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頁
火的考驗：美國內戰及重建 作者：[美]詹姆斯·M·麥克弗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社會學家皮埃爾·l·範登伯格把這種為蓄奴辯解的理論和白人的優越感稱為“統治民族的民主”，即屬於統治民族居支配地位的種族的人都優越於不屬於這個民族的人。統治民族的觀念在南部和北部都具有強大的號召力。阿拉巴馬州的南部權利的衛士威廉·l·揚西說：“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是在兩種思想基礎上建立這個政府的：第一，白人都是公民，是居支配地位的種族，白人與白人之間是相互平等的；第二，黑人是低賤的種族。”按照這個說法，《獨立宣言》裏所說的平等是所有“白人”的平等。《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是個奴隸主。以安德魯·傑克遜的名字命名的“傑克遜民主主義”的核心是平等，但傑克遜總統也是一個奴隸主。傑克遜的民主黨人是白人優越論的積極維護者。他們的統治民族的觀念幫助他們把北部的愛爾蘭人、灰胡桃人和非技術工人吸引到民主黨一邊來，因為該黨宣稱，不管他們多麽潦倒，他們仍然比黑人優越。像南部的非奴隸主白人那樣，他們也害怕解放黑奴，因為黑奴解放了，他們的白色皮膚就無意義了。維吉尼亞州的州長懷斯說：“粉碎蓄奴製，而且將以蓄奴製的拳頭粉碎人人平等的原則。”這就是美國歷史上重要的奇談怪論：對許多白人來說，蓄奴製成了自由與平等的基石。
奴隸的處境
對於奴隸來說，不存在這種奇談怪論：奴隸製就是奴隸製，自由則是其對立麵。奴隸契約賦予奴隸主對奴隸幾乎毫無限製的權力：可以買賣；可以不經法庭隨意處罰；可以拆散奴隸家庭；可以姦汙女奴；甚至可以殺死奴隸而不必害怕承擔法律責任。奴隸作為一種形式的財產，在法律上不享有人權。他們在法律上不許結婚，不許占有財產，在多數蓄奴州裏也不許學文化。主人可以允許他們建立家庭，掙點錢，或者(少有情況)用錢贖買自由，但是在他們獲得自由之前，他們的錢、配偶和孩子隨時都有可能被強行奪走。有幾個州雖然允許奴隸贖買自由，但獲得自由後必須離開該州。1860年在各蓄奴州共有25萬自由黑人，其中隻有3.5萬人生活在下南部的八個產棉州，而且受到各種令人憤慨的限製，因而許多人的生活比奴隸好不了多少。
在實踐中，奴隸主對奴隸的權力常因自身的經濟利益或有時的溫情主義而有所約束。主人和監工不可能光靠鞭子維持其統治。由於奴隸的死亡、殘廢、受虐待或逃跑，即使能生產一點棉花，也是很少的。就像僱主和被雇者之間的關係那樣，這裏也需要勸說、誘導、獎勵和讓步。紳士派的種植園主所遵循的“高尚行為”準則也要求他們對下等人施以仁慈。奴隸和主人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信仰的是同一個基督教的上帝。在奴隸和主人之間除了敵對和仇視外，信任和情感瓜葛也是可能存在的。
總之，奴隸製既是一種法律的和經濟的製度，也是一種人際製度。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衝了其非人道的傾向，並為奴隸提供了創造其各種文化機構的活動自由。這些文化機構會支撐他們在倍受奴役的環境下能夠一代代生存下來。在黑人居住區裏出現了一些自然形成的領袖，他們往往成為黑人教會“無形機構”的雄辯的傳教士。黑人教徒們不顧禁令，避開白人，單獨集會做禮拜(有些是秘密進行的)。奴隸們創作的《黑人聖歌》是內戰前美國最早的和最感人的音樂，它既反映了黑人無可奈何地忍受痛苦的狀況，也表達了他們對自由的嚮往。南北戰爭後這種音樂演變成為傷感民歌，最後又發展成為爵士音樂。奴隸製很難使家庭生活穩定，但多數奴隸還是設法建立了牢固的親戚關係和家庭關係。所以盡管奴隸製起了壓製黑人的作用，但積極的黑人文化所表現出的反抗力，提供了奴隸在苦難麵前爭取生存的見證。
與西半球的其他許多地方相比，美國的奴隸主對奴隸的肉體摧殘不那麽嚴重。在西印度群島的甘蔗種植園或巴西的咖啡種植園裏，絕大多數的奴隸生活條件實在惡劣，過著牛馬似的生活，壽命很短。在那裏因氣候和疾病而死亡的奴隸人數要比北美多，為奴隸提供的食物、衣物、醫藥和日用品更少。在熱帶甘蔗園裏，對勞動節奏的要求要比北麵種植棉花或菸葉更殘忍。
當奴隸製在加勒比地區和南美洲盛行時，非洲的奴隸貿易仍在自由進行。但美國則相反，它的奴隸製達到頂峰隻是在1808年禁止販運非洲奴隸以後。這與奴隸所受到的待遇有重要關係。在拉丁美洲，許多種植園主認為，與其為奴隸創造一個條件，讓他們組織家庭和通過自然繁殖維持其人數，不如把他們奴役致死，然後從非洲進口新奴隸來得合算。在美國，奴隸的進口來源被卡死了，種植園主就隻能依靠自然繁殖來維持和增加其奴隸“資本”。所以，改善奴隸的健康狀況和鼓勵生育是符合奴隸主利益的。一名解放了的奴隸說，他的主人“像照料你飼養的一匹馬似的，按時讓我們吃飽、吃好。”另一個解放奴回憶說：“路易斯安那州有個種植園主喜歡在來人麵前誇耀健壯的奴隸兒童，說‘這一個值一千美元’，‘那一個真是個龐然大物’。你看，這完全跟養匹小騾子一樣。”
1840年以後，美國的奴隸人口每十年平均增長27%，跟白人的自然增長率幾乎相等。這樣的增長率在奴隸製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西半球的其他地區，自然繁殖連奴隸的原來人數都難以維持，更不用說增加了。例如，在巴貝多，1712年-1762年期間，奴隸人口每十年自然減少43%。在廢除奴隸製時，美國的黑人人數是從非洲進口黑奴人數的十倍，而在西印度群島，則隻有進口黑奴人數的二分之一。奴隸販子一共從非洲運了一千萬人到大西洋彼岸，其中隻有6%的非洲人運到了美國；而在廢除奴隸製時，美國的黑人人數是西半球黑人總數的30%強。
奴隸的處境
對於奴隸來說，不存在這種奇談怪論：奴隸製就是奴隸製，自由則是其對立麵。奴隸契約賦予奴隸主對奴隸幾乎毫無限製的權力：可以買賣；可以不經法庭隨意處罰；可以拆散奴隸家庭；可以姦汙女奴；甚至可以殺死奴隸而不必害怕承擔法律責任。奴隸作為一種形式的財產，在法律上不享有人權。他們在法律上不許結婚，不許占有財產，在多數蓄奴州裏也不許學文化。主人可以允許他們建立家庭，掙點錢，或者(少有情況)用錢贖買自由，但是在他們獲得自由之前，他們的錢、配偶和孩子隨時都有可能被強行奪走。有幾個州雖然允許奴隸贖買自由，但獲得自由後必須離開該州。1860年在各蓄奴州共有25萬自由黑人，其中隻有3.5萬人生活在下南部的八個產棉州，而且受到各種令人憤慨的限製，因而許多人的生活比奴隸好不了多少。
在實踐中，奴隸主對奴隸的權力常因自身的經濟利益或有時的溫情主義而有所約束。主人和監工不可能光靠鞭子維持其統治。由於奴隸的死亡、殘廢、受虐待或逃跑，即使能生產一點棉花，也是很少的。就像僱主和被雇者之間的關係那樣，這裏也需要勸說、誘導、獎勵和讓步。紳士派的種植園主所遵循的“高尚行為”準則也要求他們對下等人施以仁慈。奴隸和主人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信仰的是同一個基督教的上帝。在奴隸和主人之間除了敵對和仇視外，信任和情感瓜葛也是可能存在的。
總之，奴隸製既是一種法律的和經濟的製度，也是一種人際製度。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衝了其非人道的傾向，並為奴隸提供了創造其各種文化機構的活動自由。這些文化機構會支撐他們在倍受奴役的環境下能夠一代代生存下來。在黑人居住區裏出現了一些自然形成的領袖，他們往往成為黑人教會“無形機構”的雄辯的傳教士。黑人教徒們不顧禁令，避開白人，單獨集會做禮拜(有些是秘密進行的)。奴隸們創作的《黑人聖歌》是內戰前美國最早的和最感人的音樂，它既反映了黑人無可奈何地忍受痛苦的狀況，也表達了他們對自由的嚮往。南北戰爭後這種音樂演變成為傷感民歌，最後又發展成為爵士音樂。奴隸製很難使家庭生活穩定，但多數奴隸還是設法建立了牢固的親戚關係和家庭關係。所以盡管奴隸製起了壓製黑人的作用，但積極的黑人文化所表現出的反抗力，提供了奴隸在苦難麵前爭取生存的見證。
與西半球的其他許多地方相比，美國的奴隸主對奴隸的肉體摧殘不那麽嚴重。在西印度群島的甘蔗種植園或巴西的咖啡種植園裏，絕大多數的奴隸生活條件實在惡劣，過著牛馬似的生活，壽命很短。在那裏因氣候和疾病而死亡的奴隸人數要比北美多，為奴隸提供的食物、衣物、醫藥和日用品更少。在熱帶甘蔗園裏，對勞動節奏的要求要比北麵種植棉花或菸葉更殘忍。
當奴隸製在加勒比地區和南美洲盛行時，非洲的奴隸貿易仍在自由進行。但美國則相反，它的奴隸製達到頂峰隻是在1808年禁止販運非洲奴隸以後。這與奴隸所受到的待遇有重要關係。在拉丁美洲，許多種植園主認為，與其為奴隸創造一個條件，讓他們組織家庭和通過自然繁殖維持其人數，不如把他們奴役致死，然後從非洲進口新奴隸來得合算。在美國，奴隸的進口來源被卡死了，種植園主就隻能依靠自然繁殖來維持和增加其奴隸“資本”。所以，改善奴隸的健康狀況和鼓勵生育是符合奴隸主利益的。一名解放了的奴隸說，他的主人“像照料你飼養的一匹馬似的，按時讓我們吃飽、吃好。”另一個解放奴回憶說：“路易斯安那州有個種植園主喜歡在來人麵前誇耀健壯的奴隸兒童，說‘這一個值一千美元’，‘那一個真是個龐然大物’。你看，這完全跟養匹小騾子一樣。”
1840年以後，美國的奴隸人口每十年平均增長27%，跟白人的自然增長率幾乎相等。這樣的增長率在奴隸製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西半球的其他地區，自然繁殖連奴隸的原來人數都難以維持，更不用說增加了。例如，在巴貝多，1712年-1762年期間，奴隸人口每十年自然減少43%。在廢除奴隸製時，美國的黑人人數是從非洲進口黑奴人數的十倍，而在西印度群島，則隻有進口黑奴人數的二分之一。奴隸販子一共從非洲運了一千萬人到大西洋彼岸，其中隻有6%的非洲人運到了美國；而在廢除奴隸製時，美國的黑人人數是西半球黑人總數的30%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