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俄國佬，在你們眼裏，中國是個什麽東西？喔，你們想要打，就可以打；要想
怎麽欺負，就可以怎麽欺負嗎？”
這句話問得蘇聯大使目瞪口呆，無言以對。
“我告訴你們這些俄國佬，不要門縫裏看人——把人看扁了。我們中華民國是
堂堂正正的世界大國，她的主權是神聖的，是不允許外來的侵略者幹涉的。我雖然
是一個當兵的大老粗，但我也多少懂得，我們中國的事情用不著你們外國人來管！”
他停了一下，又接著說：
“外蒙古的事情，純屬於我們中國的內政，外蒙的主權，居於中國，而不屬於
你們蘇俄，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告訴你們，我們中國人絕對不是好惹的！”
馮玉祥越說越激動。
“回去告訴你們的政府，請他們按照通電上的要求，在一個月之內，從外蒙古
撤軍。如果拒不聽從，那麽，就不要怪我們中國人不客氣了！”
他故意把“不客氣”三個字說得重重的。
這位蘇聯大使被馮玉祥大罵了一通，心裏很不是茲昧，灰溜溜地回到了大使館。
第二天，這位大使是這樣向蘇聯政府報告的：“中國政府執意不肯承認外蒙自
治，嚴格要求我方從外蒙撤軍。如不服從，可能有軍事衝突的危險。”。
蘇俄政府由於受到中國政府的巨大壓力，加之國際社會對蘇俄的壓力，所以它
被迫採取措施，緩和中國與蘇俄之間的緊張關係，以避免衝突。但從實質上，蘇俄
從未改變想把中國的外蒙古置於他的保護之下的野心，無論他採取和平、還是武力
手段，企圖控製外蒙古是它的一貫策略。
這樣，1924年5月中蘇簽署的協議，隻是蘇俄政府言不由衷的表示，中國政府表
麵上收回了外蒙的主權，但實質上外蒙仍被蘇俄所控製。
正因為這樣，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在張作霖、段琪瑞和馮玉祥聯合主政以後，在
外蒙古問題上準備一致採取強硬措旋，以迫使蘇俄撤軍和外蒙古取消一切獨立的活
動，以恢復中國的主權。並且為實現這一目標，不惜訴諸武力。
於是，蘇俄又演了一場欺世盜名的“撤兵”醜劇。
第六節 “撤兵”與增援
1、欺世盛名的“撤軍”
蘇俄政府迫於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同中國簽定了一個《中俄解決
懸案大綱協定》。蘇俄言不由衷地承認外蒙古主權屬於中國，它將於1925年初把進
入外蒙古的軍隊撤出來。而實際上，這隻是它貫用的一種緩兵之計。它真正的用意
是，利用簽定協約的方式來緩和雙方的矛盾衝突，並轉移中國人的注意力，然後再
趁此機會大力推行其俄羅斯化政策，在外蒙古搞蘇維埃化改革。所以，正是本著這
種邪惡的動機，才演出了一場欺世盜名的“撤軍”的鬧劇。
蘇俄在名義上雖然承認了外蒙主權歸屬於中國，但是並沒有改變他們對外蒙古
政治、經濟的控製。喬巴山依然忠實地奉行列寧、史達林的學說來改造蒙古社會。
他們為防止鮑陀、丹尚的思想再次抬頭，實行了更加徹底的革命，完全剝奪了原來
封建主和喇嘛的經濟政治權力，使他們處於人人監視的境地，過著提心弔膽的生活。
經過改造以後的外蒙古，已經不象是中國開發了好幾百年的一個行政區了，反
而象是蘇俄剛剛革命後的共和國。全國到處都建立了合作社企業和國營企業，絕大
多數的阿拉特牧民經營集體經濟，過去那些封建王公、寺院喇嘛僧侶、阿拉特畜牧、
高級官吏和蒙古商人，都被鎮壓或者被剝奪了，在1923年至1924年，阿拉特會議所
選出的什戶、巴格、蘇木、縣和省的領尋工作人員中，大部分都不會讀上級發下來
的文件，不會答覆詢問，不會傳達，更不會寫報告或作報告。
蘇聯正是利用外強古貧民矇昧無知這一致命的弱點，扶植喬巴山等人在外蒙古
實行統治的。外蒙古看上去好象是蒙古人在自治，在獨立，但是，在這個麵具後麵
作支撐的，正是貝加羅夫的蘇聯紅軍。與此同時，蘇聯開始進行自己的國家建設，
國力逐漸地開始強盛起來。
1925年1月24日，蘇聯政府通知“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撤退從1921年起
駐紮在外蒙古的紅軍。蘇聯政府在大會中說：
“在蒙蘇兩國軍隊的保衛下，由於人民政府的革命行動，貴國國內已經建立了
安定的秩序，貴國進一步的民主化和成立共和國及召開全民大呼拉爾的條件有了保
障。又因為殘餘的白匪幫已被完全肅清，蘇聯政府認為蘇聯紅軍的解放使命已經完
成，再無駐紮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必要了，所以，決定將蘇聯紅軍撤回蘇聯國內。”
這個照會給人一種印象，仿佛蘇聯紅軍到蒙古來，就象是世界警察到一個出了
亂子的地方去維持地方治安似的，而不象是在（協定）中所說的“外蒙古主權屬於
怎麽欺負，就可以怎麽欺負嗎？”
這句話問得蘇聯大使目瞪口呆，無言以對。
“我告訴你們這些俄國佬，不要門縫裏看人——把人看扁了。我們中華民國是
堂堂正正的世界大國，她的主權是神聖的，是不允許外來的侵略者幹涉的。我雖然
是一個當兵的大老粗，但我也多少懂得，我們中國的事情用不著你們外國人來管！”
他停了一下，又接著說：
“外蒙古的事情，純屬於我們中國的內政，外蒙的主權，居於中國，而不屬於
你們蘇俄，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告訴你們，我們中國人絕對不是好惹的！”
馮玉祥越說越激動。
“回去告訴你們的政府，請他們按照通電上的要求，在一個月之內，從外蒙古
撤軍。如果拒不聽從，那麽，就不要怪我們中國人不客氣了！”
他故意把“不客氣”三個字說得重重的。
這位蘇聯大使被馮玉祥大罵了一通，心裏很不是茲昧，灰溜溜地回到了大使館。
第二天，這位大使是這樣向蘇聯政府報告的：“中國政府執意不肯承認外蒙自
治，嚴格要求我方從外蒙撤軍。如不服從，可能有軍事衝突的危險。”。
蘇俄政府由於受到中國政府的巨大壓力，加之國際社會對蘇俄的壓力，所以它
被迫採取措施，緩和中國與蘇俄之間的緊張關係，以避免衝突。但從實質上，蘇俄
從未改變想把中國的外蒙古置於他的保護之下的野心，無論他採取和平、還是武力
手段，企圖控製外蒙古是它的一貫策略。
這樣，1924年5月中蘇簽署的協議，隻是蘇俄政府言不由衷的表示，中國政府表
麵上收回了外蒙的主權，但實質上外蒙仍被蘇俄所控製。
正因為這樣，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在張作霖、段琪瑞和馮玉祥聯合主政以後，在
外蒙古問題上準備一致採取強硬措旋，以迫使蘇俄撤軍和外蒙古取消一切獨立的活
動，以恢復中國的主權。並且為實現這一目標，不惜訴諸武力。
於是，蘇俄又演了一場欺世盜名的“撤兵”醜劇。
第六節 “撤兵”與增援
1、欺世盛名的“撤軍”
蘇俄政府迫於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同中國簽定了一個《中俄解決
懸案大綱協定》。蘇俄言不由衷地承認外蒙古主權屬於中國，它將於1925年初把進
入外蒙古的軍隊撤出來。而實際上，這隻是它貫用的一種緩兵之計。它真正的用意
是，利用簽定協約的方式來緩和雙方的矛盾衝突，並轉移中國人的注意力，然後再
趁此機會大力推行其俄羅斯化政策，在外蒙古搞蘇維埃化改革。所以，正是本著這
種邪惡的動機，才演出了一場欺世盜名的“撤軍”的鬧劇。
蘇俄在名義上雖然承認了外蒙主權歸屬於中國，但是並沒有改變他們對外蒙古
政治、經濟的控製。喬巴山依然忠實地奉行列寧、史達林的學說來改造蒙古社會。
他們為防止鮑陀、丹尚的思想再次抬頭，實行了更加徹底的革命，完全剝奪了原來
封建主和喇嘛的經濟政治權力，使他們處於人人監視的境地，過著提心弔膽的生活。
經過改造以後的外蒙古，已經不象是中國開發了好幾百年的一個行政區了，反
而象是蘇俄剛剛革命後的共和國。全國到處都建立了合作社企業和國營企業，絕大
多數的阿拉特牧民經營集體經濟，過去那些封建王公、寺院喇嘛僧侶、阿拉特畜牧、
高級官吏和蒙古商人，都被鎮壓或者被剝奪了，在1923年至1924年，阿拉特會議所
選出的什戶、巴格、蘇木、縣和省的領尋工作人員中，大部分都不會讀上級發下來
的文件，不會答覆詢問，不會傳達，更不會寫報告或作報告。
蘇聯正是利用外強古貧民矇昧無知這一致命的弱點，扶植喬巴山等人在外蒙古
實行統治的。外蒙古看上去好象是蒙古人在自治，在獨立，但是，在這個麵具後麵
作支撐的，正是貝加羅夫的蘇聯紅軍。與此同時，蘇聯開始進行自己的國家建設，
國力逐漸地開始強盛起來。
1925年1月24日，蘇聯政府通知“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撤退從1921年起
駐紮在外蒙古的紅軍。蘇聯政府在大會中說：
“在蒙蘇兩國軍隊的保衛下，由於人民政府的革命行動，貴國國內已經建立了
安定的秩序，貴國進一步的民主化和成立共和國及召開全民大呼拉爾的條件有了保
障。又因為殘餘的白匪幫已被完全肅清，蘇聯政府認為蘇聯紅軍的解放使命已經完
成，再無駐紮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必要了，所以，決定將蘇聯紅軍撤回蘇聯國內。”
這個照會給人一種印象，仿佛蘇聯紅軍到蒙古來，就象是世界警察到一個出了
亂子的地方去維持地方治安似的，而不象是在（協定）中所說的“外蒙古主權屬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