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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譴行動：以色列針對「慕尼黑慘案」的復仇 作者：[加]喬治·喬納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斯蒂夫，你去阿姆斯特丹。卡爾，你明天去羅馬。漢斯去巴黎，羅伯特去布魯塞爾。五天後我在法蘭克福跟你們會合。”
“讓我們兩周之內幹掉第一個恐怖頭子。”
這番話聽起來有些衝動，但卻有道理。很顯然，在歐洲的主要城市裏，他們需要有銀行帳戶、聯絡人、加鎖的抽屜和安全屋。目標今天可能在這裏，明天可能在那裏，萬一有行動，他們要有逃跑的路線和藏身之所。理想地說，在歐洲不同的城市應該有不同的護照和不同的身份等著他們。當然還要有錢，讓他們能夠維持一兩個星期。絕對不能在一個國家突襲之後用入境時的同一身份離開這個國家。絕對不能帶著自己的武器跨越國境。至少，如果他們作了充分準備的話，他們不必這樣做。他們甚至不必同時攜帶兩套不同的身份證件。
卡爾過去常常以羅馬為家，漢斯以巴黎為家，斯蒂夫以阿姆斯特丹為家。他們以前的線人——跟普通警察工作一樣，五分之四的情報來自心存不滿或者貪婪的線人——也許聽說過一個目標或其他目標的傳聞。至於羅伯特的目的地布魯塞爾，那裏仍然是世界上走私彈藥和武器的主要中心之一。阿弗納對專業術語知之不多——這是羅伯特的專業——但這也是常識，隻要你人用得當，錢用得當，你就能從一個比利時商販那裏搞到相當數量的軍火，而且可以把它發往西歐各地，甚至更遠的地方。
他的夥伴們離開之後，阿弗納從日內瓦咖啡吧外麵的公用電話亭，花了五萬塊給安德雷斯打了一個電話。
這個電話是他的第六感覺促使他打的。伊弗裏姆說的話已經根植於阿弗納的腦海之中，就是要打人恐怖組織的網絡之中。一箭雙鵰。畢竟，阿弗納和他的突擊隊現在隻是一個極小的嚴密的組織，就像許多地下國際恐怖組織一樣。他們跟任何政府都沒有官方的聯繫。他們不受任何提供秘密服務的程序與規則上的約束。他們是獨立的。他們是在為一個國家工作——但又不是。
伴隨著動盪不安的20世紀60年代聲勢浩大的毒品—文化—反擊—越南—戰爭—環保主義—女權主義一新左翼運動，大批無政府主義武裝分子湧現出來。在這方麵，他們與那些一夥一夥的自發的無政府主義武裝分子並沒什麽兩樣。這些恐怖分子也是在為一個國家工作。但是1972年，很少有人作這樣的聯想。
為什麽直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的多數自由評論家和政治家才去這樣聯想，原因很多。首先，在20世紀60年代，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對恐怖分子擁護的許多事業和觀念給予了巨大的、並不是不應當的同情。盡管絕大多數西方人並不同情恐怖分子採用的方法或“策略”——蓄意謀殺、搶劫、劫機和綁架——許多人容易把狂熱的暴力分子看作是把當代優秀思潮不幸推向極端的一些不太穩定、不太成熟的個體。
第二，某國總是在其政府公告中譴責或者至少是不歡迎多數形式的恐怖主義。該國外交部長在一次大會上說，“某些恐怖行為導致了慕尼黑悲劇的發生，這是不能原諒的。”從事該國政策研究的專家們基於某些理由指出，一直以來，無政府主義者與正統的共產主義者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後者把前者看作是“小資產階級浪漫主義者”，“客觀上”對“無產階級的勝利”隻有阻礙作用。事實上，一些恐怖集團有時候也在公共場合表達他們對“帝國主義”和“西方殖民主義”的反對——盡管在情感上，他們總是非常小心地不讓語言付諸行動。
第三，西歐、美洲、第三世界和中東如春筍般崛起的恐怖集團的雜亂無章、支離破碎、混亂不堪、自相矛盾的人生哲學，很難被看作是單個的政策或想法。有的是宗教狂熱分子，有的是極端民族主義分子。
當然，世界上的罪惡和緊張不安並不是某一個國家發明的。他們隻是認識並且利用了它們。他們不會留下沒有拆線的傷疤。如果可以使傷口更加潰爛的話，他們就不會讓傷口癒合。如果爆發了一場衝突，他們會把這場衝突演變成一場戰爭。如果出現了一件事——不管合法與否——他們會等待一個狂熱分子出來把它推向極端，然後給他提供武器。如果沒有出現這樣的事，他們就會挑起這麽一件事。他們精確地估計到，如果給恐怖分子提供補給和訓練的話，不用它明確指示或指導，恐怖分子都會四處活動。接下來肯定就要慘禍連連了。
然而，在1972年，這一點還不為人普遍知曉。那些掌握情報的人疑慮重重了，並開始收集證據。但有時候他們會因為太快說出來而失去別人的信賴。其他人如阿弗納，盡管掌握的分類信息很少，但具備一些經驗和很多常識，他對此也開始懷疑了。盡管阿弗納不知道“誰受益”這個拉丁詞語的意思，但他很快向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誰從中受益?把周圍那些可愛的水攪渾了，一定會有人前來釣魚。
如果這樣，阿弗納自己也許就要來釣一釣魚了。就在這潭渾水裏。
在法蘭克福，安德雷斯的女朋友伊馮接了電話。幾年前阿弗納第一次給安德雷斯打電話時，跟他說話的可能就是她。自那以後很長時間以來，伊馮不再懷疑他了。她甚至為阿弗納做過一頓晚飯。她是個淺黑膚色的女人，非常引人注目——實際上，因為她阿弗納有點嫉妒安德雷斯——還有一雙大大的藍眼睛。比他們兩個人都高一兩英寸。
“讓我們兩周之內幹掉第一個恐怖頭子。”
這番話聽起來有些衝動，但卻有道理。很顯然，在歐洲的主要城市裏，他們需要有銀行帳戶、聯絡人、加鎖的抽屜和安全屋。目標今天可能在這裏，明天可能在那裏，萬一有行動，他們要有逃跑的路線和藏身之所。理想地說，在歐洲不同的城市應該有不同的護照和不同的身份等著他們。當然還要有錢，讓他們能夠維持一兩個星期。絕對不能在一個國家突襲之後用入境時的同一身份離開這個國家。絕對不能帶著自己的武器跨越國境。至少，如果他們作了充分準備的話，他們不必這樣做。他們甚至不必同時攜帶兩套不同的身份證件。
卡爾過去常常以羅馬為家，漢斯以巴黎為家，斯蒂夫以阿姆斯特丹為家。他們以前的線人——跟普通警察工作一樣，五分之四的情報來自心存不滿或者貪婪的線人——也許聽說過一個目標或其他目標的傳聞。至於羅伯特的目的地布魯塞爾，那裏仍然是世界上走私彈藥和武器的主要中心之一。阿弗納對專業術語知之不多——這是羅伯特的專業——但這也是常識，隻要你人用得當，錢用得當，你就能從一個比利時商販那裏搞到相當數量的軍火，而且可以把它發往西歐各地，甚至更遠的地方。
他的夥伴們離開之後，阿弗納從日內瓦咖啡吧外麵的公用電話亭，花了五萬塊給安德雷斯打了一個電話。
這個電話是他的第六感覺促使他打的。伊弗裏姆說的話已經根植於阿弗納的腦海之中，就是要打人恐怖組織的網絡之中。一箭雙鵰。畢竟，阿弗納和他的突擊隊現在隻是一個極小的嚴密的組織，就像許多地下國際恐怖組織一樣。他們跟任何政府都沒有官方的聯繫。他們不受任何提供秘密服務的程序與規則上的約束。他們是獨立的。他們是在為一個國家工作——但又不是。
伴隨著動盪不安的20世紀60年代聲勢浩大的毒品—文化—反擊—越南—戰爭—環保主義—女權主義一新左翼運動，大批無政府主義武裝分子湧現出來。在這方麵，他們與那些一夥一夥的自發的無政府主義武裝分子並沒什麽兩樣。這些恐怖分子也是在為一個國家工作。但是1972年，很少有人作這樣的聯想。
為什麽直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的多數自由評論家和政治家才去這樣聯想，原因很多。首先，在20世紀60年代，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對恐怖分子擁護的許多事業和觀念給予了巨大的、並不是不應當的同情。盡管絕大多數西方人並不同情恐怖分子採用的方法或“策略”——蓄意謀殺、搶劫、劫機和綁架——許多人容易把狂熱的暴力分子看作是把當代優秀思潮不幸推向極端的一些不太穩定、不太成熟的個體。
第二，某國總是在其政府公告中譴責或者至少是不歡迎多數形式的恐怖主義。該國外交部長在一次大會上說，“某些恐怖行為導致了慕尼黑悲劇的發生，這是不能原諒的。”從事該國政策研究的專家們基於某些理由指出，一直以來，無政府主義者與正統的共產主義者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後者把前者看作是“小資產階級浪漫主義者”，“客觀上”對“無產階級的勝利”隻有阻礙作用。事實上，一些恐怖集團有時候也在公共場合表達他們對“帝國主義”和“西方殖民主義”的反對——盡管在情感上，他們總是非常小心地不讓語言付諸行動。
第三，西歐、美洲、第三世界和中東如春筍般崛起的恐怖集團的雜亂無章、支離破碎、混亂不堪、自相矛盾的人生哲學，很難被看作是單個的政策或想法。有的是宗教狂熱分子，有的是極端民族主義分子。
當然，世界上的罪惡和緊張不安並不是某一個國家發明的。他們隻是認識並且利用了它們。他們不會留下沒有拆線的傷疤。如果可以使傷口更加潰爛的話，他們就不會讓傷口癒合。如果爆發了一場衝突，他們會把這場衝突演變成一場戰爭。如果出現了一件事——不管合法與否——他們會等待一個狂熱分子出來把它推向極端，然後給他提供武器。如果沒有出現這樣的事，他們就會挑起這麽一件事。他們精確地估計到，如果給恐怖分子提供補給和訓練的話，不用它明確指示或指導，恐怖分子都會四處活動。接下來肯定就要慘禍連連了。
然而，在1972年，這一點還不為人普遍知曉。那些掌握情報的人疑慮重重了，並開始收集證據。但有時候他們會因為太快說出來而失去別人的信賴。其他人如阿弗納，盡管掌握的分類信息很少，但具備一些經驗和很多常識，他對此也開始懷疑了。盡管阿弗納不知道“誰受益”這個拉丁詞語的意思，但他很快向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誰從中受益?把周圍那些可愛的水攪渾了，一定會有人前來釣魚。
如果這樣，阿弗納自己也許就要來釣一釣魚了。就在這潭渾水裏。
在法蘭克福，安德雷斯的女朋友伊馮接了電話。幾年前阿弗納第一次給安德雷斯打電話時，跟他說話的可能就是她。自那以後很長時間以來，伊馮不再懷疑他了。她甚至為阿弗納做過一頓晚飯。她是個淺黑膚色的女人，非常引人注目——實際上，因為她阿弗納有點嫉妒安德雷斯——還有一雙大大的藍眼睛。比他們兩個人都高一兩英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