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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考驗：美國內戰及重建 作者：[美]詹姆斯·M·麥克弗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些問題很複雜。北部的宣傳的確誇大了南部戰俘的情況。戰俘回憶錄是最聳人聽聞的內戰文獻之一。這些回憶錄多為北部人所寫，人們很難把事實與杜撰的部分區分開來。或許，下麵的概括是公允的：除安德森維爾外，南部戰俘營的條件一般地並不比北部戰俘營差多少。實際上，條件通常都很差。南北雙方的戰俘都苦於衛生設備差、水質不良、疾病、哨兵動輒開槍打人、令人極端厭煩、精神沮喪憂鬱。在密西根湖附近的道格拉斯集中營，在伊利湖上的詹森島以及紐約州的埃爾邁拉，難以適應氣候的邦聯戰俘都因衣服和毯子不足而忍受饑寒交迫的痛苦。另一方麵，北部的邦聯戰俘在夥食和居住條件方麵卻比在南部的北部戰俘稍好些。北部戰俘營給被俘叛軍提供的是營房 [ 註：馬裏蘭州的波因特盧考特戰俘營例外，戰俘在那裏住帳篷。 ] ，而邦聯的好幾座戰俘營——包括最大的兩個：安德森維爾戰俘營和貝爾島戰俘營(位於離裏奇蒙不遠的詹姆斯河中的一個島上)——卻都沒有提供任何棲身之處，戰俘們隻好忍受露宿之苦。雙方戰俘所享受的醫療條件大概並不亞於普通士兵——也就是說，按照現代標準是很差的。但是，南部缺少藥品(聯邦的封鎖有一定責任)對北部戰俘的影響，如同對南部士兵和平民的影響是一樣的。
以下因素——營養不良、住房不足、藥品匱乏——都有助於人們解釋南部戰俘營的聯邦戰俘的死亡率為何至少比在北部的邦聯戰俘高28%。 [ 註：正如多數內戰統計數字一樣，有關戰俘的資料是最不準確的；對南部來說尤其如此。這是因為大量的邦聯檔案在1865年4月撤離裏奇蒙時不是被毀就是散失。最可信的數字表明，在194,743名監禁時間不等的聯邦士兵中有30,218名(占15.5%)死於戰俘營。而在214,865名邦聯戰俘中，有25,976名(占12.1%)死於監禁。因此，聯邦戰俘的死亡率就比邦聯戰俘高28%。此外，可信程度較低的數字表明，聯邦軍戰俘的死亡率為17.8%，比同一報告所引邦聯戰俘的死亡率要高48%。 ] 對這些數字的另一種分析表明，邦聯軍戰俘在北部戰俘營中的死亡率比在自己隊伍中死於疾病者可能要低29%，而聯邦軍戰俘在南部戰俘營中的死亡率可能要比在自己隊伍中死於疾病者高68%。沒有什麽證據證實北部關於南部蓄意虐待戰俘的指控。死亡率的差異基本上可歸因於南部經濟在戰爭最後一年的崩潰，而戰俘人數當時達到最高水平。
另一方麵，現代歷史學家要理解安德森維爾的聯邦軍戰俘為何未能獲準利用戰俘營周圍的大片鬆林木材來營造臨時木屋，簡直就和1864年的北部人要理解這個問題同樣困難。這樣做本來可以拯救不少人的生命。一位喬治亞州婦女對她在安德森維爾的見聞感到震驚：“麵對這些可憐的人——雖然他們是北方佬——我的心就像被針紮了似的。我擔心，上帝將會因為發生這種事情而允許給我們以某種可怕的懲罰。如果北方佬一旦來到喬治亞州西南部……並看看那裏的墳墓，願上帝對大地大發慈悲吧！”
她接著說道：“我們現在能做些什麽？其實，北方佬比我們更應受到指責。這是因為他們不交換這些戰俘，而我們貧困的邦聯又無力養活他們，而我們自己的士兵還在陣地上挨餓。”確實，交換戰俘的計劃失敗是監獄在1864年人滿為患的主要原因。然而，誰應對這次交換戰俘失敗負責的問題，卻比這位喬治亞州婦女所指出的更為複雜。
在戰爭的第一年，林肯曾拒絕就交換戰俘協定進行談判，因為這樣會被解釋為對邦聯的正式承認。但是戰地司令官們曾進行了多次非正式的交換，雙方在1862年都有大批人員被俘，這給聯邦政府增加了壓力，從而終於在7月接受了交換戰俘協議。協議規定，雙方都與對方交換等量戰俘，任何一方的剩餘人員將在正式被交換以前獲假釋。
根據該交換戰俘協議，戰俘將於1862年秋基本上交換完畢。不料，該協議卻在1863年遭到破壞，其原因是邦聯對解放奴隸宣言以及聯邦軍徵募黑人參軍作出的反應。傑弗遜·戴維斯指責這些措施為“罪人史上的最壞記錄”。他宣稱，今後在受奴隸解放宣言影響所及的各州俘獲的黑人團軍官和全部聯邦軍軍官都將作為“參加奴隸暴動的罪犯”論處，交給州政府處以極刑。被俘黑人士兵亦應交給“其所屬各州，依各州法律處置”。邦聯國會批準了這些政策。這些政策當然違背了交換戰俘協議而不用說它的其他性質。為確保邦聯不實施這些措施，聯邦陸軍部長斯坦頓下令停止交換一切邦聯軍官，從而把這些戰俘作為人質，以對付邦聯要處決聯邦戰俘的威脅。
到1863年6月，雖然正式的交換軍官的工作大部分已告結束，但一些交換和假釋士兵的工作仍在繼續進行。格蘭特和班克斯在7月間假釋了在維克斯堡和哈德孫港俘獲的36,000人，但此後不久，邦聯陸軍部又令其中的數千名士兵重返部隊(他們之中有些人及時地幫助贏得了奇卡莫加戰鬥的勝利)。聯邦政府認為，這一行動嚴重違反了交換戰俘協議。這個問題所引起的爭論使全部交換戰俘工作陷於停頓。到1863年12月，拘禁在北部的邦聯戰俘為26,000人，而在南部的北軍戰俘則為13,000人——其數量之多，足以形成對恢復交換戰俘工作的壓力。但是，主要的障礙還是南部拒絕在任何交換工作中把被俘黑人官兵包括在內。邦聯方麵負責交換戰俘的代表宣布，在“放棄把奴隸作為失而復得的財產送歸原主為奴的權利”以前，南部將“戰死在最後一道壕溝”。斯坦頓在答覆中堅持認為，對北部來說，就交換黑人戰俘協議進行談判將“是個奇恥大辱。……當[叛軍]同意一視同仁地交換戰俘時，才不會有任何麻煩”。
以下因素——營養不良、住房不足、藥品匱乏——都有助於人們解釋南部戰俘營的聯邦戰俘的死亡率為何至少比在北部的邦聯戰俘高28%。 [ 註：正如多數內戰統計數字一樣，有關戰俘的資料是最不準確的；對南部來說尤其如此。這是因為大量的邦聯檔案在1865年4月撤離裏奇蒙時不是被毀就是散失。最可信的數字表明，在194,743名監禁時間不等的聯邦士兵中有30,218名(占15.5%)死於戰俘營。而在214,865名邦聯戰俘中，有25,976名(占12.1%)死於監禁。因此，聯邦戰俘的死亡率就比邦聯戰俘高28%。此外，可信程度較低的數字表明，聯邦軍戰俘的死亡率為17.8%，比同一報告所引邦聯戰俘的死亡率要高48%。 ] 對這些數字的另一種分析表明，邦聯軍戰俘在北部戰俘營中的死亡率比在自己隊伍中死於疾病者可能要低29%，而聯邦軍戰俘在南部戰俘營中的死亡率可能要比在自己隊伍中死於疾病者高68%。沒有什麽證據證實北部關於南部蓄意虐待戰俘的指控。死亡率的差異基本上可歸因於南部經濟在戰爭最後一年的崩潰，而戰俘人數當時達到最高水平。
另一方麵，現代歷史學家要理解安德森維爾的聯邦軍戰俘為何未能獲準利用戰俘營周圍的大片鬆林木材來營造臨時木屋，簡直就和1864年的北部人要理解這個問題同樣困難。這樣做本來可以拯救不少人的生命。一位喬治亞州婦女對她在安德森維爾的見聞感到震驚：“麵對這些可憐的人——雖然他們是北方佬——我的心就像被針紮了似的。我擔心，上帝將會因為發生這種事情而允許給我們以某種可怕的懲罰。如果北方佬一旦來到喬治亞州西南部……並看看那裏的墳墓，願上帝對大地大發慈悲吧！”
她接著說道：“我們現在能做些什麽？其實，北方佬比我們更應受到指責。這是因為他們不交換這些戰俘，而我們貧困的邦聯又無力養活他們，而我們自己的士兵還在陣地上挨餓。”確實，交換戰俘的計劃失敗是監獄在1864年人滿為患的主要原因。然而，誰應對這次交換戰俘失敗負責的問題，卻比這位喬治亞州婦女所指出的更為複雜。
在戰爭的第一年，林肯曾拒絕就交換戰俘協定進行談判，因為這樣會被解釋為對邦聯的正式承認。但是戰地司令官們曾進行了多次非正式的交換，雙方在1862年都有大批人員被俘，這給聯邦政府增加了壓力，從而終於在7月接受了交換戰俘協議。協議規定，雙方都與對方交換等量戰俘，任何一方的剩餘人員將在正式被交換以前獲假釋。
根據該交換戰俘協議，戰俘將於1862年秋基本上交換完畢。不料，該協議卻在1863年遭到破壞，其原因是邦聯對解放奴隸宣言以及聯邦軍徵募黑人參軍作出的反應。傑弗遜·戴維斯指責這些措施為“罪人史上的最壞記錄”。他宣稱，今後在受奴隸解放宣言影響所及的各州俘獲的黑人團軍官和全部聯邦軍軍官都將作為“參加奴隸暴動的罪犯”論處，交給州政府處以極刑。被俘黑人士兵亦應交給“其所屬各州，依各州法律處置”。邦聯國會批準了這些政策。這些政策當然違背了交換戰俘協議而不用說它的其他性質。為確保邦聯不實施這些措施，聯邦陸軍部長斯坦頓下令停止交換一切邦聯軍官，從而把這些戰俘作為人質，以對付邦聯要處決聯邦戰俘的威脅。
到1863年6月，雖然正式的交換軍官的工作大部分已告結束，但一些交換和假釋士兵的工作仍在繼續進行。格蘭特和班克斯在7月間假釋了在維克斯堡和哈德孫港俘獲的36,000人，但此後不久，邦聯陸軍部又令其中的數千名士兵重返部隊(他們之中有些人及時地幫助贏得了奇卡莫加戰鬥的勝利)。聯邦政府認為，這一行動嚴重違反了交換戰俘協議。這個問題所引起的爭論使全部交換戰俘工作陷於停頓。到1863年12月，拘禁在北部的邦聯戰俘為26,000人，而在南部的北軍戰俘則為13,000人——其數量之多，足以形成對恢復交換戰俘工作的壓力。但是，主要的障礙還是南部拒絕在任何交換工作中把被俘黑人官兵包括在內。邦聯方麵負責交換戰俘的代表宣布，在“放棄把奴隸作為失而復得的財產送歸原主為奴的權利”以前，南部將“戰死在最後一道壕溝”。斯坦頓在答覆中堅持認為，對北部來說，就交換黑人戰俘協議進行談判將“是個奇恥大辱。……當[叛軍]同意一視同仁地交換戰俘時，才不會有任何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