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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6年的遠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八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史學研究] 《1942-1946年的遠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八卷）》主編：[英]阿諾德·托因比【完結】
導 言
阿諾德?托因比
本卷記述了人類的半數——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人民——自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之日起至1946年底止的歷史；在此以後的歷史，則由《國際事務概覽》戰後各卷按年繼續記述。本卷第二編中有兩章（即敘述盟軍占領日本和朝鮮的兩章）涉及的時間延長至1947年。
在本卷將回顧的這段時期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太平洋和遠東戰場所發生的事件，甚至比當時歐洲戰場最聳人聽聞的事件更具有破壞性，預兆更為不祥。當太平洋地區的西方殖民帝國在日本的打擊下東倒西歪，當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爆炸，當日本政府和人民隻好忍受無條件投降（除了戰勝者作為恩惠給予他們的一種諒解，即同意不廢除日本皇室）的奇恥大辱時，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無敵的聲望，日本關於神授帝國命運的信念，以及人類認為那種傳統式的、範圍有限的戰爭慣例可以照舊保持的幻想，都一個個地被推翻了。在太平洋和遠東發生的這些事件，對所有的有關方麵來說，不僅比在歐洲發生的類似事件更使人心煩意亂，而且就1954年能預見到的情況來看，這些事件可能對全人類的前途至少有著同樣巨大和同樣持久的影響。
日本對西太平洋和東亞的征服，雖然時間短暫，但是就某種意義說來卻是“開創了歷史”，因為它決定性地、永久地排除了世界上那一區域的人們從心理上恢復到從前狀態的一切可能性。自從1683年土耳其人在維也納的城垣邊敗退以來，已過了二百五十年；在這二百五十年間，西方與東方作戰，創造了不斷勝利的記錄（盡管有偶然的挫折，例如在第一次英國一阿富汗戰爭中，英國戰敗），因而西方強國在非西方人的心目中樹立了“所向無敵”的威望。西方人憑藉著這種威望，花很少的力氣就贏得並保持了自己的殖民帝國。西方帝國主義者對他們輕鬆得來的亞洲殖民地的統治，實際上是脆弱的，但是這種脆弱性由於他們長期以來幸運地避免了失敗而彼掩蓋起來了。可是，一旦日本挑戰者的襲擊轟隆一下把他們打垮的時候，“國王的全部兵馬都不能把倒下的人再攙扶起來”。本卷關於日本投降後西方人在印度尼西亞、印度支那、緬甸、馬來亞和非律賓恢復統治的記載，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的失敗決不等於過去被日本打敗的敵方的勝利，因為當日本的失敗開始時，那些西方國家的失敗並沒有結束。這些在以前的殖民地捲土重來的西方統治者，在現已睜大了眼睛的亞洲人民中，已經不再是從前的形象了。在這些地方的每一個地區中，隨後的發展說明了，西方的政治優勢、甚至經濟優勢的短暫時期，現在畢竟己成為過去的歷史了。
至於日本，它的神聖的使命——如果它曾經有過這種使命的話——是把強大的西方人從他們的位子上拉下來；它原先並不是要放肆地抬高自己，雖然後來證明它是這樣做了。不得不屈服於敵人的占領——這種感受給予日本人心靈上的打擊，比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受的打擊都大。因為，所有的歐洲大陸國家在它們的歷史上都有過多次為暫時勝利的外國軍隊所侵略和占領的經驗，隻有英國在歐洲是例外，自 1066年以來，英國沒有被外國軍隊成功地入侵過，而且與人們的預料相反，英國在1940年又一次避免了敵人的入侵。對比之下，日本的歷史雖然同英國一樣，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紀，但它在歷史上不僅從來沒有被別人成功地入侵過（甚至連一次例外的情況也沒有），而且它還使自己相信，或者至少使下述想法成為日本 人的思想信仰的正式信條：日本在歷史上從未遭到過入侵，這是上天獨特的恩賜，也預示著上天打算最終授予日本全世界的統治權。這個神話的破產所造成的心理上的打擊，可以同在日本土地上爆炸的兩顆原子彈所造成的物質上的破壞相比擬。後來，日本的老百姓聽到天皇裕仁在廣播訓諭中宣布，他並不是神，而隻不過是一個和他們同樣有喜怒哀樂的凡人，這時，日本老百姓的心情，絕不是任何一個非日本人所能體會得到的。日本天皇被免去扮演神聖的超人角色這一義務時所產生的寬慰心情，就一個外國人所能理解的來說，並不亞於保羅和巴拿巴1兩人發現自己扮演這一角色時所產生的恐懼心情。但是從一個外國評論家的眼光來看，很難貶低日本天皇坦率的優點。羅馬的帝王們，由於改奉基督教而自動地終止其為“神”時，對於自己地位的改變就沒有這麽坦率。3 兩顆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的爆炸，終於使日本決定無條件投降；那兩聲巨響，就象曾在美國麻薩諸塞州康科德射擊的滑膛槍子彈一樣，“響徹了全世界”。雖然在1954年時預料以後的結果還為時過早，但是原子武器的出現，顯然已經使人類對戰爭慣例的總的態度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是人類有歷史記載以來從無先例的。
這些就是本卷內容為什麽值得閱讀，值得注意，並仔細體會的一些道理。讀者將會發現，論述這些問題的幾位作者，對發生的事件都有第一手知識，並曾親自參加過他們所記敘的一些事件。瓊斯博士在兩次大戰之間旅遊於東亞，一生從事於東亞事務的研究。博頓教授於戰爭期間在華盛頓為美國政府工作，研究日本事務，日本投降後，他就在日本本土工作。皮爾恩先生於兩次大戰之間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緬甸生活和工作，擔任仰光大學的教職；他碰上了1942年日本的突然襲擊，有親身經歷。導言作者根據自己在閱讀這三位歷史學家的原稿時的經驗來判斷，認為讀者也會同樣感覺到，在這裏講述史事的人都是有權威的。
導 言
阿諾德?托因比
本卷記述了人類的半數——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人民——自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之日起至1946年底止的歷史；在此以後的歷史，則由《國際事務概覽》戰後各卷按年繼續記述。本卷第二編中有兩章（即敘述盟軍占領日本和朝鮮的兩章）涉及的時間延長至1947年。
在本卷將回顧的這段時期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太平洋和遠東戰場所發生的事件，甚至比當時歐洲戰場最聳人聽聞的事件更具有破壞性，預兆更為不祥。當太平洋地區的西方殖民帝國在日本的打擊下東倒西歪，當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爆炸，當日本政府和人民隻好忍受無條件投降（除了戰勝者作為恩惠給予他們的一種諒解，即同意不廢除日本皇室）的奇恥大辱時，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無敵的聲望，日本關於神授帝國命運的信念，以及人類認為那種傳統式的、範圍有限的戰爭慣例可以照舊保持的幻想，都一個個地被推翻了。在太平洋和遠東發生的這些事件，對所有的有關方麵來說，不僅比在歐洲發生的類似事件更使人心煩意亂，而且就1954年能預見到的情況來看，這些事件可能對全人類的前途至少有著同樣巨大和同樣持久的影響。
日本對西太平洋和東亞的征服，雖然時間短暫，但是就某種意義說來卻是“開創了歷史”，因為它決定性地、永久地排除了世界上那一區域的人們從心理上恢復到從前狀態的一切可能性。自從1683年土耳其人在維也納的城垣邊敗退以來，已過了二百五十年；在這二百五十年間，西方與東方作戰，創造了不斷勝利的記錄（盡管有偶然的挫折，例如在第一次英國一阿富汗戰爭中，英國戰敗），因而西方強國在非西方人的心目中樹立了“所向無敵”的威望。西方人憑藉著這種威望，花很少的力氣就贏得並保持了自己的殖民帝國。西方帝國主義者對他們輕鬆得來的亞洲殖民地的統治，實際上是脆弱的，但是這種脆弱性由於他們長期以來幸運地避免了失敗而彼掩蓋起來了。可是，一旦日本挑戰者的襲擊轟隆一下把他們打垮的時候，“國王的全部兵馬都不能把倒下的人再攙扶起來”。本卷關於日本投降後西方人在印度尼西亞、印度支那、緬甸、馬來亞和非律賓恢復統治的記載，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的失敗決不等於過去被日本打敗的敵方的勝利，因為當日本的失敗開始時，那些西方國家的失敗並沒有結束。這些在以前的殖民地捲土重來的西方統治者，在現已睜大了眼睛的亞洲人民中，已經不再是從前的形象了。在這些地方的每一個地區中，隨後的發展說明了，西方的政治優勢、甚至經濟優勢的短暫時期，現在畢竟己成為過去的歷史了。
至於日本，它的神聖的使命——如果它曾經有過這種使命的話——是把強大的西方人從他們的位子上拉下來；它原先並不是要放肆地抬高自己，雖然後來證明它是這樣做了。不得不屈服於敵人的占領——這種感受給予日本人心靈上的打擊，比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受的打擊都大。因為，所有的歐洲大陸國家在它們的歷史上都有過多次為暫時勝利的外國軍隊所侵略和占領的經驗，隻有英國在歐洲是例外，自 1066年以來，英國沒有被外國軍隊成功地入侵過，而且與人們的預料相反，英國在1940年又一次避免了敵人的入侵。對比之下，日本的歷史雖然同英國一樣，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紀，但它在歷史上不僅從來沒有被別人成功地入侵過（甚至連一次例外的情況也沒有），而且它還使自己相信，或者至少使下述想法成為日本 人的思想信仰的正式信條：日本在歷史上從未遭到過入侵，這是上天獨特的恩賜，也預示著上天打算最終授予日本全世界的統治權。這個神話的破產所造成的心理上的打擊，可以同在日本土地上爆炸的兩顆原子彈所造成的物質上的破壞相比擬。後來，日本的老百姓聽到天皇裕仁在廣播訓諭中宣布，他並不是神，而隻不過是一個和他們同樣有喜怒哀樂的凡人，這時，日本老百姓的心情，絕不是任何一個非日本人所能體會得到的。日本天皇被免去扮演神聖的超人角色這一義務時所產生的寬慰心情，就一個外國人所能理解的來說，並不亞於保羅和巴拿巴1兩人發現自己扮演這一角色時所產生的恐懼心情。但是從一個外國評論家的眼光來看，很難貶低日本天皇坦率的優點。羅馬的帝王們，由於改奉基督教而自動地終止其為“神”時，對於自己地位的改變就沒有這麽坦率。3 兩顆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的爆炸，終於使日本決定無條件投降；那兩聲巨響，就象曾在美國麻薩諸塞州康科德射擊的滑膛槍子彈一樣，“響徹了全世界”。雖然在1954年時預料以後的結果還為時過早，但是原子武器的出現，顯然已經使人類對戰爭慣例的總的態度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是人類有歷史記載以來從無先例的。
這些就是本卷內容為什麽值得閱讀，值得注意，並仔細體會的一些道理。讀者將會發現，論述這些問題的幾位作者，對發生的事件都有第一手知識，並曾親自參加過他們所記敘的一些事件。瓊斯博士在兩次大戰之間旅遊於東亞，一生從事於東亞事務的研究。博頓教授於戰爭期間在華盛頓為美國政府工作，研究日本事務，日本投降後，他就在日本本土工作。皮爾恩先生於兩次大戰之間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緬甸生活和工作，擔任仰光大學的教職；他碰上了1942年日本的突然襲擊，有親身經歷。導言作者根據自己在閱讀這三位歷史學家的原稿時的經驗來判斷，認為讀者也會同樣感覺到，在這裏講述史事的人都是有權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