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不行，不行。他這人簡直沒法辦。我們得保護他的安全，他卻不讓我們這麽幹。我本來可以抓住這傢夥的，這個豺狼。但你卻說不容許我們採取反擊措施。我們幹什麽呢？就等著他襲擊嗎？就光坐著等嗎？”
內政部長嘆了一口氣。他曾希望從他那位秘書長那兒得到些幫助，但卻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現在他的工作還是那樣困難，他重新坐在他的書桌後麵。
“亞歷山大，我認為我們目前的處境是這樣：首先，羅蘭的報告所說的情況，我們還不能肯定絕對是真的。這是他自己對這個科瓦爾斯基的胡話的分析，這個人已經死了。也許羅蘭錯了。向維也納的查問，現在還正在聯繫。我們已經與紀博將軍聯繫過，他說今天晚上能有回音。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對於這個我們僅僅知道他的綽號的外國人，要開展一個全國範圍的搜捕，那是一個不現實的建議。在這方麵，我們必須同意總統的意見。
“其次，他的指示就是一個‘不’字，這是他的絕對的正式的命令。我一再說明現在這件事不允許公開，不允許在全國範圍內搜查，除掉我們這個小圈子以外，不允許讓外界任何人知道。這件事如果在報刊上公開了，總統將感到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不僅外國人要嘲笑我們，而且隻要我們採取任何額外的安全措施，那麽不論在國內和國外，都將會認為法國總統躲起來了，是為了躲避一個外國人。
“這裏我再說一遍：他是絕對不許可把這件事公開出來的。”
部長伸出他的食指以加強他的語氣，說：“他使我很明白，如果我們在處理這樁具體事情時，即使僅僅給人們有絲毫這樣的印象，人們就會動亂起來。相信我，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那麽堅決。”
秘書長建議說：“在那些公共集會上露麵總得改變一下吧？在這個人被捕以前，他不能再在公共場合露麵，他必須……”
部長打斷他說：“他決不肯隱蔽起來，什麽都不改變，一小時一分鍾也不改變，整個事情必須全部嚴守機密。”
自從2 月揭露軍事學校暗殺陰謀並且逮捕陰謀者以來，亞歷山大·桑根納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了他的起點啦。在過去的兩個月裏，盡管要和搶銀行、搶商鋪的浪潮鬥爭，他總是認為最壞的情景已經過去了。在行動分局從內部，以及大批警察和共和國保安部隊從外部進行了夾攻以後，他就把這種犯罪浪潮解釋成為“秘密軍隊組織”的垂死掙紮，最後一小撮暴徒的猖狂一跳，企圖取得足夠的錢以便去做流亡寓公。
現在羅蘭的報告的最後一頁很清楚地說明，羅蘭派出的打進“秘密軍隊組織”最高層的幾十個雙重間諜，都被這個隱姓埋名的兇手給繞過去了。隻有在羅馬一個旅館裏隱匿的三個人知道他的身份。他清楚地看到，和“秘密軍隊組織”有任何牽連的人的檔案現在都變得全無用處了，原因就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豺狼是一個外國人。
“如果不許我們行動的話，那我們能幹什麽呢？”
“我沒有說不許我們行動。”弗雷伊糾正說。“我是說不許我們公開行動，整個事情都必須秘密進行。這就使我們隻有一個選擇了，兇手的身份必須以秘密偵察的方式來揭露，不管他是在法國還是在國外，他走到哪裏就跟蹤到哪裏，然後毫不猶豫地消滅他。”
“……毫不猶豫地消滅他。先生們，這是擺在我們麵前惟一的方法。”
內政部長環視著坐在部務會議室的會議桌周圍的人，盡量使他的說話能格外引起他們的注意。參加這次會議的，包括內政部長在內，共有十四人。
部長坐在會議桌的一端，緊靠右邊坐著的是他的秘書長。得力助手桑古納蒂，坐在他的左邊的是警察總局局長，他們都是法國警察的最高層人物。
從桑根納蒂的右手邊順序而下，沿長桌坐的是法國保安總局局長紀博將軍，行動分局局長、每人麵前都擺著的一份報告的作者羅蘭上校，再過去是總統警衛隊隊長杜克勒，愛麗舍官工作班子裏的空軍上校森克萊·德·維勞本。這位上校是一個狂熱的戴高樂主義者，是總統身邊有地位的人，他之所以狂熱，和他的個人野心也有關係。
在巴黎警察局局長莫裏斯·帕彭先生的左麵是莫裏斯·布維埃先生，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大隊長。國家情報局的五個處的處長們也坐成一排。
國家情報局作為打擊犯罪的力量雖然頗受小說家們的喜愛，它本身其實規模很小，工作人員也不多，在它控製下的隻有五個處從事實際的對付犯罪活動。它本身的任務隻是行政性質的，同經常被歪曲描寫的國際警察組織一樣，國家情報局本身的人員中也沒有一個偵探。
負責指揮法國國家警察部隊的人坐在莫裏斯·布維埃旁邊。這人就是司法警察總監馬克斯·費尼。司法警察在凱德索菲弗街的龐大的總部，遠比內政部附近位於蘇索路11號的情報局總部大得多，它還管轄17個大區分部，法國的17個大城市警察區每區有這樣一個分部。在這些之下就是自治市警察部隊，共有453 個，分別隸屬於科個中心警察分局，253 個區警察分局，以及126 個地方警察所。這整套機構分布在法國的2000個城鎮和鄉村。這是防止刑事犯罪的部隊。在農村和沿公路各處維持法律和秩序的一般任務是由國家憲兵隊、交通警察，以及機動憲兵隊來擔負的。在許多地區，為了提高效率，憲兵和警察人員是在一起享用共同的宿舍和其他設施的。1963年在馬克斯·費尼統率下司法警察的總人數是20000 出頭。
內政部長嘆了一口氣。他曾希望從他那位秘書長那兒得到些幫助，但卻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現在他的工作還是那樣困難，他重新坐在他的書桌後麵。
“亞歷山大，我認為我們目前的處境是這樣：首先，羅蘭的報告所說的情況，我們還不能肯定絕對是真的。這是他自己對這個科瓦爾斯基的胡話的分析，這個人已經死了。也許羅蘭錯了。向維也納的查問，現在還正在聯繫。我們已經與紀博將軍聯繫過，他說今天晚上能有回音。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對於這個我們僅僅知道他的綽號的外國人，要開展一個全國範圍的搜捕，那是一個不現實的建議。在這方麵，我們必須同意總統的意見。
“其次，他的指示就是一個‘不’字，這是他的絕對的正式的命令。我一再說明現在這件事不允許公開，不允許在全國範圍內搜查，除掉我們這個小圈子以外，不允許讓外界任何人知道。這件事如果在報刊上公開了，總統將感到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不僅外國人要嘲笑我們，而且隻要我們採取任何額外的安全措施，那麽不論在國內和國外，都將會認為法國總統躲起來了，是為了躲避一個外國人。
“這裏我再說一遍：他是絕對不許可把這件事公開出來的。”
部長伸出他的食指以加強他的語氣，說：“他使我很明白，如果我們在處理這樁具體事情時，即使僅僅給人們有絲毫這樣的印象，人們就會動亂起來。相信我，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那麽堅決。”
秘書長建議說：“在那些公共集會上露麵總得改變一下吧？在這個人被捕以前，他不能再在公共場合露麵，他必須……”
部長打斷他說：“他決不肯隱蔽起來，什麽都不改變，一小時一分鍾也不改變，整個事情必須全部嚴守機密。”
自從2 月揭露軍事學校暗殺陰謀並且逮捕陰謀者以來，亞歷山大·桑根納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了他的起點啦。在過去的兩個月裏，盡管要和搶銀行、搶商鋪的浪潮鬥爭，他總是認為最壞的情景已經過去了。在行動分局從內部，以及大批警察和共和國保安部隊從外部進行了夾攻以後，他就把這種犯罪浪潮解釋成為“秘密軍隊組織”的垂死掙紮，最後一小撮暴徒的猖狂一跳，企圖取得足夠的錢以便去做流亡寓公。
現在羅蘭的報告的最後一頁很清楚地說明，羅蘭派出的打進“秘密軍隊組織”最高層的幾十個雙重間諜，都被這個隱姓埋名的兇手給繞過去了。隻有在羅馬一個旅館裏隱匿的三個人知道他的身份。他清楚地看到，和“秘密軍隊組織”有任何牽連的人的檔案現在都變得全無用處了，原因就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豺狼是一個外國人。
“如果不許我們行動的話，那我們能幹什麽呢？”
“我沒有說不許我們行動。”弗雷伊糾正說。“我是說不許我們公開行動，整個事情都必須秘密進行。這就使我們隻有一個選擇了，兇手的身份必須以秘密偵察的方式來揭露，不管他是在法國還是在國外，他走到哪裏就跟蹤到哪裏，然後毫不猶豫地消滅他。”
“……毫不猶豫地消滅他。先生們，這是擺在我們麵前惟一的方法。”
內政部長環視著坐在部務會議室的會議桌周圍的人，盡量使他的說話能格外引起他們的注意。參加這次會議的，包括內政部長在內，共有十四人。
部長坐在會議桌的一端，緊靠右邊坐著的是他的秘書長。得力助手桑古納蒂，坐在他的左邊的是警察總局局長，他們都是法國警察的最高層人物。
從桑根納蒂的右手邊順序而下，沿長桌坐的是法國保安總局局長紀博將軍，行動分局局長、每人麵前都擺著的一份報告的作者羅蘭上校，再過去是總統警衛隊隊長杜克勒，愛麗舍官工作班子裏的空軍上校森克萊·德·維勞本。這位上校是一個狂熱的戴高樂主義者，是總統身邊有地位的人，他之所以狂熱，和他的個人野心也有關係。
在巴黎警察局局長莫裏斯·帕彭先生的左麵是莫裏斯·布維埃先生，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大隊長。國家情報局的五個處的處長們也坐成一排。
國家情報局作為打擊犯罪的力量雖然頗受小說家們的喜愛，它本身其實規模很小，工作人員也不多，在它控製下的隻有五個處從事實際的對付犯罪活動。它本身的任務隻是行政性質的，同經常被歪曲描寫的國際警察組織一樣，國家情報局本身的人員中也沒有一個偵探。
負責指揮法國國家警察部隊的人坐在莫裏斯·布維埃旁邊。這人就是司法警察總監馬克斯·費尼。司法警察在凱德索菲弗街的龐大的總部，遠比內政部附近位於蘇索路11號的情報局總部大得多，它還管轄17個大區分部，法國的17個大城市警察區每區有這樣一個分部。在這些之下就是自治市警察部隊，共有453 個，分別隸屬於科個中心警察分局，253 個區警察分局，以及126 個地方警察所。這整套機構分布在法國的2000個城鎮和鄉村。這是防止刑事犯罪的部隊。在農村和沿公路各處維持法律和秩序的一般任務是由國家憲兵隊、交通警察，以及機動憲兵隊來擔負的。在許多地區，為了提高效率，憲兵和警察人員是在一起享用共同的宿舍和其他設施的。1963年在馬克斯·費尼統率下司法警察的總人數是20000 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