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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考驗：美國內戰及重建 作者：[美]詹姆斯·M·麥克弗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所以，南部經濟是“增長”了，但不是“發展”了。從表2.2可以看到，1860年南部農業勞力所占的比例與1800年基本一致。南部沒有實質性地發展城市的中產階級和技術工人隊伍，沒有能形成可提供多種產品和多種服務的多樣化經濟。由於南部把奴隸、其他種類的人員和不動產都算作財產，1860年南部白人的人均財產($3978)幾乎是北部人均財產($2040)的兩倍。南部自由民占全國自由民的30%，而在全國最富的人中間，南部占了60%。另一方麵，南部人均收入估計隻有103美元，與北部的141美元相比，低了27%。
有些經濟歷史學家認為奴隸製是有利可圖的，但對誰有利呢？當然是對棉花和甘蔗種植園主(菸草、稻米和大麻種植園的利潤可能低些)有利。他們的平均投資收益與北部工業企業家相當，而高於北部的農場主。上南部的許多奴隸主也是有利可圖的，他們向西南部的興旺的棉花種植園提供了他們多餘的奴隸。但對奴隸來說就無利可圖了。有兩位經濟史學家曾估計過，棉花種植園裏奴隸的收入以食物、衣物和住房計算隻占種植園生產總收入的22%。在奴隸解放以後，種植園的勞務支出與總收入的比例就上升到了56%。對於南部的小農場主來說也無利可圖。他們被大種植園主從最肥沃的土地上擠走了，也很難從價格不斷上漲的奴隸市場上買得起奴隸。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認識奴隸製經濟，那就是看一看這種製度是促進還是阻礙了南部的發展。許多當代的學者對此問題是持否定意見的。南部生活的觀察者們，包括到南部訪問的法國人亞歷克西斯·托克維爾、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埃利奧斯·凱恩斯和到南部旅行的新英格蘭人弗雷德裏克·奧姆斯特德，都認為奴隸製造成了南部經濟的落後。1831年，托克維爾乘汽船順俄亥俄河下行，他的左側是肯塔基，右側是俄亥俄州，蓄奴社會與自由社會的鮮明對照引起了他的沉思。他寫道：
河的左岸人煙稀少，時而看見一隊奴隸在半荒蕪的田野裏懶洋洋地走著。……你會覺得這個社會正在沉睡。但是右岸，從遠方傳來嘈雜的哼哼者，你可以知道人們正在忙於勞作；田地裏長著茁壯的莊稼，……舒適的跡象顯而易見。人們看起來是富裕的、滿足的。他們在勞動。
1850年代，奧姆斯特德在南部作過三次廣泛的旅行，每次都寫了書。他對南部的看法也像托克維爾一樣尖刻。他說，蓄奴州缺乏“自由勞力社會的一些特點，如具有眾多的不同工種的技術勞力、本地的多種作物市場、密集的居住區和大量的小資產者的存在。”他還說，如果一個人在離開20年後再回到北部，他會驚奇地發現：
“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房屋、教堂、校舍、工廠、鐵路、公路、運河和橋樑更好了；人們穿得更漂亮了；文化修養提高了。但是，如果一個旅行者過了20年又重新回到密西西比，他看到的棉花利潤所積累的財富是什麽呢？種植園主指給他看的不是房屋、圖書館、教堂、校舍、工廠、鐵路或任何類似之物，而是他的黑奴——沒有任何別的。
南部不能實現現代化和經濟獨立的根本原因在於它沒有建立多種經濟，即過於依賴一種作物——棉花。1850年代因棉花需求量增加了，使這個問題更加突出。在國民經濟從1837年-1843年的危機中逐漸恢復後，棉花價格從1844年的最低點每磅五美分逐漸上升到1850年代的十美分。種植園主於是不擇手段地利用每一寸土地種植棉花，而且棉花產量幾乎年年創新紀錄。這又反過來刺激了奴隸價格的上漲。1850年代，奴隸價格幾乎上漲了一倍，因此占用了南部絕大部分現有資金。一位主張在南部興辦紡織工廠的喬治亞人沮喪地反問道：“為什麽我們要把棉花運到遙遠的北方去加工，爾後以如此高價反銷到我們這裏來呢？這是因為我們把所有的餘錢都用來購買奴隸了。”盡管盛產棉花的南部在1850年代空前繁榮起來，但其經濟更加局限於單一作物的農業了。
南部經濟失敗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南部的社會價值觀。
南部的價值觀與經濟變革
在南部，要求發展工業的呼聲常被那些指責企業家倫理觀為新英格蘭人庸俗的實利主義的聲音所淹沒。南部人喜歡自我標榜的形象是鄉村紳士派，其舉止風度是忠厚謙和、熱情好客、悠閑自得、善騎獵、對婦女有騎士風度、對同等人尊重、對下等人仁慈。在他們的眼裏，新英格蘭人則是一批見錢眼開的店小二：精明但無尊嚴，勤奮但缺少悠閑階級的風采。一個密西西比人說：“北方人愛賺錢，南方人愛花錢。”作家喬治·卡裏·埃格爾斯頓在回憶他於內戰後從印第安納州到維吉尼亞州去接管莊園遺產時說：“我辭別了發展迅猛的、世界性的和萬花筒似的西部，前往生活閑逸、環境恬靜的維吉尼亞，那裏沒有壓力感或緊迫感，沒有對未來的憂慮，明天要幹的事跟今天完全一樣。”
1850年代的許多南部頭麵人物都同意托馬斯·傑斐遜對農民的讚揚，說他們是“真實、純真美德的特殊寶庫”；還同意他關於反對城市工業家階級的警語，說他們是國家政體上的膿瘡。阿拉巴馬的一位政治家在內戰前夕聲稱：“我們沒有城市，我們不需要城市。……我們不要工業，我們不期望貿易，不期望有機械的或製造業的階級。隻要我們有稻米、甘蔗、菸草和棉花，我們就有錢買到我們所要的一切。”1857年，維吉尼亞州長亨利·懷斯盛讚奴隸主階級的紳士風度，說他們“身居僻鄉不失文明；生活歡愉不忘仁慈；在社交中舉止穩健、優雅，……有閑暇的時間去提高自己在道德、行為、哲學和政治方麵的修養。”南卡羅來納的某種植園主十分反對北方所使用的商業、工業、內部改良、城市和改革運動等專門名詞術語的進步概念。他警告說，這些“吱吱喳喳、吵吵鬧鬧的進步分子”的目標如要在南部實現，“隻有靠消滅掉整個莊園主階級”。這種思想的盛行無疑成了南部經濟變革的障礙。
有些經濟歷史學家認為奴隸製是有利可圖的，但對誰有利呢？當然是對棉花和甘蔗種植園主(菸草、稻米和大麻種植園的利潤可能低些)有利。他們的平均投資收益與北部工業企業家相當，而高於北部的農場主。上南部的許多奴隸主也是有利可圖的，他們向西南部的興旺的棉花種植園提供了他們多餘的奴隸。但對奴隸來說就無利可圖了。有兩位經濟史學家曾估計過，棉花種植園裏奴隸的收入以食物、衣物和住房計算隻占種植園生產總收入的22%。在奴隸解放以後，種植園的勞務支出與總收入的比例就上升到了56%。對於南部的小農場主來說也無利可圖。他們被大種植園主從最肥沃的土地上擠走了，也很難從價格不斷上漲的奴隸市場上買得起奴隸。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認識奴隸製經濟，那就是看一看這種製度是促進還是阻礙了南部的發展。許多當代的學者對此問題是持否定意見的。南部生活的觀察者們，包括到南部訪問的法國人亞歷克西斯·托克維爾、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埃利奧斯·凱恩斯和到南部旅行的新英格蘭人弗雷德裏克·奧姆斯特德，都認為奴隸製造成了南部經濟的落後。1831年，托克維爾乘汽船順俄亥俄河下行，他的左側是肯塔基，右側是俄亥俄州，蓄奴社會與自由社會的鮮明對照引起了他的沉思。他寫道：
河的左岸人煙稀少，時而看見一隊奴隸在半荒蕪的田野裏懶洋洋地走著。……你會覺得這個社會正在沉睡。但是右岸，從遠方傳來嘈雜的哼哼者，你可以知道人們正在忙於勞作；田地裏長著茁壯的莊稼，……舒適的跡象顯而易見。人們看起來是富裕的、滿足的。他們在勞動。
1850年代，奧姆斯特德在南部作過三次廣泛的旅行，每次都寫了書。他對南部的看法也像托克維爾一樣尖刻。他說，蓄奴州缺乏“自由勞力社會的一些特點，如具有眾多的不同工種的技術勞力、本地的多種作物市場、密集的居住區和大量的小資產者的存在。”他還說，如果一個人在離開20年後再回到北部，他會驚奇地發現：
“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房屋、教堂、校舍、工廠、鐵路、公路、運河和橋樑更好了；人們穿得更漂亮了；文化修養提高了。但是，如果一個旅行者過了20年又重新回到密西西比，他看到的棉花利潤所積累的財富是什麽呢？種植園主指給他看的不是房屋、圖書館、教堂、校舍、工廠、鐵路或任何類似之物，而是他的黑奴——沒有任何別的。
南部不能實現現代化和經濟獨立的根本原因在於它沒有建立多種經濟，即過於依賴一種作物——棉花。1850年代因棉花需求量增加了，使這個問題更加突出。在國民經濟從1837年-1843年的危機中逐漸恢復後，棉花價格從1844年的最低點每磅五美分逐漸上升到1850年代的十美分。種植園主於是不擇手段地利用每一寸土地種植棉花，而且棉花產量幾乎年年創新紀錄。這又反過來刺激了奴隸價格的上漲。1850年代，奴隸價格幾乎上漲了一倍，因此占用了南部絕大部分現有資金。一位主張在南部興辦紡織工廠的喬治亞人沮喪地反問道：“為什麽我們要把棉花運到遙遠的北方去加工，爾後以如此高價反銷到我們這裏來呢？這是因為我們把所有的餘錢都用來購買奴隸了。”盡管盛產棉花的南部在1850年代空前繁榮起來，但其經濟更加局限於單一作物的農業了。
南部經濟失敗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南部的社會價值觀。
南部的價值觀與經濟變革
在南部，要求發展工業的呼聲常被那些指責企業家倫理觀為新英格蘭人庸俗的實利主義的聲音所淹沒。南部人喜歡自我標榜的形象是鄉村紳士派，其舉止風度是忠厚謙和、熱情好客、悠閑自得、善騎獵、對婦女有騎士風度、對同等人尊重、對下等人仁慈。在他們的眼裏，新英格蘭人則是一批見錢眼開的店小二：精明但無尊嚴，勤奮但缺少悠閑階級的風采。一個密西西比人說：“北方人愛賺錢，南方人愛花錢。”作家喬治·卡裏·埃格爾斯頓在回憶他於內戰後從印第安納州到維吉尼亞州去接管莊園遺產時說：“我辭別了發展迅猛的、世界性的和萬花筒似的西部，前往生活閑逸、環境恬靜的維吉尼亞，那裏沒有壓力感或緊迫感，沒有對未來的憂慮，明天要幹的事跟今天完全一樣。”
1850年代的許多南部頭麵人物都同意托馬斯·傑斐遜對農民的讚揚，說他們是“真實、純真美德的特殊寶庫”；還同意他關於反對城市工業家階級的警語，說他們是國家政體上的膿瘡。阿拉巴馬的一位政治家在內戰前夕聲稱：“我們沒有城市，我們不需要城市。……我們不要工業，我們不期望貿易，不期望有機械的或製造業的階級。隻要我們有稻米、甘蔗、菸草和棉花，我們就有錢買到我們所要的一切。”1857年，維吉尼亞州長亨利·懷斯盛讚奴隸主階級的紳士風度，說他們“身居僻鄉不失文明；生活歡愉不忘仁慈；在社交中舉止穩健、優雅，……有閑暇的時間去提高自己在道德、行為、哲學和政治方麵的修養。”南卡羅來納的某種植園主十分反對北方所使用的商業、工業、內部改良、城市和改革運動等專門名詞術語的進步概念。他警告說，這些“吱吱喳喳、吵吵鬧鬧的進步分子”的目標如要在南部實現，“隻有靠消滅掉整個莊園主階級”。這種思想的盛行無疑成了南部經濟變革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