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的關於舉辦阿拉特的生產合作社的建議，著手建立集體牧場，把從封建主那裏
沒收來的那些財產，留給集體牧場，並把阿拉特組織起來實行共同牧畜，共同掘井、
共同割草、共同利用收畜的政策。
在外蒙古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條件下，國家的經濟還處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
態，蒙古人民對集體牧場根本無法適應，用人為的強製手段成立的集體牧場，無異
於竭澤而漁，殺雞取卵。但是，這些“革命者”們，為了實現他們不切實際的“理
想”，根本不去考慮人民的承受能力，也不去考慮集體農牧場給人民帶來的不利因
素，隻是一個勁兒地想盡快實現蘇維埃化。於是，連下層的阿拉特牧民也隻好跟著
遭殃。
從1929年到1930年，外蒙古成立了400個這樣的集體牧場，場員達43000人，這
些集體牧場中有152個公社。為了領導這個集體牧場運動，1929年11月，喬巴山組織
了“全國集體牧場中央管理處。
此外，“人民政府”也剝奪了喇嘛僧侶的財產。“人民政府”修改了稅則，實
行按所得收入累進徵稅的辦法，這樣一來，就不僅要徵收寺院的牲畜稅，而且對喇
嘛的住所、家庭用具、祭儀用品也要徵稅，同時，還把喇嘛看成是一個不勞而獲的
剝削階級。
1930年，蒙古人民革命黨搞了個喇嘛還俗運動，最後竟變成了強迫喇嘛還俗的
運動。為了削弱喇嘛在蒙古人民心目是的地位和影響，他們還搞了大規模的反宗教
宣傳，但實際上，這種宣傳最終變成了一種粗暴地幹涉人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動。
他們什麽也不向阿拉特解釋，隻是武斷地批評宗教是愚昧的精神枷鎖。這種不分青
紅皂白的做法，極大地傷害了阿拉特人民的宗教感情，使他們對“人民政府”產生
了極大的不滿情緒，於是喇嘛教信徒們遠離了“人民政府”，並在班禪活佛的鼓動
下，堅決與“人民政府”對抗。
第七次蒙古人民革命黨大會頒布於關於限製資本主義在蒙古成長的法令，他們
決定以按所得累進徵稅原則為基礎的新的稅務條例，代替舊的稅務條例。為此，
“人民政府”把財產在二十胡比（六百蒙元）以下的牧產宣布為貧牧，二十胡比到
一百胡比的牧戶為中牧和富裕中牧，一百胡比以上的是富牧。這項措施的種種規定，
最終把大批中牧推到了反抗政府的陣營中。
另外，喬巴山政府還決定用高捐稅的辦法來反對私營貿易，私營手工業和私營
運輸業。由此帶來的後果是：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了“壟斷者”，成了全國各地
唯一的購買者和銷售者。1929年11月創立的蘇蒙合資企業——蒙古運輸公司，則成
為全國唯一的貨物運送者。本來就非常稚嫩的手工業也被擠垮了，大批手工業勞動
者無以為生。
這樣的政策，其結果是導致了商品的嚴重缺乏，各種生活用品、日常用品以及
生產原材料等都十分短缺，社會經濟停滯不前。
蒙古人民革命黨走上這條極“左”的路線以後，不但沒有從實踐的經驗中發現
錯誤從而及時糾正，反而在1930年召開的第八次黨代會上給這條極“左”的路線作
了理論上的證明，並旦認為：隻有“左”的路線才是真正的革命。他們硬說蒙古的
革命已經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階段，而進入了反對資本主義的階段，即進入了直接
的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他們在會議中指出：
“集體牧場引導社會經濟循著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前進，使勞動阿拉特牧民全
體參加生產合作社建立高度商品性的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並向封建主義和資本
主義成份堅決進攻。”
他們向合作社提出了協助居民走上“文化定居形式”和協助經濟向畜牧業、農
業發展的任務。在有關五年計劃的各項指令中，代表大會提議，到五年計劃完成時，
使貧牧中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中牧中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實現集體化，一切計劃都
應從這個任務出發。這時，人民革命黨把中牧排除了出去，認為，人民革命黨的群
眾基礎不再是貧牧和中牧，而是廣大的雇牧和中牧。大會還把喇嘛憎侶不分上下階
層，都通通地當作寄生的剝削階級，對他們進行限製和消滅。對富收、商人及國內
其他資產階級分子，則採取一律否定的政策。
在這些極端脫離實際的理論和思想的指導下，外蒙古的社會遭到了災難性的破
壞。
原來在丹巴多爾濟統治時期，剛剛有所恢復的外蒙古經濟，又被折騰得一幹二
淨。在第八次黨代會結束時，人民革命黨發生了全盤集體化的號召，開始強製阿拉
特編入各公社或各勞動組織中。這時，向資本主義的進攻變成了向富裕中牧的進攻，
對富中牧要徵收個別的捐稅，學校也不收他們的子女。這樣，從蒙古的上層王公貴
沒收來的那些財產，留給集體牧場，並把阿拉特組織起來實行共同牧畜，共同掘井、
共同割草、共同利用收畜的政策。
在外蒙古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條件下，國家的經濟還處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
態，蒙古人民對集體牧場根本無法適應，用人為的強製手段成立的集體牧場，無異
於竭澤而漁，殺雞取卵。但是，這些“革命者”們，為了實現他們不切實際的“理
想”，根本不去考慮人民的承受能力，也不去考慮集體農牧場給人民帶來的不利因
素，隻是一個勁兒地想盡快實現蘇維埃化。於是，連下層的阿拉特牧民也隻好跟著
遭殃。
從1929年到1930年，外蒙古成立了400個這樣的集體牧場，場員達43000人，這
些集體牧場中有152個公社。為了領導這個集體牧場運動，1929年11月，喬巴山組織
了“全國集體牧場中央管理處。
此外，“人民政府”也剝奪了喇嘛僧侶的財產。“人民政府”修改了稅則，實
行按所得收入累進徵稅的辦法，這樣一來，就不僅要徵收寺院的牲畜稅，而且對喇
嘛的住所、家庭用具、祭儀用品也要徵稅，同時，還把喇嘛看成是一個不勞而獲的
剝削階級。
1930年，蒙古人民革命黨搞了個喇嘛還俗運動，最後竟變成了強迫喇嘛還俗的
運動。為了削弱喇嘛在蒙古人民心目是的地位和影響，他們還搞了大規模的反宗教
宣傳，但實際上，這種宣傳最終變成了一種粗暴地幹涉人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動。
他們什麽也不向阿拉特解釋，隻是武斷地批評宗教是愚昧的精神枷鎖。這種不分青
紅皂白的做法，極大地傷害了阿拉特人民的宗教感情，使他們對“人民政府”產生
了極大的不滿情緒，於是喇嘛教信徒們遠離了“人民政府”，並在班禪活佛的鼓動
下，堅決與“人民政府”對抗。
第七次蒙古人民革命黨大會頒布於關於限製資本主義在蒙古成長的法令，他們
決定以按所得累進徵稅原則為基礎的新的稅務條例，代替舊的稅務條例。為此，
“人民政府”把財產在二十胡比（六百蒙元）以下的牧產宣布為貧牧，二十胡比到
一百胡比的牧戶為中牧和富裕中牧，一百胡比以上的是富牧。這項措施的種種規定，
最終把大批中牧推到了反抗政府的陣營中。
另外，喬巴山政府還決定用高捐稅的辦法來反對私營貿易，私營手工業和私營
運輸業。由此帶來的後果是：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了“壟斷者”，成了全國各地
唯一的購買者和銷售者。1929年11月創立的蘇蒙合資企業——蒙古運輸公司，則成
為全國唯一的貨物運送者。本來就非常稚嫩的手工業也被擠垮了，大批手工業勞動
者無以為生。
這樣的政策，其結果是導致了商品的嚴重缺乏，各種生活用品、日常用品以及
生產原材料等都十分短缺，社會經濟停滯不前。
蒙古人民革命黨走上這條極“左”的路線以後，不但沒有從實踐的經驗中發現
錯誤從而及時糾正，反而在1930年召開的第八次黨代會上給這條極“左”的路線作
了理論上的證明，並旦認為：隻有“左”的路線才是真正的革命。他們硬說蒙古的
革命已經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階段，而進入了反對資本主義的階段，即進入了直接
的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他們在會議中指出：
“集體牧場引導社會經濟循著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前進，使勞動阿拉特牧民全
體參加生產合作社建立高度商品性的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並向封建主義和資本
主義成份堅決進攻。”
他們向合作社提出了協助居民走上“文化定居形式”和協助經濟向畜牧業、農
業發展的任務。在有關五年計劃的各項指令中，代表大會提議，到五年計劃完成時，
使貧牧中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中牧中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實現集體化，一切計劃都
應從這個任務出發。這時，人民革命黨把中牧排除了出去，認為，人民革命黨的群
眾基礎不再是貧牧和中牧，而是廣大的雇牧和中牧。大會還把喇嘛憎侶不分上下階
層，都通通地當作寄生的剝削階級，對他們進行限製和消滅。對富收、商人及國內
其他資產階級分子，則採取一律否定的政策。
在這些極端脫離實際的理論和思想的指導下，外蒙古的社會遭到了災難性的破
壞。
原來在丹巴多爾濟統治時期，剛剛有所恢復的外蒙古經濟，又被折騰得一幹二
淨。在第八次黨代會結束時，人民革命黨發生了全盤集體化的號召，開始強製阿拉
特編入各公社或各勞動組織中。這時，向資本主義的進攻變成了向富裕中牧的進攻，
對富中牧要徵收個別的捐稅，學校也不收他們的子女。這樣，從蒙古的上層王公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