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古碑左顧右盼，似乎有點猶豫，盡管他對把東方聞音派到陳埠縣去跟那個魔鬼“並肩戰鬥”一千個反對一萬個不放心，但是他往四周一看就明白了，這件事情已是大勢所趨，所以他最終還是舉起了手。 堅持到最後沒有舉手的，隻剩下了張普景一個人，形成了一對四的局麵。那一瞬間，張普景幾乎咬斷了鋼牙，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是這樣一個結果—— 這是怎麽回事啊？
凹凸山抗日獨立旅少將旅長劉漢英久久地佇立於舒霍埠西南茶山的坡上，目光掠越茶林的梢尖，落在山坳裏烏龍集南邊的栗竹壩上。
栗竹壩是第七十九大隊開闢的一塊訓練場地。眼下，栗竹壩東頭的那片打穀場上，正在進行著一場無聲的、慘烈的搏鬥——七十九大隊的官兵正在操練拚刺。
劉漢英已經在這裏觀看很長時間了。他的身後跟著參謀長左文錄和幾個參謀人員。他們這一次觀看部隊訓練，既不是巡視，也不是檢閱，而是悄悄地來，悄悄地看，很有一些神秘色彩。
劉漢英此時的心情真是複雜極了，盡管這是一個風和日麗陽光明媚的春天的上午。七十九大隊的槍刺在陽光下熠熠閃爍，如同一片銀色的森林，灼痛了他的眼睛。他剛剛收到一份電報，上峰要把原第七十九軍殘部七十九大隊擴編為新編第七十九團。這份電報不僅使劉漢英無比震驚，也使他大惑不解。他仿佛看見了那個身居軍委會高位的陳上將拍案而起，正在聲色俱厲地嗬斥他的頂頭上司蔣文肇——“交出東條山事變的責任者！槍斃兇手！”
而他劉漢英恰巧是製造東條山事變的直接責任者之一。更何況東條山事變留下的禍根還埋在他的身邊呢。對於劉漢英來說，那段歷史將永遠是清晰的。如今站在舒霍埠的茶山上，那種濃烈的血腥味仍然一陣一陣地嗆著他的鼻竇…… 所謂的東條山事變，就發生在兩年前的全麵抗戰爆發初期。
是年五月，日軍以四千人眾並調集偽滿洲國四萬兵力大舉進攻中原東條山，駐守東條山的中國各路諸侯的軍隊有二十餘萬，由於作戰準備不充分，加之互相推諉依賴，致使損失慘重，兵敗如山倒，十多萬軍隊奉命撤退至淠河以東。當時劉漢英是蔣文肇新六軍方阜陽師裏的一名團長，自然也在潰退之列。於是乎，整個東條山一線的中國軍隊隻有非嫡係的雜牌軍第七十九軍堅守陣地，與敵血戰一場然後轉入敵後，憑藉險峰峻嶺與敵周旋，開闢了以源濟、沁豐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源沁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直接威脅日軍的兩大據點——安豐和長水，並且拊通陽之敵側背，因此日軍勢必要摧毀該地區的抗日力量，自這年九月初起，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嚴密“掃蕩”。
在“掃蕩”初期，日軍對七十九軍採取了政治誘降，宣揚“不打中央軍，專打八路軍”，又宣揚“不打後娘養的武培梅，專打蔣介石的寵兒蔣文肇”，“七十九軍要糧沒糧，要錢沒錢，除了賣命，一無所有”。
應該承認，日軍對於七十九軍的處境確實是清楚的。
七十九軍本來是一支地方軍閥部隊，在蔣、馮、閻中原大戰時，曾經同蔣介石的嫡係部隊打過硬仗，尤其賣命，使蔣部損失慘重。雖然在抗戰爆發後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的序列，但是蔣介石對於該軍的猜忌始終有增無減，軍餉長期短缺，武器多是內戰中軍閥所造，既土且笨。然而就是這樣一支軍隊，在姑子關戰役、郗口戰役、東條山戰役中，屢屢首當其衝，憑藉低劣的武器裝備同日軍血戰。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支軍隊常常在緊要關頭遭到出賣，最需要保障的時候沒有保障，最需要援兵的時候沒有援兵。兩萬多官兵經常餓著肚皮作戰，大刀、石頭乃至木棍都是武器，其慘烈之狀，連劉漢英這樣的蔣門嫡係都不禁為之動容。
侵華日軍見誘降不成，惱羞成怒，於當年九月二十七日調集三萬多兵力，分成十四路向七十九軍駐地實施梳篦式“掃蕩”，軍長武培梅中將率軍部和一師三個團僅三千餘人浴血突圍，一場鏖戰下來，隻剩下一千七八百人。而此時為了保障蔣文肇部隊的轉移，長官部不僅沒有對九死一生的七十九軍殘部採取保護措施，反而命令他們重返火線。
血戰三天水米未沾的七十九軍官兵此時徹底心寒齒冷了，武培梅決意抗命撤退，當場將蔣文肇部一二一團團長轉送的命令撕得粉碎，揮淚率部開拔。
豈料此時一二一團已經奉命堵住了七十九軍的退路，竟然在山頭架起機關槍督戰。
武培梅雷霆震怒，喝一聲：“擋我者亡！”然後親自抱起一挺機關槍，身先士卒沖了上去。置於死地而後生，哀兵之戰勢不可當，前來堵截的一二一團遭到武培梅殘部的毀滅性打擊，迅速崩潰。可是武培梅哪裏知道，當他率領不到一千人的隊伍衝過一二一團的堵截線之後，還沒有等他吐出一口長氣，蔣文肇指揮的七個整團將近一萬人，聲稱奉命圍剿叛軍，已經將他們包圍得水泄不通了。不用怎麽費勁，最高長官就輕巧地報了中原大戰的一箭之仇。
在當時參加圍攻武培梅部的七個團當中，就有劉漢英的二四六團。
這無疑是一樁奇天大冤。但是不久之後出現在重慶、廣州等地的報紙上的，卻是一則措辭微妙的消息——
凹凸山抗日獨立旅少將旅長劉漢英久久地佇立於舒霍埠西南茶山的坡上，目光掠越茶林的梢尖，落在山坳裏烏龍集南邊的栗竹壩上。
栗竹壩是第七十九大隊開闢的一塊訓練場地。眼下，栗竹壩東頭的那片打穀場上，正在進行著一場無聲的、慘烈的搏鬥——七十九大隊的官兵正在操練拚刺。
劉漢英已經在這裏觀看很長時間了。他的身後跟著參謀長左文錄和幾個參謀人員。他們這一次觀看部隊訓練，既不是巡視，也不是檢閱，而是悄悄地來，悄悄地看，很有一些神秘色彩。
劉漢英此時的心情真是複雜極了，盡管這是一個風和日麗陽光明媚的春天的上午。七十九大隊的槍刺在陽光下熠熠閃爍，如同一片銀色的森林，灼痛了他的眼睛。他剛剛收到一份電報，上峰要把原第七十九軍殘部七十九大隊擴編為新編第七十九團。這份電報不僅使劉漢英無比震驚，也使他大惑不解。他仿佛看見了那個身居軍委會高位的陳上將拍案而起，正在聲色俱厲地嗬斥他的頂頭上司蔣文肇——“交出東條山事變的責任者！槍斃兇手！”
而他劉漢英恰巧是製造東條山事變的直接責任者之一。更何況東條山事變留下的禍根還埋在他的身邊呢。對於劉漢英來說，那段歷史將永遠是清晰的。如今站在舒霍埠的茶山上，那種濃烈的血腥味仍然一陣一陣地嗆著他的鼻竇…… 所謂的東條山事變，就發生在兩年前的全麵抗戰爆發初期。
是年五月，日軍以四千人眾並調集偽滿洲國四萬兵力大舉進攻中原東條山，駐守東條山的中國各路諸侯的軍隊有二十餘萬，由於作戰準備不充分，加之互相推諉依賴，致使損失慘重，兵敗如山倒，十多萬軍隊奉命撤退至淠河以東。當時劉漢英是蔣文肇新六軍方阜陽師裏的一名團長，自然也在潰退之列。於是乎，整個東條山一線的中國軍隊隻有非嫡係的雜牌軍第七十九軍堅守陣地，與敵血戰一場然後轉入敵後，憑藉險峰峻嶺與敵周旋，開闢了以源濟、沁豐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源沁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直接威脅日軍的兩大據點——安豐和長水，並且拊通陽之敵側背，因此日軍勢必要摧毀該地區的抗日力量，自這年九月初起，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嚴密“掃蕩”。
在“掃蕩”初期，日軍對七十九軍採取了政治誘降，宣揚“不打中央軍，專打八路軍”，又宣揚“不打後娘養的武培梅，專打蔣介石的寵兒蔣文肇”，“七十九軍要糧沒糧，要錢沒錢，除了賣命，一無所有”。
應該承認，日軍對於七十九軍的處境確實是清楚的。
七十九軍本來是一支地方軍閥部隊，在蔣、馮、閻中原大戰時，曾經同蔣介石的嫡係部隊打過硬仗，尤其賣命，使蔣部損失慘重。雖然在抗戰爆發後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的序列，但是蔣介石對於該軍的猜忌始終有增無減，軍餉長期短缺，武器多是內戰中軍閥所造，既土且笨。然而就是這樣一支軍隊，在姑子關戰役、郗口戰役、東條山戰役中，屢屢首當其衝，憑藉低劣的武器裝備同日軍血戰。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支軍隊常常在緊要關頭遭到出賣，最需要保障的時候沒有保障，最需要援兵的時候沒有援兵。兩萬多官兵經常餓著肚皮作戰，大刀、石頭乃至木棍都是武器，其慘烈之狀，連劉漢英這樣的蔣門嫡係都不禁為之動容。
侵華日軍見誘降不成，惱羞成怒，於當年九月二十七日調集三萬多兵力，分成十四路向七十九軍駐地實施梳篦式“掃蕩”，軍長武培梅中將率軍部和一師三個團僅三千餘人浴血突圍，一場鏖戰下來，隻剩下一千七八百人。而此時為了保障蔣文肇部隊的轉移，長官部不僅沒有對九死一生的七十九軍殘部採取保護措施，反而命令他們重返火線。
血戰三天水米未沾的七十九軍官兵此時徹底心寒齒冷了，武培梅決意抗命撤退，當場將蔣文肇部一二一團團長轉送的命令撕得粉碎，揮淚率部開拔。
豈料此時一二一團已經奉命堵住了七十九軍的退路，竟然在山頭架起機關槍督戰。
武培梅雷霆震怒，喝一聲：“擋我者亡！”然後親自抱起一挺機關槍，身先士卒沖了上去。置於死地而後生，哀兵之戰勢不可當，前來堵截的一二一團遭到武培梅殘部的毀滅性打擊，迅速崩潰。可是武培梅哪裏知道，當他率領不到一千人的隊伍衝過一二一團的堵截線之後，還沒有等他吐出一口長氣，蔣文肇指揮的七個整團將近一萬人，聲稱奉命圍剿叛軍，已經將他們包圍得水泄不通了。不用怎麽費勁，最高長官就輕巧地報了中原大戰的一箭之仇。
在當時參加圍攻武培梅部的七個團當中，就有劉漢英的二四六團。
這無疑是一樁奇天大冤。但是不久之後出現在重慶、廣州等地的報紙上的，卻是一則措辭微妙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