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費尼的左麵沿桌而坐的是國家情報局其他四個部門的負責人：公共安全處，總檔案處，邊防檢查站，共和國保安部隊。
在四個處中，第一個單位公共安全處的主要職責是保護建築、交通、公路以及一切屬於國家的財產，防止破壞與毀損。第二個單位總檔案處，或稱中央檔案局，是其他四個單位的存儲記錄中心，它保存著450 萬份人事檔案，這些人都是自從法國組建警察力量以來歷年積累下來的。這些檔案都設有互見索引，沿著足有5 英裏半長的檔案架分門別類，或依該人所犯的罪行或依其可疑之點，有條不紊地存放著。在案件中作過證的證人，或被宣判無罪的人的名字也都備錄有案。盡管檔案製度還沒有計算機化，然而使檔案工作人員感到驕傲的是，不消幾分鍾，他們就能把十年前某一小鄉村的縱火犯人的詳細材料或一件連報紙上都未必登載過的不引人注意的案件的證人名字找出來。
在這些個人檔案中，還有在法國留過指紋的指紋檔案，包括很多套從來沒有驗證過的指紋在內。還有1050萬張卡片，包括各個人境口的每一個旅客的人境卡，以及在巴黎以外的法國任何一個旅館裏居住過的人名卡片。由於每年有大量的新的卡片要歸檔，因此必須把舊的卡片在一定時間內進行清理，以便讓新的卡片插進去。
在法國境內經常填寫而又不送交情報總署的卡片是在巴黎旅館填寫的卡片。這些卡片則送宮廷林蔭大道的巴黎警察局。
邊防檢查站的首腦與費尼隔著三個座位，這是法國的反間諜部隊，也負責隨時監視法國的機場、碼頭、邊界。凡是進入法國的人的人境證，在歸檔以前，都要在人境點受邊防檢查站的檢查，以便監視不良分子。
坐在這一排末尾的是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這支部隊有45000 人。過去兩年來，亞歷山大·桑根納蒂充分使用了這支部隊，搞得臭名遠揚，極其不得人心。
由於座位不夠，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坐在會議桌的最下端，麵對著長木桌那端的部長。還有一個座位在桌子下端右手邊，在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和森克萊上校之間。這裏坐的是一個身材高大、呆頭呆腦的人，他菸鬥裏噴出的煙顯然使愛挑剔的上校很厭煩。部長特別關照馬克斯·費尼帶他來參加會議。這人是莫裏斯·布維埃，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的大隊長。
“這就是我們的立足點，先生們。”部長接著說。“你們每人麵前有一份羅蘭上校的報告，而且你們也都讀過了。現在你們也聽了我說的總統出於對法國尊嚴的考慮，在我們如何努力處理這件危及他人身安全的事件上加了很大的限製。我要再次強調，在進行調查時要絕對保密，在接下來的任何行動中也要如此。不用說，你們全體都要宣誓，保持沉默。而且除了被批準參與此項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這個房間以外的任何人談論此事。
“我召集你們全體到這裏來，是因為我們無論要做什麽事，必須動員有關各部門的人力。而你們諸位，都是這些有關部門的領導，你們也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必須毫不猶豫地緊急地處理這件事情。在任何情況下，要求你們迅速而且親自動手，不允許委託給下屬；除非出於這個工作需要，那麽也隻能向下屬提出要求而不透露原因。”
他又停頓了一下，桌子兩旁有幾個人認真地點點頭；另外幾個人眼睛盯著講話的人，或者看著他們麵前的文件；最遠處的布維埃望著天花板，從他的嘴角裏吐出一陣一陣的煙霧，就像古印第安人在發信號似的。在他旁邊的森克萊上校，在他每次噴出煙霧時，就急忙閃開。
“現在，”部長繼續說，“我可以請你們對這件事發表你們的意見。羅蘭上校，你向維也納的查詢有什麽結果？”
行動分局局長羅蘭看了看他自己的報告，又朝他旁邊的領導——特工組織的紀博將軍斜看了一眼，但是將軍的表情既不是給他鼓勵，也不皺眉頭。
紀博將軍記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據羅蘭的要求，要動用駐在維也納的人。他親自去說服西歐處處長，差不多花了半天時間。現在他直望著羅蘭上校。
“是的，”羅蘭上校說，“今天上午與下午在維也納布魯克納街的名叫克萊斯特的一家小旅館裏已經進行了查詢。他們把馬爾克·羅丹、盧內·蒙克雷及安德烈·卡鬆的照片帶了去，但沒有帶維克托·科瓦爾斯基的照片，因為維也納沒有他的檔案。
“旅館的服務員說，他至少記得其中兩個人，但是他弄不清楚誰是誰。他們還要他查從6 月12日到18日的旅館登記簿。因為6 月18日起，他們三個‘秘密軍隊組織’的頭頭，就一起住在羅馬了。
“最後那個服務員提出他記起了羅丹這個人在6 月15日那天，以舒爾茨的名字訂了一個房間。他說當天下午他似乎要召開一個業務會議。在那個房間過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走了。
“他記得舒爾茨有一個夥伴，是一個身軀高大而粗暴無禮的人。正因為如此才使他記住了舒爾茨。有兩個人早晨來找過他，他們還舉行了會議。這兩個來訪者可能是卡鬆和蒙克雷。他不能確定，不過他認為至少有一人他以前是見過的。
“這個職員說，這些人一整天都留在房間裏，隻有在早上較晚些時候，舒爾茨和那個巨人——這是他對科瓦爾斯基的稱呼，曾經有一次出去大約半個小時。沒有一個人吃午飯，他們也沒有下樓去吃東西。”
在四個處中，第一個單位公共安全處的主要職責是保護建築、交通、公路以及一切屬於國家的財產，防止破壞與毀損。第二個單位總檔案處，或稱中央檔案局，是其他四個單位的存儲記錄中心，它保存著450 萬份人事檔案，這些人都是自從法國組建警察力量以來歷年積累下來的。這些檔案都設有互見索引，沿著足有5 英裏半長的檔案架分門別類，或依該人所犯的罪行或依其可疑之點，有條不紊地存放著。在案件中作過證的證人，或被宣判無罪的人的名字也都備錄有案。盡管檔案製度還沒有計算機化，然而使檔案工作人員感到驕傲的是，不消幾分鍾，他們就能把十年前某一小鄉村的縱火犯人的詳細材料或一件連報紙上都未必登載過的不引人注意的案件的證人名字找出來。
在這些個人檔案中，還有在法國留過指紋的指紋檔案，包括很多套從來沒有驗證過的指紋在內。還有1050萬張卡片，包括各個人境口的每一個旅客的人境卡，以及在巴黎以外的法國任何一個旅館裏居住過的人名卡片。由於每年有大量的新的卡片要歸檔，因此必須把舊的卡片在一定時間內進行清理，以便讓新的卡片插進去。
在法國境內經常填寫而又不送交情報總署的卡片是在巴黎旅館填寫的卡片。這些卡片則送宮廷林蔭大道的巴黎警察局。
邊防檢查站的首腦與費尼隔著三個座位，這是法國的反間諜部隊，也負責隨時監視法國的機場、碼頭、邊界。凡是進入法國的人的人境證，在歸檔以前，都要在人境點受邊防檢查站的檢查，以便監視不良分子。
坐在這一排末尾的是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這支部隊有45000 人。過去兩年來，亞歷山大·桑根納蒂充分使用了這支部隊，搞得臭名遠揚，極其不得人心。
由於座位不夠，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坐在會議桌的最下端，麵對著長木桌那端的部長。還有一個座位在桌子下端右手邊，在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和森克萊上校之間。這裏坐的是一個身材高大、呆頭呆腦的人，他菸鬥裏噴出的煙顯然使愛挑剔的上校很厭煩。部長特別關照馬克斯·費尼帶他來參加會議。這人是莫裏斯·布維埃，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的大隊長。
“這就是我們的立足點，先生們。”部長接著說。“你們每人麵前有一份羅蘭上校的報告，而且你們也都讀過了。現在你們也聽了我說的總統出於對法國尊嚴的考慮，在我們如何努力處理這件危及他人身安全的事件上加了很大的限製。我要再次強調，在進行調查時要絕對保密，在接下來的任何行動中也要如此。不用說，你們全體都要宣誓，保持沉默。而且除了被批準參與此項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這個房間以外的任何人談論此事。
“我召集你們全體到這裏來，是因為我們無論要做什麽事，必須動員有關各部門的人力。而你們諸位，都是這些有關部門的領導，你們也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必須毫不猶豫地緊急地處理這件事情。在任何情況下，要求你們迅速而且親自動手，不允許委託給下屬；除非出於這個工作需要，那麽也隻能向下屬提出要求而不透露原因。”
他又停頓了一下，桌子兩旁有幾個人認真地點點頭；另外幾個人眼睛盯著講話的人，或者看著他們麵前的文件；最遠處的布維埃望著天花板，從他的嘴角裏吐出一陣一陣的煙霧，就像古印第安人在發信號似的。在他旁邊的森克萊上校，在他每次噴出煙霧時，就急忙閃開。
“現在，”部長繼續說，“我可以請你們對這件事發表你們的意見。羅蘭上校，你向維也納的查詢有什麽結果？”
行動分局局長羅蘭看了看他自己的報告，又朝他旁邊的領導——特工組織的紀博將軍斜看了一眼，但是將軍的表情既不是給他鼓勵，也不皺眉頭。
紀博將軍記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據羅蘭的要求，要動用駐在維也納的人。他親自去說服西歐處處長，差不多花了半天時間。現在他直望著羅蘭上校。
“是的，”羅蘭上校說，“今天上午與下午在維也納布魯克納街的名叫克萊斯特的一家小旅館裏已經進行了查詢。他們把馬爾克·羅丹、盧內·蒙克雷及安德烈·卡鬆的照片帶了去，但沒有帶維克托·科瓦爾斯基的照片，因為維也納沒有他的檔案。
“旅館的服務員說，他至少記得其中兩個人，但是他弄不清楚誰是誰。他們還要他查從6 月12日到18日的旅館登記簿。因為6 月18日起，他們三個‘秘密軍隊組織’的頭頭，就一起住在羅馬了。
“最後那個服務員提出他記起了羅丹這個人在6 月15日那天，以舒爾茨的名字訂了一個房間。他說當天下午他似乎要召開一個業務會議。在那個房間過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走了。
“他記得舒爾茨有一個夥伴，是一個身軀高大而粗暴無禮的人。正因為如此才使他記住了舒爾茨。有兩個人早晨來找過他，他們還舉行了會議。這兩個來訪者可能是卡鬆和蒙克雷。他不能確定，不過他認為至少有一人他以前是見過的。
“這個職員說，這些人一整天都留在房間裏，隻有在早上較晚些時候，舒爾茨和那個巨人——這是他對科瓦爾斯基的稱呼，曾經有一次出去大約半個小時。沒有一個人吃午飯，他們也沒有下樓去吃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