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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考驗:美國內戰及重建 作者:[美]詹姆斯·M·麥克弗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南卡羅來納州土地委員會也有一部成就與欺詐交織在一起的記錄。這個委員會是1869年由州議會通過成立的。它有資本50萬美元,有權購買土地。委員會把購買到的土地分成從25至100英畝大小不等的地塊,然後以優惠的信貸條件轉賣出去。雖然貪汙舞弊的行政官員們吮吸了一些資金,但是委員會確實將土地設法賣給了大約14,000人,其中大部分人是黑人。民主黨人在1877年重新控製南卡羅來納州後,保留了土地委員會,但是改變了它的宗旨。共和黨實行的關於不履行抵押便取消贖取權的慣例結束了。南卡羅來納州就這樣重新奪回了黑人占有的大部分土地,然後把大塊的土地再賣給白人。到1890年該委員會解體為止,它已將68,000英畝土地轉賣給了白人,把44,000英畝土地轉賣給了黑人。
穀物留置權製度
無論黑人農民和白人農民是否已獲得了自己的土地,或者依然是租佃農或分成農,他們都發現自己受到了信貸製度的剝削壓榨。這個製度使他們當中許多人變窮,並且延緩了南部農業的發展。
戰後,種植園主和代理商們試圖重建戰前的市場經濟結構。憑這個市場,代理商購買原料,組織信貸,通過南部各城市的商行把穀物投放到市場上。然而,由於穀物分成製和佃農製的發展,農場經營者的數字成倍增加。代理商們發現,為成千上萬的小自耕農和佃農服務已是不可能了。小城鎮中的銀行也不能像它們在中西部那樣向農民發放貸款。戰爭毀掉了南部的銀行,而銀行在開始成立時資金就不很充足。即使銀行有現成的貸款,南部也沒有幾個農民擁有足夠的財產作為附屬擔保物。然而他們仍迫切需要貸款去購買種子、肥料和供他們能夠生活到收穫和出售穀物時的生活資料。走進這個信貸真空的是鄉村中的街頭商人。他們的商店預先將物資貸給農民,而以農民的收成作為抵押。
一種複雜的關係在土地所有者、鄉村商人和佃農中發展著。在老的種植園地區,土地所有者有時開設自己的商店;成功的商人往往通過購買土地或者扣押佃農的財產來抵償債務,使自己也成為土地所有者。這樣,一個黑人佃農可能欠同一個人兩筆債務。這個人也許是他從前的主人:他享有收成的一部分作為租金。他還享有收成中剩下的那部分中的一部分或全部作為賒帳賣出的食物和生活用品的租金。如果佃農的收成不錯,並且賣了好的價錢,在償還了商店的債務後,他還會有些剩餘。但是如果棉花價格下跌,或者是幹旱、洪水,粘蟲以及其它十幾種可能出現的災難影響了產量,到了年底他很可能比年初負債更重。即使擁有土地的農民也會遇到這一連串的負債。隨著時間的推移,南部的負債現象愈來愈嚴重。
商人通過賒帳從城市的批發商那裏獲得商品。批發商大概也是得到一個北方銀行或是貿易商行的財政支持。這條長鏈中的每一個中間人都從中獲取利潤或提取利息。鄉村商人在出售賒帳商品中,賺取了高於同類商品現金價格的50%到60%的額外費用。實際上,這個信用加價就成為他的貨款利率。一些商人利慾薰心,通過篡改帳目來欺騙債務人。大部分的黑人分成農不識字,無法躲避這種剝削。他們也不能逛幾家商店,選擇最便宜的價格,因為在汽車時代以前,鄉村中平均每70平方英裏才有一家商店。法律和規定也站在了種植園主和商人的一邊,尤其是在重建結束、共和黨被趕走以後,黑人農民日益成為種族壓迫和經濟剝削的受害者。到了1880年,黑人向上進取的大門被關死了。
另一方麵,穀物留置權製度造成了南方農業的惡性循環。許多農民為了償還貸款,不得不把在市場上最有銷路的經濟作物——棉花種到了家門口。這樣造成了棉花價格的下跌,強化了南方單一作物的經濟,並且耗盡了地力。棉花價格越低,農民為了償還債務就必須種更多的棉花。這隻會使棉花價格進一步降低。同時,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也減少了。那些原來可以生產自己的玉米粉和鹹肉的農民變得愈益依賴於商人的供應。戰爭以前,棉花種植州幾乎糧食自給。但是在戰後的數十年裏,它們不得不買進近一半的糧食,價格比南部農民自己種的糧食高50%。
從大學裏的農學家到最底層的分成農,每一個人都明白,隻有種植多種作物才能打破這一惡性循環。但是,穀物留置權製度阻止了南部農民這樣做。“我們應當少種些(棉花和菸草),多種些糧食和青草。”一位北卡羅來納州的農民在1887年說:“但是,我們怎樣去做呢。那個以50%的利率供應我們口糧的人不允許我們這樣做。他隻允許我們種植經濟作物。……這就是棉花!棉花!棉花!購買一切東西都用棉花來償還。”結果,棉花的產量在1869年到1889年間增長了兩倍多,但是棉花的價格降低了一半,而供給農民的必需品的價格隻下降了五分之一。
南部農業的貧困
棉花價格的跌落是造成戰後南部收入總下降的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奴隸解放,它使黑人勞動的時間減少了三分之一。第三個原因是戰爭破壞了南部的財富。第四個原因是1870年以後,由於其它地方更具有吸引力,南部以外的人在南部農業上的投資不多。南部農業依然是勞力最密集和資金奇缺的,依然是美國經濟中發展最慢的一個部門。在戰後50多年的時間裏,南部的人均產量還沒有達到戰前的水平。南方人均收入在1860年是北方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二,到1880年下降到隻有五分之二,並一直保持到上個世紀末。黑人的平均收入在1857年到1879年間從占南方白人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一猛增到二分之一,但是以後一直保持在這個水平。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和白人的收入相比,黑人的收入才開始重新增長。實現經濟解放的諾言,與重建時期的政治諾言一樣,對經歷了這些革命事件的那一代人來說隻是實現了一半。
穀物留置權製度
無論黑人農民和白人農民是否已獲得了自己的土地,或者依然是租佃農或分成農,他們都發現自己受到了信貸製度的剝削壓榨。這個製度使他們當中許多人變窮,並且延緩了南部農業的發展。
戰後,種植園主和代理商們試圖重建戰前的市場經濟結構。憑這個市場,代理商購買原料,組織信貸,通過南部各城市的商行把穀物投放到市場上。然而,由於穀物分成製和佃農製的發展,農場經營者的數字成倍增加。代理商們發現,為成千上萬的小自耕農和佃農服務已是不可能了。小城鎮中的銀行也不能像它們在中西部那樣向農民發放貸款。戰爭毀掉了南部的銀行,而銀行在開始成立時資金就不很充足。即使銀行有現成的貸款,南部也沒有幾個農民擁有足夠的財產作為附屬擔保物。然而他們仍迫切需要貸款去購買種子、肥料和供他們能夠生活到收穫和出售穀物時的生活資料。走進這個信貸真空的是鄉村中的街頭商人。他們的商店預先將物資貸給農民,而以農民的收成作為抵押。
一種複雜的關係在土地所有者、鄉村商人和佃農中發展著。在老的種植園地區,土地所有者有時開設自己的商店;成功的商人往往通過購買土地或者扣押佃農的財產來抵償債務,使自己也成為土地所有者。這樣,一個黑人佃農可能欠同一個人兩筆債務。這個人也許是他從前的主人:他享有收成的一部分作為租金。他還享有收成中剩下的那部分中的一部分或全部作為賒帳賣出的食物和生活用品的租金。如果佃農的收成不錯,並且賣了好的價錢,在償還了商店的債務後,他還會有些剩餘。但是如果棉花價格下跌,或者是幹旱、洪水,粘蟲以及其它十幾種可能出現的災難影響了產量,到了年底他很可能比年初負債更重。即使擁有土地的農民也會遇到這一連串的負債。隨著時間的推移,南部的負債現象愈來愈嚴重。
商人通過賒帳從城市的批發商那裏獲得商品。批發商大概也是得到一個北方銀行或是貿易商行的財政支持。這條長鏈中的每一個中間人都從中獲取利潤或提取利息。鄉村商人在出售賒帳商品中,賺取了高於同類商品現金價格的50%到60%的額外費用。實際上,這個信用加價就成為他的貨款利率。一些商人利慾薰心,通過篡改帳目來欺騙債務人。大部分的黑人分成農不識字,無法躲避這種剝削。他們也不能逛幾家商店,選擇最便宜的價格,因為在汽車時代以前,鄉村中平均每70平方英裏才有一家商店。法律和規定也站在了種植園主和商人的一邊,尤其是在重建結束、共和黨被趕走以後,黑人農民日益成為種族壓迫和經濟剝削的受害者。到了1880年,黑人向上進取的大門被關死了。
另一方麵,穀物留置權製度造成了南方農業的惡性循環。許多農民為了償還貸款,不得不把在市場上最有銷路的經濟作物——棉花種到了家門口。這樣造成了棉花價格的下跌,強化了南方單一作物的經濟,並且耗盡了地力。棉花價格越低,農民為了償還債務就必須種更多的棉花。這隻會使棉花價格進一步降低。同時,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也減少了。那些原來可以生產自己的玉米粉和鹹肉的農民變得愈益依賴於商人的供應。戰爭以前,棉花種植州幾乎糧食自給。但是在戰後的數十年裏,它們不得不買進近一半的糧食,價格比南部農民自己種的糧食高50%。
從大學裏的農學家到最底層的分成農,每一個人都明白,隻有種植多種作物才能打破這一惡性循環。但是,穀物留置權製度阻止了南部農民這樣做。“我們應當少種些(棉花和菸草),多種些糧食和青草。”一位北卡羅來納州的農民在1887年說:“但是,我們怎樣去做呢。那個以50%的利率供應我們口糧的人不允許我們這樣做。他隻允許我們種植經濟作物。……這就是棉花!棉花!棉花!購買一切東西都用棉花來償還。”結果,棉花的產量在1869年到1889年間增長了兩倍多,但是棉花的價格降低了一半,而供給農民的必需品的價格隻下降了五分之一。
南部農業的貧困
棉花價格的跌落是造成戰後南部收入總下降的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奴隸解放,它使黑人勞動的時間減少了三分之一。第三個原因是戰爭破壞了南部的財富。第四個原因是1870年以後,由於其它地方更具有吸引力,南部以外的人在南部農業上的投資不多。南部農業依然是勞力最密集和資金奇缺的,依然是美國經濟中發展最慢的一個部門。在戰後50多年的時間裏,南部的人均產量還沒有達到戰前的水平。南方人均收入在1860年是北方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二,到1880年下降到隻有五分之二,並一直保持到上個世紀末。黑人的平均收入在1857年到1879年間從占南方白人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一猛增到二分之一,但是以後一直保持在這個水平。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和白人的收入相比,黑人的收入才開始重新增長。實現經濟解放的諾言,與重建時期的政治諾言一樣,對經歷了這些革命事件的那一代人來說隻是實現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