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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譴行動：以色列針對「慕尼黑慘案」的復仇 作者：[加]喬治·喬納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自從後來見到梅爾總理之後，阿弗納平靜的生活被打亂了，無憂無慮的生活結束了。“穆薩德”令他率領一支突擊隊，幹掉他們確定的十一名恐怖分子，為在慕尼黑奧運會上死去的以色列運動員報仇。這是一項，用梅爾總理的話來說，“改變猶太人歷史”的重任。他經過二十四小時的考慮之後，終於答應退出“穆薩德”，並承諾自己今後的所作所為跟“穆薩德”無關，一切後果由自己承擔。為了國讎家恨，他毅然決然地走上了這條遠離親人、無法告人、無法訴說、孤獨寂寞的不歸之路。旅行對他來說不再是一種享受，而是一次次驚心動魄、心驚肉跳的追殺。
復仇者們出師大捷，並為此深受鼓舞。他們在門廊裏把一個手無寸鐵的目標幹掉之後，又接二連三地用電話炸彈、汽車炸彈、在床墊下放炸彈和街頭突襲的方法殘忍地幹掉了另外四個恐怖分子。
隨著恐怖分子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復仇者們開始感到惶恐不安。用阿弗納自己的話來說，這種感覺很奇特，以前從來沒有過。在部隊裏沒有、在“六日戰爭”期間沒有、訓練的時候沒有、做一名普通特工的時候也沒有，甚至在執行這次任務之初也沒有。它是一種“悄然存在、讓人萎靡、幾天都揮之不去的焦慮”。他起初以為是吃了什麽東西所致，但他很快發現，這種感覺是恐懼。他意識到，要殺掉一個人太容易了。隻要有幾個人，有一點點錢，一點點決心，就可以找到一個人把他殺了。難怪恐怖分子那麽容易得逞的!既然他們能這樣毫不費力地把恐怖分子幹掉，那恐怖分子也可以毫不費力地把他們幹掉。他們能買到恐怖分子的情報，為什麽同樣有錢、顧及更少的恐怖分子買不到他們的情報?他們隨時可能在街道的拐角處看見一支槍，正對著自己。晚上熄燈以後，他們的床也可能被炸到天花板上去。復仇者們惶恐了，不安了。當搜查毒品的德國警察將他們團團圍住時，他們幾乎感到自己的末日來臨了。當一個黑人小孩不慎把球扔進他們的窗戶裏時，他們“立即趴在地上，雙臂抱頭，等著那顆手榴彈爆炸”。當郵遞員來檢查丟失的郵件時，他們趕緊在臥室門後做好埋伏，以防不測。阿弗納在床上再也睡不著覺，隻有搬到壁櫥裏才能睡著，因為他時刻擔心有人在床底下放炸彈。
他跟妻子的團聚也不全是歡樂。考慮到任務結束後，自己再也不可能回以色列生活，他動員妻子到美國生活。妻子從來沒有在以色列以外生活過。她孑然一身地住在美國，人地生疏，舉目無親，不知道阿弗納在哪裏，也不知道他什麽時候才能回來。他第一次回美國時，看到妻子孤獨脆弱的身影，心裏痛苦極了。他不知道這種頻頻更換姓名與身份、跟哪怕是自己的親人都無法訴說的日子什麽時候是個盡頭。而在他妻子的眼裏呢，他在過去的七個月中好像老了十歲。雖然實際隻有二十六歲，而看起來卻像三十四五歲的人了。他自言自語地說：“看來你愚弄得了你的腦子。可你愚弄不了你的身體。”
仿佛陰魂一般不散的惶恐與不安讓阿弗納開始對這次任務的正義性感到困惑，對這樣的報復行動能否消滅恐怖活動提出了質疑。事實證明，他們的困惑和質疑並不是毫無根據的。阿弗納在倫敦大街上被恐怖分子跟蹤了。緊接著，三個特工一個接一個地被恐怖分子殺害了。第一個特工死在恐怖分子雇來的女人設下的溫柔陷阱裏。第二個特工在研製新式彈藥時被神秘地炸死。第三個特工在冰天雪地的深夜裏散步時遭人暗算。阿弗納雖然感到震驚、憤怒，但在強大的、無形的恐怖勢力麵前，卻又無可奈何。連是誰殺害了自己的同伴都不得而知，更別提報復了。阿弗納更加困惑了，既對同伴們神秘的死亡感到困惑，也對這種循環往復、無休無止的復仇怪圈感到困惑。正是這種困惑，堅定了他後來離開特工組織和選擇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的決心，從而完成了人性的自我救贖。
表麵上，三個特工是被恐怖分子殺害的。但實際上，殺害他們的恰恰是這種困惑。隨著暗殺行動的連連得手，特工們變得神情恍惚，舉止古怪，神秘莫測。看著一個個生命倒下去，他們變得越來越沉默、惶恐與不安。他們心灰意冷，疑心越來越重。他們隨身帶著槍，充滿了殺氣。這種困惑無法與外人言說，不能向家人傾訴，害怕與同伴溝通。孤獨像一張巨大的、無形的網把他們緊緊籠罩。他們變得孤僻、厭世、迷惘，甚至絕望，於是企圖從女人身上、從工作當中、從全神貫注的思索之中得到一絲慰藉，結果卻為恐怖分子所害。小說自始至終都沒有交代三個特工到底是誰殺死的，不僅沒有交代，還大肆渲染，故布疑陣。這是否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特工們正是死於這種困惑呢?困惑久懸不決必成困境。特工們走不出困境，隻有走向毀滅。
拜倫說：復仇是一盤菜，最好等冷卻之後再來吃。復仇也許是一盤菜，但得有失去人性和靈魂的冷血殺手才行。否則，即使冷下來的菜也吃不下去。《復仇》中的特工們都是有血有肉的熱血男兒，他們熱愛自己的民族，熱愛自己的家人。於是，死亡似乎是他們的惟一選擇。
沒有走向毀滅但已心如死灰的阿弗納最終離開以色列去了紐約。他不能找工作，因為他不是美國的正式移民。他跟那些從墨西哥來的非法移民一樣，成了美國龐大的地下經濟中成千上萬的從事低級工作的外國人中的一員。但他不認為這是剝削。相反，他心存感激。他不介意開計程車或刷房子得到的錢比正式移民少，也不介意工作時間比他們長。正是在開計程車或刷房子的時候，他慢慢意識到，這些是他可以幹一輩子的活。
復仇者們出師大捷，並為此深受鼓舞。他們在門廊裏把一個手無寸鐵的目標幹掉之後，又接二連三地用電話炸彈、汽車炸彈、在床墊下放炸彈和街頭突襲的方法殘忍地幹掉了另外四個恐怖分子。
隨著恐怖分子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復仇者們開始感到惶恐不安。用阿弗納自己的話來說，這種感覺很奇特，以前從來沒有過。在部隊裏沒有、在“六日戰爭”期間沒有、訓練的時候沒有、做一名普通特工的時候也沒有，甚至在執行這次任務之初也沒有。它是一種“悄然存在、讓人萎靡、幾天都揮之不去的焦慮”。他起初以為是吃了什麽東西所致，但他很快發現，這種感覺是恐懼。他意識到，要殺掉一個人太容易了。隻要有幾個人，有一點點錢，一點點決心，就可以找到一個人把他殺了。難怪恐怖分子那麽容易得逞的!既然他們能這樣毫不費力地把恐怖分子幹掉，那恐怖分子也可以毫不費力地把他們幹掉。他們能買到恐怖分子的情報，為什麽同樣有錢、顧及更少的恐怖分子買不到他們的情報?他們隨時可能在街道的拐角處看見一支槍，正對著自己。晚上熄燈以後，他們的床也可能被炸到天花板上去。復仇者們惶恐了，不安了。當搜查毒品的德國警察將他們團團圍住時，他們幾乎感到自己的末日來臨了。當一個黑人小孩不慎把球扔進他們的窗戶裏時，他們“立即趴在地上，雙臂抱頭，等著那顆手榴彈爆炸”。當郵遞員來檢查丟失的郵件時，他們趕緊在臥室門後做好埋伏，以防不測。阿弗納在床上再也睡不著覺，隻有搬到壁櫥裏才能睡著，因為他時刻擔心有人在床底下放炸彈。
他跟妻子的團聚也不全是歡樂。考慮到任務結束後，自己再也不可能回以色列生活，他動員妻子到美國生活。妻子從來沒有在以色列以外生活過。她孑然一身地住在美國，人地生疏，舉目無親，不知道阿弗納在哪裏，也不知道他什麽時候才能回來。他第一次回美國時，看到妻子孤獨脆弱的身影，心裏痛苦極了。他不知道這種頻頻更換姓名與身份、跟哪怕是自己的親人都無法訴說的日子什麽時候是個盡頭。而在他妻子的眼裏呢，他在過去的七個月中好像老了十歲。雖然實際隻有二十六歲，而看起來卻像三十四五歲的人了。他自言自語地說：“看來你愚弄得了你的腦子。可你愚弄不了你的身體。”
仿佛陰魂一般不散的惶恐與不安讓阿弗納開始對這次任務的正義性感到困惑，對這樣的報復行動能否消滅恐怖活動提出了質疑。事實證明，他們的困惑和質疑並不是毫無根據的。阿弗納在倫敦大街上被恐怖分子跟蹤了。緊接著，三個特工一個接一個地被恐怖分子殺害了。第一個特工死在恐怖分子雇來的女人設下的溫柔陷阱裏。第二個特工在研製新式彈藥時被神秘地炸死。第三個特工在冰天雪地的深夜裏散步時遭人暗算。阿弗納雖然感到震驚、憤怒，但在強大的、無形的恐怖勢力麵前，卻又無可奈何。連是誰殺害了自己的同伴都不得而知，更別提報復了。阿弗納更加困惑了，既對同伴們神秘的死亡感到困惑，也對這種循環往復、無休無止的復仇怪圈感到困惑。正是這種困惑，堅定了他後來離開特工組織和選擇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的決心，從而完成了人性的自我救贖。
表麵上，三個特工是被恐怖分子殺害的。但實際上，殺害他們的恰恰是這種困惑。隨著暗殺行動的連連得手，特工們變得神情恍惚，舉止古怪，神秘莫測。看著一個個生命倒下去，他們變得越來越沉默、惶恐與不安。他們心灰意冷，疑心越來越重。他們隨身帶著槍，充滿了殺氣。這種困惑無法與外人言說，不能向家人傾訴，害怕與同伴溝通。孤獨像一張巨大的、無形的網把他們緊緊籠罩。他們變得孤僻、厭世、迷惘，甚至絕望，於是企圖從女人身上、從工作當中、從全神貫注的思索之中得到一絲慰藉，結果卻為恐怖分子所害。小說自始至終都沒有交代三個特工到底是誰殺死的，不僅沒有交代，還大肆渲染，故布疑陣。這是否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特工們正是死於這種困惑呢?困惑久懸不決必成困境。特工們走不出困境，隻有走向毀滅。
拜倫說：復仇是一盤菜，最好等冷卻之後再來吃。復仇也許是一盤菜，但得有失去人性和靈魂的冷血殺手才行。否則，即使冷下來的菜也吃不下去。《復仇》中的特工們都是有血有肉的熱血男兒，他們熱愛自己的民族，熱愛自己的家人。於是，死亡似乎是他們的惟一選擇。
沒有走向毀滅但已心如死灰的阿弗納最終離開以色列去了紐約。他不能找工作，因為他不是美國的正式移民。他跟那些從墨西哥來的非法移民一樣，成了美國龐大的地下經濟中成千上萬的從事低級工作的外國人中的一員。但他不認為這是剝削。相反，他心存感激。他不介意開計程車或刷房子得到的錢比正式移民少，也不介意工作時間比他們長。正是在開計程車或刷房子的時候，他慢慢意識到，這些是他可以幹一輩子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