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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6年的遠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八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的叢林和山區進入英帕爾；亞歷山大帶領英軍殘部也已趕到那裏。
日本徵服緬甸，必然給中國帶來長期的不幸的後果。現在，中國實際上已與盟國隔絕了。到中國的通道，現在隻剩下從阿薩姆基地飛越群山連綿的“駝峰”到昆明和重慶的空運線了。美國空軍由小規模開始，把這個困難而162危險的空運業務逐步擴展成一個空運機構，到戰爭結束前夕，通過這條航線運往中國的物資，比以往任何時候通過滇緬公路運送的物資還要多了。但是在1942—1943年間，運輸機和物資都很有限，因為在盟國計劃中要優先考慮其他戰區的需要。這不僅是一個先打擊德國然後傾盟國全部力量打擊日本的問題（盡管這是同盟國戰略的基本總概念，而且事實上也非如此不可），同時還有一個怎樣用最有效的手段來擊敗日本的問題。在後一個問題上，英美的戰略計劃一致贊同對日本進行一場海空戰，以切斷其交通運輸線，孤立其各股分散的兵力，最後以入侵日本本土相威脅。這項計劃雖然最終將證明對達到同盟國的全部目標是顯著有效的，但起初看不出它能夠解決把駐紮在亞洲大陸上的大量日軍驅逐出去的問題。在這方麵，本來中國似乎是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如果能開闢一條通路，使盟國的援助物資源源流入中國的話。但是這個前景消失了，部分地是由於中國本身的缺點和內部的分裂，部分地
是由於1943年秋史達林明確許諾，俄國終歸是要幫助對抗日本的。
這樣，在這場戰爭中，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降到了配角的地位。當然，中國是重要的，因為它牽製了大量的日軍，否則這些日軍便可被自由地用於其他地方了。中國的領土還被用來建立美國空軍基地，可以從這些基地出發襲擊日本的船隻。但是，僅此而已。因此，中國不象蘇聯或英國那樣，它從來沒有獲得過振奮人心的勝利，能在戰爭後期彌補戰爭初期的失敗和損失。事2同上書，第65—68頁。
3史迪威在4月1日寫道：“今天是愚人節，我就是個愚人嗎？從3月19日到4月1日，在緬甸與中國人、英國人、我自己的人以及供應、醫療問題等等周旋，偶爾還與日本人周旋。由於愚蠢、恐懼和單純防守的態度，我們喪失了一次在東籲把日本人打回去的大好機會。主要原因是蔣介石的幹擾。他的經常幹擾和來信，完全抵銷了我的小小的權力。我沒有自己的軍隊，沒有衛兵，沒有權力槍斃任何人。軍長和師長們的興趣完全在於幹他們認為他要他們幹的事，他們何必要服從我呢？”（同上書，弟77—78頁）。 實上，1944年，當其他同盟國捷報頻傳時，中國卻比它在八年奮戰中的任何時候更瀕於崩潰。現在，日本軍隊在中國領土上肆意橫行；迄今未遭蹂躪的
省市，現在也遭到了侵犯和破壞。
這種不幸的局勢降低了中國人的士氣，加劇了折磨這個國家的種種弊端。國民黨中國的自由職業者、低級官員和廣大士兵陷於赤貧和事實上的飢餓。這些人的苦難使那些發戰爭財的人（囤積居奇者、投機倒把者、貪汙腐敗的文武官員）的財富和顯赫以及政府在對付這些邪惡方麵的無能顯得更加突出了。這一切都有利於共產黨人。163他們無疑是比較廉潔，比較有效能的；他們不需要供養大量的城市人口，因此他們的問題相對他說來比較簡單，比較好辦；特別是在1944—1945年間，華北日軍在數量上大大減少以後，他們使得以在那裏擴展地盤。但是比共產黨地盤的擴大和武裝力量的增長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知識界中的如下信念日益增長：他們認為中國在經濟和社會方麵的種種弊端，隻有通過共產黨的勝利才能根治。這可能意味著以暴君代替昏君，但是在國民黨黑暗統治下的那些厭倦而憤怒的受害者，現在已無心
考慮這一點了。
在這些嚴重的、日益增長的困難麵前鼓起中國人的士氣這個任務，主要是落在美國的肩上了。達到這一目的的一個可取的手段，是正式廢除中國很早以來一直反對的令人厭惡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因此，美國於1942年10月9日向中國提議簽署一項放棄美國的治外法權的條約。英國政府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結果，於1943年1月11日簽訂了中美條約和中英條約，結束了這兩個強國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城市裏的租界權。這兩個主要的貿易強國所採取的這個行動，加上大多數其他“條約國”先前已經放棄了治外法權這一
事實，使得戰後的中國肯定能夠完全從政治上的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
此外，應總統的要求，現在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這項法案廢除了早先拒絕中國人移居美國的國會法案，從此中國人將被列入每年的移民限額之內，而且通過這條途徑進入美國的中國國民有資格加入美國籍。羅斯福總統把他在1943年12月17日簽署的這項法案稱為“這是我們不僅視中國為進行戰爭中的夥伴，而且將視中國為和平時期的夥伴的又一明證”。1l943年12月1日的開羅宣言向中國保證，自1894年以來中國喪失於日本的全部領土將歸還中國。羅斯福和赫爾雖然不是不意識到中國現存的弱點，但是他們2
對中國在戰後世界上可能起的作用懷著樂觀的期望。而邱吉爾和史達林的估計卻不是如此樂觀的。邱吉爾說，還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他在華盛頓的時候，他就“發現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甚至在最上層的美國人心目中占有極不相稱的重要地164位”。他對羅斯福說：“當然，我願意永遠幫助中國人並對他們以禮相待；作為一個民族，我欽佩他們，喜歡他們，也同情他們一直遭受的政治腐敗。但是決不能指望我接受一個我認為是完全不真實的價值標準。”史達林在莫斯科以及在德黑蘭會議上，也同樣對中國在戰時和戰後的3
日本徵服緬甸，必然給中國帶來長期的不幸的後果。現在，中國實際上已與盟國隔絕了。到中國的通道，現在隻剩下從阿薩姆基地飛越群山連綿的“駝峰”到昆明和重慶的空運線了。美國空軍由小規模開始，把這個困難而162危險的空運業務逐步擴展成一個空運機構，到戰爭結束前夕，通過這條航線運往中國的物資，比以往任何時候通過滇緬公路運送的物資還要多了。但是在1942—1943年間，運輸機和物資都很有限，因為在盟國計劃中要優先考慮其他戰區的需要。這不僅是一個先打擊德國然後傾盟國全部力量打擊日本的問題（盡管這是同盟國戰略的基本總概念，而且事實上也非如此不可），同時還有一個怎樣用最有效的手段來擊敗日本的問題。在後一個問題上，英美的戰略計劃一致贊同對日本進行一場海空戰，以切斷其交通運輸線，孤立其各股分散的兵力，最後以入侵日本本土相威脅。這項計劃雖然最終將證明對達到同盟國的全部目標是顯著有效的，但起初看不出它能夠解決把駐紮在亞洲大陸上的大量日軍驅逐出去的問題。在這方麵，本來中國似乎是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如果能開闢一條通路，使盟國的援助物資源源流入中國的話。但是這個前景消失了，部分地是由於中國本身的缺點和內部的分裂，部分地
是由於1943年秋史達林明確許諾，俄國終歸是要幫助對抗日本的。
這樣，在這場戰爭中，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降到了配角的地位。當然，中國是重要的，因為它牽製了大量的日軍，否則這些日軍便可被自由地用於其他地方了。中國的領土還被用來建立美國空軍基地，可以從這些基地出發襲擊日本的船隻。但是，僅此而已。因此，中國不象蘇聯或英國那樣，它從來沒有獲得過振奮人心的勝利，能在戰爭後期彌補戰爭初期的失敗和損失。事2同上書，第65—68頁。
3史迪威在4月1日寫道：“今天是愚人節，我就是個愚人嗎？從3月19日到4月1日，在緬甸與中國人、英國人、我自己的人以及供應、醫療問題等等周旋，偶爾還與日本人周旋。由於愚蠢、恐懼和單純防守的態度，我們喪失了一次在東籲把日本人打回去的大好機會。主要原因是蔣介石的幹擾。他的經常幹擾和來信，完全抵銷了我的小小的權力。我沒有自己的軍隊，沒有衛兵，沒有權力槍斃任何人。軍長和師長們的興趣完全在於幹他們認為他要他們幹的事，他們何必要服從我呢？”（同上書，弟77—78頁）。 實上，1944年，當其他同盟國捷報頻傳時，中國卻比它在八年奮戰中的任何時候更瀕於崩潰。現在，日本軍隊在中國領土上肆意橫行；迄今未遭蹂躪的
省市，現在也遭到了侵犯和破壞。
這種不幸的局勢降低了中國人的士氣，加劇了折磨這個國家的種種弊端。國民黨中國的自由職業者、低級官員和廣大士兵陷於赤貧和事實上的飢餓。這些人的苦難使那些發戰爭財的人（囤積居奇者、投機倒把者、貪汙腐敗的文武官員）的財富和顯赫以及政府在對付這些邪惡方麵的無能顯得更加突出了。這一切都有利於共產黨人。163他們無疑是比較廉潔，比較有效能的；他們不需要供養大量的城市人口，因此他們的問題相對他說來比較簡單，比較好辦；特別是在1944—1945年間，華北日軍在數量上大大減少以後，他們使得以在那裏擴展地盤。但是比共產黨地盤的擴大和武裝力量的增長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知識界中的如下信念日益增長：他們認為中國在經濟和社會方麵的種種弊端，隻有通過共產黨的勝利才能根治。這可能意味著以暴君代替昏君，但是在國民黨黑暗統治下的那些厭倦而憤怒的受害者，現在已無心
考慮這一點了。
在這些嚴重的、日益增長的困難麵前鼓起中國人的士氣這個任務，主要是落在美國的肩上了。達到這一目的的一個可取的手段，是正式廢除中國很早以來一直反對的令人厭惡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因此，美國於1942年10月9日向中國提議簽署一項放棄美國的治外法權的條約。英國政府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結果，於1943年1月11日簽訂了中美條約和中英條約，結束了這兩個強國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城市裏的租界權。這兩個主要的貿易強國所採取的這個行動，加上大多數其他“條約國”先前已經放棄了治外法權這一
事實，使得戰後的中國肯定能夠完全從政治上的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
此外，應總統的要求，現在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這項法案廢除了早先拒絕中國人移居美國的國會法案，從此中國人將被列入每年的移民限額之內，而且通過這條途徑進入美國的中國國民有資格加入美國籍。羅斯福總統把他在1943年12月17日簽署的這項法案稱為“這是我們不僅視中國為進行戰爭中的夥伴，而且將視中國為和平時期的夥伴的又一明證”。1l943年12月1日的開羅宣言向中國保證，自1894年以來中國喪失於日本的全部領土將歸還中國。羅斯福和赫爾雖然不是不意識到中國現存的弱點，但是他們2
對中國在戰後世界上可能起的作用懷著樂觀的期望。而邱吉爾和史達林的估計卻不是如此樂觀的。邱吉爾說，還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他在華盛頓的時候，他就“發現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甚至在最上層的美國人心目中占有極不相稱的重要地164位”。他對羅斯福說：“當然，我願意永遠幫助中國人並對他們以禮相待；作為一個民族，我欽佩他們，喜歡他們，也同情他們一直遭受的政治腐敗。但是決不能指望我接受一個我認為是完全不真實的價值標準。”史達林在莫斯科以及在德黑蘭會議上，也同樣對中國在戰時和戰後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