賣給願意而且能夠出資購買的人，則一點都不誇張。正如路易斯和“爸爸”在他們對阿弗納有了足夠的信任之後，自豪地向阿弗納指出的那樣，他們決不——至少決不有意識地——賣給任何政府。與政府打交道有違他們的原則，這是第一。第二，他們覺得太危險。政府和情報機構太不可靠，太不講道德，而且效率低下，充滿謎一樣的辦公室政治。他們甚至不知道“榮譽法典”的含義，那是盜賊們的法典。
除了出售信息之外，“爸爸”也出售服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法國抗德的那些年裏，首先學到的東西就是需要給遊擊隊員提供安全屋、交通、食品、衣服、武器和證件，還需要人在任務完成後對所有事務，有時候也包括屍體，進行處置。這樣的工作——還有監視工作——秘密行動在哪個國家進行，就由哪個國家的普通男女來承擔，這樣會更好、更容易一些——這些人在他們從事合法職業的過程中也許就能成為從事這方麵工作的專家。隻是一個錢的問題而已。“你對鎖了解多少?”他們稍微熟悉一些之後“爸爸”這樣問阿弗納。“我——我給你派個鎖匠來。你要挖墓穴?那我就給你派個挖墓穴的人來。費用不高，不是嗎?”
作為農民的“爸爸”，他最偉大的發現是，有些人為了一點小錢什麽事都願意幹。許多人願意做很多事情，幾乎每個人都願意做一些事情。比如，任何人都不會隻滿足於一點餬口的錢。一個司機開車，一個製造槍炮的人製造武器，或修理武器。為了讓他們得到這些“小”費，要他們額外做的事情不要告訴他們的管理部門。這個——在不可靠的盎格魯一撒克遜國家以外——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幹。這確實意味著要在許多國家支付許多人的工資，但“集團”的經費充足，可以支付這些費用。
“爸爸”的另一個偉大的發現是：跟所有其他的外國人一樣，特工進入或離開一個國家時常常是乘坐預定的航班、火車或輪船，有時候也乘坐私家車。很少有特工會在和平時期自找麻煩地翻山越嶺，從無人防守的邊境過境，或者乘坐私人飛機從隱蔽的飛機場起飛。他們一旦進入一個國家之後，就特別喜歡某些城市，喜歡這些城市的某些酒店、銀行、租賃機構和餐館。因此在那些地方和關鍵路口安排一些人，這些人惟一的工作就是當一個已知的——或者不知但可疑的——外國人一到便立即報告。這樣就能將相當一部分恐怖分子和特工納入“爸爸”的監控範圍之內。雖然不是全部，但是是相當一部分，足以把生意繼續做下去。
然而，所有這些細節都是以後才發現的。淩晨一點阿弗納在凱旋門對路易斯說“再見”、“保持聯繫”時還根本沒有提到“爸爸”。“我的車從這裏走，”路易斯指著維克多雨果大道說。“如果你不需要我陪你走回酒店的話。”
阿弗納笑了。“我不住在我們見麵的那個酒店，”他說。“我搭的士就行。”
路易斯也笑了。“我多愚蠢啊，”他說。“你當然不住在皇家蒙梭飯店317號房間。我忘了。”
阿弗納揚了揚眉毛，點點頭。好。路易斯非常善良，暫時也非常安全。如果他打算傷害他的話，就不會讓阿弗納知道他知道他的房間了。
“很高興見到你。”路易斯繼續說。“托尼告訴我跟你做生意很愉快。記住，如果你需要什麽，請讓我知道——無論什麽。我不能向你保證無論你需要什麽我都有——但可能有。記住。”
“我會記住的。”阿弗納回答道。他們握了握手。然後，路易斯開始離開時，阿弗納說：“噢，路易斯，還有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