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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考驗：美國內戰及重建 作者：[美]詹姆斯·M·麥克弗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自由勞動思想認為，要通過艱苦奮鬥、勤儉節約和其他新教徒式的倫理道德來提高自己的地位。許多北方人持這種觀點，他們認為，自由民應該用勞動和汗水購買土地，而不該乞求政府對他們特別照顧。但是，要求進行沒收的激進派強調說，自由民為奴時勞苦了一輩子，已經“掙得了”土地。無論這種論點多麽有理，它在19世紀60年代卻無法占上風。大多數自由民並沒有得到他們本來希望得到的經濟獨立。相反，他們不得不為白人地主幹活，而這些人往往就是他們過去的主人。
“勞工問題”和自由民管理局
這些從前的奴隸主中，有些人仍然視他們的工人為奴隸，隻是叫法不同。“他們認為黑人是白人生來就擁有的財產”，一位自由民管理局官員在1865年9月寫道，“總統的宣言打破了奴隸和奴隸主的關係，無論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承認這一點，他們在內心深處仍然覺得，廣大黑人總是歸屬於廣大白人的。”奴隸製是一種強製製度，“四分之三的[白]人認為對黑人不強迫，他們就不幹活”，一位北方記者寫道。“白人對黑人的自由就是他們自己的自由這一點似乎根本無法理解。”
這本不足為奇。把奴隸製讚美了幾十年的信念是很難在幾個月內去掉的。一些種植園主在重新組織勞力時總想盡可能回到奴隸製上去——甚至發展到僱傭監工的地步。這些監工用鞭子懲罰反抗的工人。當自由民拒絕在這種條件下幹活，或是離開種植園到別處尋找條件更好的工作時，種植園主們就抱怨勞力短缺，並且用“我說什麽來著”的口氣說，這些舉動證明了黑人隻有在強迫之下才能幹活。
自由民管理局過問了這種不安定的局麵。身為自由民管理局局長的奧利弗將軍把總部設在華盛頓。一些將領被任命為副局長，負責各前蓄奴州的工作，總部設在這些州的首府或是最大的城市。該局550名地方官員中大多數是出身北方中產階級家庭的低級軍官。其中一些人因關心自由民而在該局工作，另一些人還沒有打算今後長期從事文職事業，隻是在那裏混日子。雖然他們大多對自由民有某種程度的同情，但態度卻是從激進到保守不盡相同。該局還任命了一批文職官員，其中有幾位黑人。雖然由於人手太少而不能顧及南部各地，但是這些官員在占領軍的支持下還是有相當的潛力去改造戰後南部的勞工關係。
一旦事態表明，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土地重新分配，自由民局便著手使種植園主和自由民維持一種新的關係。官員們鼓勵或是要求種植園主同僱工簽定書麵合同，規定好工作、工資和其他僱傭條件。工資每月8到15美元，管食宿，有時還管穿衣和看病。報酬採用付現金或作物分成的方式。種植園主逐漸願意採用後一種形式，一是因為貨幣較少，二是因為分成式工資隻能在收穫後付給，從而使僱工對種莊稼產生興趣，並可防止他們毀約。
自由民管理局力圖保護自由民不受剝削，其官員裁決了幾千起爭端，涉及對契約的解釋、違約行為、自由民犯罪及針對自由民的犯罪等等。在南方諸州通過允許自由民在民事法庭上作證的法律之後，該局允許民事法庭在其官員的密切注視之下審理這類案件。一些官員對他們所看到的並不喜歡。一位官員寫道：“當自由民的證詞被聽證的法官和陪審團認為無用時，在這個州的法庭上，允許黑人作證就永遠不會確保自由民受到公正的對待。如果大多數人不想讓法律得到執行，那麽無論是什麽法律都是沒有意義的。”在1865年-1866年間，沒有一屆重建政府允許黑人進入陪審團。該局負責密西西比州的副局長對該州法庭的職能作了兩個月的觀察之後報告說，這些法庭對“有關自由民的判決是可恥的”。
憑這些及類似的報告，霍華德將軍敦促國會創立“合眾國自由民法庭”來代替南方各州的民事法庭。修改過的自由民管理局法案於1866年在詹森否決的情況下被通過了，授權自由民管理局建立特別法庭，在國會宣布叛亂各州歸屬聯邦之前作為軍事法庭行使職能。 [ 註：最高法院在“米利根單訴案”(1866年4月)中作出的決定規定，軍事法庭不能在遠離戰區的地區審判公民。詹森總統認為，該決定使自由民管理局的法庭失去作用。但是國會中的共和黨人堅決主張隻有國會宣布戰爭結束時，戰爭才算結束；此時南部是戰區，在那裏軍事法庭是可以進行審判的。 ] 這些在大多數情況下隻有一名自由民管理局官員的“法庭”一直存在到1868年。但是州法院繼續審理許多有關自由民的案子，這是因為有些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員和軍官受製於詹森對該局的一向敵視，不願過問民事法庭。
難怪南部白人大罵自由民管理局是“禍根”，“蠢得很”，是“邪惡的機關”，韋德·漢普頓在1866年寫道：“這場戰爭帶來諸多的怪事，諸多有關共和政府的新理論和對憲法的種種解釋，但是卻沒有產生一件能和這場‘可怕的、令人生畏的改革所帶來’的醜惡和腐敗相比的事。”種植園主堅決主張，隻要那些愛管閑事的官員不管他們，他們就能“讓黑鬼幹活”。一位南方人抱怨說：“自由民局似乎不懂得，在白人和黑人發生爭論和不和時，白人也可能是對的。”另一位南方人接著說：“[該局]官員中最公正的人似乎都不能理解‘黑鬼’自由民和北方白人勞工之間的差異。”
“勞工問題”和自由民管理局
這些從前的奴隸主中，有些人仍然視他們的工人為奴隸，隻是叫法不同。“他們認為黑人是白人生來就擁有的財產”，一位自由民管理局官員在1865年9月寫道，“總統的宣言打破了奴隸和奴隸主的關係，無論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承認這一點，他們在內心深處仍然覺得，廣大黑人總是歸屬於廣大白人的。”奴隸製是一種強製製度，“四分之三的[白]人認為對黑人不強迫，他們就不幹活”，一位北方記者寫道。“白人對黑人的自由就是他們自己的自由這一點似乎根本無法理解。”
這本不足為奇。把奴隸製讚美了幾十年的信念是很難在幾個月內去掉的。一些種植園主在重新組織勞力時總想盡可能回到奴隸製上去——甚至發展到僱傭監工的地步。這些監工用鞭子懲罰反抗的工人。當自由民拒絕在這種條件下幹活，或是離開種植園到別處尋找條件更好的工作時，種植園主們就抱怨勞力短缺，並且用“我說什麽來著”的口氣說，這些舉動證明了黑人隻有在強迫之下才能幹活。
自由民管理局過問了這種不安定的局麵。身為自由民管理局局長的奧利弗將軍把總部設在華盛頓。一些將領被任命為副局長，負責各前蓄奴州的工作，總部設在這些州的首府或是最大的城市。該局550名地方官員中大多數是出身北方中產階級家庭的低級軍官。其中一些人因關心自由民而在該局工作，另一些人還沒有打算今後長期從事文職事業，隻是在那裏混日子。雖然他們大多對自由民有某種程度的同情，但態度卻是從激進到保守不盡相同。該局還任命了一批文職官員，其中有幾位黑人。雖然由於人手太少而不能顧及南部各地，但是這些官員在占領軍的支持下還是有相當的潛力去改造戰後南部的勞工關係。
一旦事態表明，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土地重新分配，自由民局便著手使種植園主和自由民維持一種新的關係。官員們鼓勵或是要求種植園主同僱工簽定書麵合同，規定好工作、工資和其他僱傭條件。工資每月8到15美元，管食宿，有時還管穿衣和看病。報酬採用付現金或作物分成的方式。種植園主逐漸願意採用後一種形式，一是因為貨幣較少，二是因為分成式工資隻能在收穫後付給，從而使僱工對種莊稼產生興趣，並可防止他們毀約。
自由民管理局力圖保護自由民不受剝削，其官員裁決了幾千起爭端，涉及對契約的解釋、違約行為、自由民犯罪及針對自由民的犯罪等等。在南方諸州通過允許自由民在民事法庭上作證的法律之後，該局允許民事法庭在其官員的密切注視之下審理這類案件。一些官員對他們所看到的並不喜歡。一位官員寫道：“當自由民的證詞被聽證的法官和陪審團認為無用時，在這個州的法庭上，允許黑人作證就永遠不會確保自由民受到公正的對待。如果大多數人不想讓法律得到執行，那麽無論是什麽法律都是沒有意義的。”在1865年-1866年間，沒有一屆重建政府允許黑人進入陪審團。該局負責密西西比州的副局長對該州法庭的職能作了兩個月的觀察之後報告說，這些法庭對“有關自由民的判決是可恥的”。
憑這些及類似的報告，霍華德將軍敦促國會創立“合眾國自由民法庭”來代替南方各州的民事法庭。修改過的自由民管理局法案於1866年在詹森否決的情況下被通過了，授權自由民管理局建立特別法庭，在國會宣布叛亂各州歸屬聯邦之前作為軍事法庭行使職能。 [ 註：最高法院在“米利根單訴案”(1866年4月)中作出的決定規定，軍事法庭不能在遠離戰區的地區審判公民。詹森總統認為，該決定使自由民管理局的法庭失去作用。但是國會中的共和黨人堅決主張隻有國會宣布戰爭結束時，戰爭才算結束；此時南部是戰區，在那裏軍事法庭是可以進行審判的。 ] 這些在大多數情況下隻有一名自由民管理局官員的“法庭”一直存在到1868年。但是州法院繼續審理許多有關自由民的案子，這是因為有些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員和軍官受製於詹森對該局的一向敵視，不願過問民事法庭。
難怪南部白人大罵自由民管理局是“禍根”，“蠢得很”，是“邪惡的機關”，韋德·漢普頓在1866年寫道：“這場戰爭帶來諸多的怪事，諸多有關共和政府的新理論和對憲法的種種解釋，但是卻沒有產生一件能和這場‘可怕的、令人生畏的改革所帶來’的醜惡和腐敗相比的事。”種植園主堅決主張，隻要那些愛管閑事的官員不管他們，他們就能“讓黑鬼幹活”。一位南方人抱怨說：“自由民局似乎不懂得，在白人和黑人發生爭論和不和時，白人也可能是對的。”另一位南方人接著說：“[該局]官員中最公正的人似乎都不能理解‘黑鬼’自由民和北方白人勞工之間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