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別擔心我,我沒那麽快閉眼!我還沒幫著你把你的孩子帶大哩,我怎麽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試,回北京來上大學!你聽見了沒有?"
她深陷的大眼睛望著我,眼裏蘊藏著無限的愛心和熾熱的希望.我無法抵擋,更不願在她眼神裏添上焦急和失望.我於是啟程,在高考前一天回到石家莊.
那天從北京到石家莊一路大雪紛飛,極目四望,到處都是白茫茫一片.天空、原野、村莊、道路……真是不祥之兆,仿佛整個世界都穿了孝服.我心裏突然難受得不行,我應該相信我的直覺,返回二姨身邊.我的直覺不會欺騙我.果然在我走後,二姨的病情急轉直下,不幾天,她就去世了.
高考的結果出來了:我考得名列前茅.但我決定不上大學了.父親得知這個消息心急火燎,連夜乘車趕到石家莊來向我曉以利害.
"你要知道如果你上了大學,畢業後就是國家幹部,前途就有了保障!國家會給你安排一份工作,比你現在的工作好得多.過去我一直以為你很想上大學,而文革剝奪了你上學的機會.我的老戰友李在河北省負責招生工作,他說根據你的成績,你可以進河北省的任何一所大學,就是北京的大學也沒問題.可是你現在又說你對此不感興趣了,你這是為什麽?你知道有多少年輕人絞盡腦汁,千方百計就想上大學!"
我當然知道,我們廠裏不少青年工人也參加了考試,但都考砸了.他們開始挺羨慕我,後來有些人說我是傻瓜,這些人是我的朋友,他們為我著急,認為我的決定大錯特錯.其他人則在背後說古怪.他們不喜歡我,我心中有數,但我不予理會.
二姨和母親死後,不少從前我會很在乎的事一下子變得無足輕重起來,包括我在別人眼裏是否成功這類事.世界是一片荒漠,我是其中的一顆流沙.那些在乎我的前途,為我感到驕傲或惋惜的人都已離我而去了,我為什麽還要上大學,花4年時間去學那些我已經掌握的知識呢?就為了換一紙大學文憑嗎?我真看不出這有什麽意義.
於是我沒有上大學,而是回到北京,住進了二姨的房子.我一個人在這兒住.小煉和小躍在二姨死後便搬了出去.屋子裏瀰漫著二姨的氣息,她的精靈日夜與我為伴.
牆上掛了件舊的大衣,那是二姨從瑞士回來後買的,她每個冬天都穿著.22年了,外麵的藍棉布幾乎變成了黑色,油膩的袖管磨得發亮,裏麵的皮毛也快磨禿了.我將大衣緊緊抱在懷裏,一聞到二姨身上熟悉的氣味,眼中止不住含滿了熱淚.小時候,我從這件大衣的口袋裏偷出錢來,等著她像我父母一樣數落我這個壞女孩,等到的卻仍是愛心和信任.她就這樣挽救了我,使我永生感激她.
抽屜裏,在生鏽的針和纏在一起的線頭中,我找到了一隻銀質的頂針,這是二姨的陪嫁.頂針像一隻大大的戒指,二姨做針線活兒時把它戴在中指上.這頂針跟隨了她半個多世紀,幾百萬的針腳,針頭把頂針的小孔連成了一道道槽.它們是證人,告訴我二姨以前守寡時如何自食其力,不但養活自己,還把兩個孩子拉扯大.她失去兩個孩子之後,又把愛心給了我們,特別是給了我.然而到了1968年,我也遠走高飛了.
二姨等我回到她這間小屋一等就是10年.隻要一想到假如我們又能團聚,重在同一屋簷下生活,將會多麽幸福和諧,我的眼淚就止不住簌簌往下掉.二姨也在和我一起哭泣,我能在風中聽見她的悲聲.就是懷著這一憧憬,我離開醫院回石家莊去應試,從此我的心將被無盡的悔恨噬齧,一如二姨過去的經歷.
50年代,二姨這個從未出過遠門、目不識丁的家庭婦女,為了幫她的兒子成家,毅然隨我們到瑞士呆了5年.等她攢夠了錢,兒子卻再無緣享用了.她當時在這個房間裏,一定也像我這樣,感到萬般的虛空與無奈.為什麽我們的努力總是徒勞?其實還不單止是徒勞,二姨本來還可以跟她的兒子廝守著,度過最後幾年的寶貴時光,我則失去了挽留二姨的最後機會,至少我應該在她離開這個世界時守在她的身旁.
命運!這就是她的命,這就是我的命!命運殘酷無情,跟我們開了一個又一個惡毒的玩笑.讓我們做些甜美的夢,然後再用完全相反的現實來諷刺我們.我們越是掙紮奮鬥,收穫的悔恨也就愈深重.但在二姨的整個一生中,她從未放棄過希望,也沒有放棄過善待別人的愛心.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別擔心我,我沒那麽快閉眼!我還沒幫你把你的孩子帶大哩,我怎麽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試,回北京來上大學!……"
即便是彌留之際,她還懷著深切的希望,對我,對她自己,對她命定見不到的孩子.
想到二姨,我明白我不能自暴自棄,我得努力.她把我一手撫養大,我就是她的親女兒.我應該繼續她未竟的希望和奮鬥,盡管我現在有了切身體會:希望往往帶來一顆破碎的心.慢慢地我開始考慮我應該去讀研究生.第二年我參加了考試,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錄取.這次我毋須通過關係走後門,競爭是公平的.
接下來的兩年,我攻讀英語新聞寫作.我們係設在中國官方第一大報——人民日報社大院內,老師卻全是美國人和加拿大人,這在即使兩年前也是不可想像的.通過他們,外部世界的信息涓涓細流般滲入我們的心田,我難以抑製自己的好奇.
早些時候我曾立誌作一名真正稱職的記者,深入查訪,披露謊言,讓讀者聽到不同的聲音,以免再像我們那樣誤人歧途.但到了1980年,政治氣候再度變得寒冷起來.我開始意識到,記者的職業將使我不能像一般人那樣保持沉默,擺在我麵前的隻有兩種選擇:要麽說謊唱高調,要麽說真話並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她深陷的大眼睛望著我,眼裏蘊藏著無限的愛心和熾熱的希望.我無法抵擋,更不願在她眼神裏添上焦急和失望.我於是啟程,在高考前一天回到石家莊.
那天從北京到石家莊一路大雪紛飛,極目四望,到處都是白茫茫一片.天空、原野、村莊、道路……真是不祥之兆,仿佛整個世界都穿了孝服.我心裏突然難受得不行,我應該相信我的直覺,返回二姨身邊.我的直覺不會欺騙我.果然在我走後,二姨的病情急轉直下,不幾天,她就去世了.
高考的結果出來了:我考得名列前茅.但我決定不上大學了.父親得知這個消息心急火燎,連夜乘車趕到石家莊來向我曉以利害.
"你要知道如果你上了大學,畢業後就是國家幹部,前途就有了保障!國家會給你安排一份工作,比你現在的工作好得多.過去我一直以為你很想上大學,而文革剝奪了你上學的機會.我的老戰友李在河北省負責招生工作,他說根據你的成績,你可以進河北省的任何一所大學,就是北京的大學也沒問題.可是你現在又說你對此不感興趣了,你這是為什麽?你知道有多少年輕人絞盡腦汁,千方百計就想上大學!"
我當然知道,我們廠裏不少青年工人也參加了考試,但都考砸了.他們開始挺羨慕我,後來有些人說我是傻瓜,這些人是我的朋友,他們為我著急,認為我的決定大錯特錯.其他人則在背後說古怪.他們不喜歡我,我心中有數,但我不予理會.
二姨和母親死後,不少從前我會很在乎的事一下子變得無足輕重起來,包括我在別人眼裏是否成功這類事.世界是一片荒漠,我是其中的一顆流沙.那些在乎我的前途,為我感到驕傲或惋惜的人都已離我而去了,我為什麽還要上大學,花4年時間去學那些我已經掌握的知識呢?就為了換一紙大學文憑嗎?我真看不出這有什麽意義.
於是我沒有上大學,而是回到北京,住進了二姨的房子.我一個人在這兒住.小煉和小躍在二姨死後便搬了出去.屋子裏瀰漫著二姨的氣息,她的精靈日夜與我為伴.
牆上掛了件舊的大衣,那是二姨從瑞士回來後買的,她每個冬天都穿著.22年了,外麵的藍棉布幾乎變成了黑色,油膩的袖管磨得發亮,裏麵的皮毛也快磨禿了.我將大衣緊緊抱在懷裏,一聞到二姨身上熟悉的氣味,眼中止不住含滿了熱淚.小時候,我從這件大衣的口袋裏偷出錢來,等著她像我父母一樣數落我這個壞女孩,等到的卻仍是愛心和信任.她就這樣挽救了我,使我永生感激她.
抽屜裏,在生鏽的針和纏在一起的線頭中,我找到了一隻銀質的頂針,這是二姨的陪嫁.頂針像一隻大大的戒指,二姨做針線活兒時把它戴在中指上.這頂針跟隨了她半個多世紀,幾百萬的針腳,針頭把頂針的小孔連成了一道道槽.它們是證人,告訴我二姨以前守寡時如何自食其力,不但養活自己,還把兩個孩子拉扯大.她失去兩個孩子之後,又把愛心給了我們,特別是給了我.然而到了1968年,我也遠走高飛了.
二姨等我回到她這間小屋一等就是10年.隻要一想到假如我們又能團聚,重在同一屋簷下生活,將會多麽幸福和諧,我的眼淚就止不住簌簌往下掉.二姨也在和我一起哭泣,我能在風中聽見她的悲聲.就是懷著這一憧憬,我離開醫院回石家莊去應試,從此我的心將被無盡的悔恨噬齧,一如二姨過去的經歷.
50年代,二姨這個從未出過遠門、目不識丁的家庭婦女,為了幫她的兒子成家,毅然隨我們到瑞士呆了5年.等她攢夠了錢,兒子卻再無緣享用了.她當時在這個房間裏,一定也像我這樣,感到萬般的虛空與無奈.為什麽我們的努力總是徒勞?其實還不單止是徒勞,二姨本來還可以跟她的兒子廝守著,度過最後幾年的寶貴時光,我則失去了挽留二姨的最後機會,至少我應該在她離開這個世界時守在她的身旁.
命運!這就是她的命,這就是我的命!命運殘酷無情,跟我們開了一個又一個惡毒的玩笑.讓我們做些甜美的夢,然後再用完全相反的現實來諷刺我們.我們越是掙紮奮鬥,收穫的悔恨也就愈深重.但在二姨的整個一生中,她從未放棄過希望,也沒有放棄過善待別人的愛心.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別擔心我,我沒那麽快閉眼!我還沒幫你把你的孩子帶大哩,我怎麽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試,回北京來上大學!……"
即便是彌留之際,她還懷著深切的希望,對我,對她自己,對她命定見不到的孩子.
想到二姨,我明白我不能自暴自棄,我得努力.她把我一手撫養大,我就是她的親女兒.我應該繼續她未竟的希望和奮鬥,盡管我現在有了切身體會:希望往往帶來一顆破碎的心.慢慢地我開始考慮我應該去讀研究生.第二年我參加了考試,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錄取.這次我毋須通過關係走後門,競爭是公平的.
接下來的兩年,我攻讀英語新聞寫作.我們係設在中國官方第一大報——人民日報社大院內,老師卻全是美國人和加拿大人,這在即使兩年前也是不可想像的.通過他們,外部世界的信息涓涓細流般滲入我們的心田,我難以抑製自己的好奇.
早些時候我曾立誌作一名真正稱職的記者,深入查訪,披露謊言,讓讀者聽到不同的聲音,以免再像我們那樣誤人歧途.但到了1980年,政治氣候再度變得寒冷起來.我開始意識到,記者的職業將使我不能像一般人那樣保持沉默,擺在我麵前的隻有兩種選擇:要麽說謊唱高調,要麽說真話並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