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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考驗：美國內戰及重建 作者：[美]詹姆斯·M·麥克弗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1865年，整個世界似乎確實翻了個，但是能否長久保持下去，這就要看重建工作的進展如何了。
第三編 南部重建
第二十六章 和平問題
戰爭後果
1865年的南部呈現出一派殘垣斷壁、荒無人煙的悽慘景象。種植園焦土一片；田間野草叢生；鐵路線沒有鐵軌，沒有橋樑，甚或沒有任何車輛；這些都說明了進行征服的聯邦軍隊曾來過這裏。邦聯政權的垮台使廣大地區沒有法律和秩序。成股的遊擊隊和逃兵到處遊蕩，搶掠毫無防衛的居民。數以千計的黑人自由民和白人逃亡者飽受疾病、曝曬及櫛風沐雨、飢餓等的折磨。僅舉一例就可以說明這場戰爭是多麽可怕：在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附近，被謝爾曼的士兵殺死的65匹騾馬堆了六個星期都沒埋掉，因為這支部隊把鐵鍬及其它工具都帶走了。
北軍作為破壞者，橫掃南部之後，又作為重建者留在那裏。占領部隊、自由民管理局和北部的一些救濟機構來到南部，以填補因浩劫和混亂而造成的真空。20萬占領軍成為維護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北軍對前邦聯各州實行軍事管製。軍事法庭懲處罪犯，而自由民管理局法庭則處理以前的奴隸與他們以前的主人的關係問題。軍隊醫院醫治了幾千名南部黑人和白人居民。在1865年夏季，自由民管理局每天發放15萬份口糧(三分之一發給白人逃亡者)，而軍隊供養的南部居民至少也超過這個數。甚至在戰爭危機緩和之後，自由民管理局仍繼續提供食品和救濟品；從1865年到1870年，自由民管理局提供了近2,200萬份口糧。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政府機構都為南部的恢復作出貢獻。財政部曾派出特派員去南部，將邦聯戰後剩下的棉花統統沒收。無論這些特派員在離開華盛頓前有多麽誠實守法，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有些人就經受不住誘惑了。一捆棉花售價200美元左右，所以棉花仍能像戰前那樣具有誘人墮落的魅力。一些財政部官員和軍隊軍官將私人的棉花沒收，蓋上美國南部邦聯印章，出賣後把錢歸在自己名下；或是向那些沒有行賄的棉花主索取賄賂。南部僅存的這種動產，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就這樣被侵吞了。1865年，國會對每磅棉花徵稅2.5美分，1866年提高到3美分。雖然徵收此稅的目的與向北部一些產品徵收的類似賦稅一樣，是為了彌補這場戰爭的損失，但是徵收這種賦稅好像是對南部進行報復。它也妨礙了這一地區的經濟復甦。最後，國會在1868年取消了這項棉花稅。
南部白人的態度
軍隊軍官、政府官員和在阿波馬托克斯簽署投降書之後，湧向南部的大批記者寄往北部的有關南部情緒的評論是相互矛盾的。既有對北軍繼續抵抗和對自由民施加暴力的描述，同時又有歸順的報導。
南部人是驕傲的人民，他們把一切都押了賭注，但一切都輸光了。他們對占領者的仇恨是很自然的反應。一位年輕的種植園主在戰爭後期寫道：“我對這個可惡的北方佬國家懷有的深仇大恨與日俱增，與時俱增，他們殺害了我們的親人，……毀滅了我們整個人民的幸福，使我們整個大地充滿悲哀。……我發誓：如果我將來有了孩子，首要的問題就是教育他們痛恨北方佬，而且藐視他們。”北卡羅來納州有一位客棧老闆在1865年對一位北方記者說，北方佬殺死了他幾個當兵的兒子，燒了他的房子，偷走了他的奴隸。“他們隻給我留下一個非常寶貴的特權——仇恨他們。從早晨四點半起床直到夜裏十二點上床，都在恨他們。”
這種態度在邦聯士兵中不像在非參戰者、特別是婦女中那樣流行，觀察家們同意這種看法。邦聯士兵有足夠的力量進行反抗，至少暫時是這樣。 [ 註：然而，兩三年後，邦聯的退伍軍人便在三k黨和類似的組織中發揮骨幹作用。 ] 越過防線同北軍友好交往的經歷使邦聯士兵不會因叛國罪而受到寬大的投降條款的懲罰，也對邦聯老兵甘心於失敗起了作用。但是非參戰者卻要忍受戰爭帶來的焦慮與苦惱，而且根本無法發泄心中的怒氣。他們中許多人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侵略者毀掉他們的財產。戰爭結束後，凝聚在他們心中的悲痛發展成仇恨，並常常發展成暴力行動。這些失敗了的南部人不敢攻擊使他蒙受恥辱的真正代表——北軍士兵，因此，獲得自由的奴隸和南部白人聯邦主義者就成為他們攻擊的犧牲品。1865年7月發生了一個事件，南部白人婦女用這件事來發泄悶在心中的怒氣，一位北部記者報導如下：
一兩天以前，在這個城市[薩凡納]一家旅館裏就餐的一位聯邦官員，出於禮貌，將一盤酸菜遞給一位南部婦女，但回報他的卻是一副不可言狀的輕視與憤怒的表情。這位婦女說，“你以為南部婦女會接受一隻還滴著她的同胞鮮血的手遞來的酸菜嗎？”
然而，在戰後最初幾個月裏，南方人在憤怒之前先是震驚，再是絕望，爾後是冷漠；憤怒是精神恢復的表現。“我們向北方佬投降了！”一位聽到李投降後大為震驚的婦女寫道，“這怎麽可能？……我們難道不是受盡了苦嗎——我們英勇的戰士難道不是為此殊死戰鬥過、並光榮犧牲嗎？”1865年7月，一位喬治亞州種植園主的女兒展望前途，看到的隻有“悲觀的前景，很可能要蒙受恥辱、困苦與貧窮；隻有天曉得我們每個人將在哪兒結束這種被剝奪了一切幸福和不堪忍受的生活。”一位南卡羅萊納州的種植園主告訴一位北方記者：“我們心灰意冷，我們一無所有，不能再起爐灶。我這一輩子一天活也沒幹過，我不知如何作起。”許多年之後，阿拉巴馬州一位曾經是奴隸的人這樣回憶邦聯士兵在戰爭結束後返回家園的情景：“過去，我看到我們的戰士有說有笑地出發了，他們精神抖擻，結結實實，身高體壯，唱著軍歌，堅信自己會打贏。可是，當他們回來時，卻一個個皮包骨，目光暗淡悲傷，衣服破爛不堪，滿麵病容，出發時的那種精神勁頭全沒有了。”
第三編 南部重建
第二十六章 和平問題
戰爭後果
1865年的南部呈現出一派殘垣斷壁、荒無人煙的悽慘景象。種植園焦土一片；田間野草叢生；鐵路線沒有鐵軌，沒有橋樑，甚或沒有任何車輛；這些都說明了進行征服的聯邦軍隊曾來過這裏。邦聯政權的垮台使廣大地區沒有法律和秩序。成股的遊擊隊和逃兵到處遊蕩，搶掠毫無防衛的居民。數以千計的黑人自由民和白人逃亡者飽受疾病、曝曬及櫛風沐雨、飢餓等的折磨。僅舉一例就可以說明這場戰爭是多麽可怕：在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附近，被謝爾曼的士兵殺死的65匹騾馬堆了六個星期都沒埋掉，因為這支部隊把鐵鍬及其它工具都帶走了。
北軍作為破壞者，橫掃南部之後，又作為重建者留在那裏。占領部隊、自由民管理局和北部的一些救濟機構來到南部，以填補因浩劫和混亂而造成的真空。20萬占領軍成為維護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北軍對前邦聯各州實行軍事管製。軍事法庭懲處罪犯，而自由民管理局法庭則處理以前的奴隸與他們以前的主人的關係問題。軍隊醫院醫治了幾千名南部黑人和白人居民。在1865年夏季，自由民管理局每天發放15萬份口糧(三分之一發給白人逃亡者)，而軍隊供養的南部居民至少也超過這個數。甚至在戰爭危機緩和之後，自由民管理局仍繼續提供食品和救濟品；從1865年到1870年，自由民管理局提供了近2,200萬份口糧。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政府機構都為南部的恢復作出貢獻。財政部曾派出特派員去南部，將邦聯戰後剩下的棉花統統沒收。無論這些特派員在離開華盛頓前有多麽誠實守法，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有些人就經受不住誘惑了。一捆棉花售價200美元左右，所以棉花仍能像戰前那樣具有誘人墮落的魅力。一些財政部官員和軍隊軍官將私人的棉花沒收，蓋上美國南部邦聯印章，出賣後把錢歸在自己名下；或是向那些沒有行賄的棉花主索取賄賂。南部僅存的這種動產，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就這樣被侵吞了。1865年，國會對每磅棉花徵稅2.5美分，1866年提高到3美分。雖然徵收此稅的目的與向北部一些產品徵收的類似賦稅一樣，是為了彌補這場戰爭的損失，但是徵收這種賦稅好像是對南部進行報復。它也妨礙了這一地區的經濟復甦。最後，國會在1868年取消了這項棉花稅。
南部白人的態度
軍隊軍官、政府官員和在阿波馬托克斯簽署投降書之後，湧向南部的大批記者寄往北部的有關南部情緒的評論是相互矛盾的。既有對北軍繼續抵抗和對自由民施加暴力的描述，同時又有歸順的報導。
南部人是驕傲的人民，他們把一切都押了賭注，但一切都輸光了。他們對占領者的仇恨是很自然的反應。一位年輕的種植園主在戰爭後期寫道：“我對這個可惡的北方佬國家懷有的深仇大恨與日俱增，與時俱增，他們殺害了我們的親人，……毀滅了我們整個人民的幸福，使我們整個大地充滿悲哀。……我發誓：如果我將來有了孩子，首要的問題就是教育他們痛恨北方佬，而且藐視他們。”北卡羅來納州有一位客棧老闆在1865年對一位北方記者說，北方佬殺死了他幾個當兵的兒子，燒了他的房子，偷走了他的奴隸。“他們隻給我留下一個非常寶貴的特權——仇恨他們。從早晨四點半起床直到夜裏十二點上床，都在恨他們。”
這種態度在邦聯士兵中不像在非參戰者、特別是婦女中那樣流行，觀察家們同意這種看法。邦聯士兵有足夠的力量進行反抗，至少暫時是這樣。 [ 註：然而，兩三年後，邦聯的退伍軍人便在三k黨和類似的組織中發揮骨幹作用。 ] 越過防線同北軍友好交往的經歷使邦聯士兵不會因叛國罪而受到寬大的投降條款的懲罰，也對邦聯老兵甘心於失敗起了作用。但是非參戰者卻要忍受戰爭帶來的焦慮與苦惱，而且根本無法發泄心中的怒氣。他們中許多人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侵略者毀掉他們的財產。戰爭結束後，凝聚在他們心中的悲痛發展成仇恨，並常常發展成暴力行動。這些失敗了的南部人不敢攻擊使他蒙受恥辱的真正代表——北軍士兵，因此，獲得自由的奴隸和南部白人聯邦主義者就成為他們攻擊的犧牲品。1865年7月發生了一個事件，南部白人婦女用這件事來發泄悶在心中的怒氣，一位北部記者報導如下：
一兩天以前，在這個城市[薩凡納]一家旅館裏就餐的一位聯邦官員，出於禮貌，將一盤酸菜遞給一位南部婦女，但回報他的卻是一副不可言狀的輕視與憤怒的表情。這位婦女說，“你以為南部婦女會接受一隻還滴著她的同胞鮮血的手遞來的酸菜嗎？”
然而，在戰後最初幾個月裏，南方人在憤怒之前先是震驚，再是絕望，爾後是冷漠；憤怒是精神恢復的表現。“我們向北方佬投降了！”一位聽到李投降後大為震驚的婦女寫道，“這怎麽可能？……我們難道不是受盡了苦嗎——我們英勇的戰士難道不是為此殊死戰鬥過、並光榮犧牲嗎？”1865年7月，一位喬治亞州種植園主的女兒展望前途，看到的隻有“悲觀的前景，很可能要蒙受恥辱、困苦與貧窮；隻有天曉得我們每個人將在哪兒結束這種被剝奪了一切幸福和不堪忍受的生活。”一位南卡羅萊納州的種植園主告訴一位北方記者：“我們心灰意冷，我們一無所有，不能再起爐灶。我這一輩子一天活也沒幹過，我不知如何作起。”許多年之後，阿拉巴馬州一位曾經是奴隸的人這樣回憶邦聯士兵在戰爭結束後返回家園的情景：“過去，我看到我們的戰士有說有笑地出發了，他們精神抖擻，結結實實，身高體壯，唱著軍歌，堅信自己會打贏。可是，當他們回來時，卻一個個皮包骨，目光暗淡悲傷，衣服破爛不堪，滿麵病容，出發時的那種精神勁頭全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