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想幹什麽？”這個傢夥似乎是漫不經心地問道，但是握住卡鬆右肘的手卻沒有鬆下來。
就在這一剎那間，卡鬆直感到噁心想吐，他想到四個月前阿古在伊登·沃爾夫飯店被迅速綁走的情況。然後，他才認出身後的這個人是外籍軍團裏的一個波蘭人，以前在印度支那和越南時都曾在羅丹的連隊裏待過。他想起羅丹有時用這個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執行特殊任務。
“我和羅丹上校約好來看他，維克托。”他輕聲答道。聽到對方稱呼自己的名字和主人的名字，科瓦爾斯基的雙眉皺得更加連到一起去了。
“我是安德烈·卡鬆。”卡鬆又補充了一句。科瓦爾斯基似乎無動於衷。他伸出左手，繞過卡鬆，在64號房門上敲了敲。
裏麵一個聲音答道：“誰？”
科瓦爾斯基把嘴湊到門縫處。
“來了個客人。”他低聲地咆哮道。
門開了一條縫，羅丹向外張望，然後把門敞開了。
“我親愛的安德烈，真抱歉這樣對你。”他對科瓦爾斯基點了點頭說，“沒事，下士，我和這人約好了的。”
卡鬆感到自己的右肘終於被鬆開了，這才跨進了房間。
羅丹站在門口又對科瓦爾斯基說了幾句，然後把門關上了。大個子波蘭人又回到了壁龕的陰暗處站著。
羅丹和卡鬆握了握手，領他到煤氣爐前的兩個扶手椅那裏。雖然是6 月中旬，但外麵下著冰冷的濛濛細雨。兩個人都已經習慣於北非的烈日了，因此把煤氣爐開得大大的。卡鬆脫下雨衣，在火爐前坐下來。
“馬爾克，你往常並不是這樣小心謹慎的。”他說。
“這並不是為我自己。”羅丹回答。“如果發生什麽事情，我自己會安排好的。問題是必須花幾分鍾把這些文件毀掉。”他指著窗前書桌上放在手提包旁的一份厚厚的文件夾子。“這是我為什麽把維克托帶到這兒來的原因，不管發生什麽情況，他總可以給我一分鍾時間讓我毀掉這些文件。”‘“那些文件該是很重要吧！”
“可能是這樣。”羅丹說話的聲音裏仍然有一種很滿意的口氣。“但是我們還要等一等盧內。我告訴他，讓他＊點15分到這裏來，這樣你們不至於同時到達而使維克托慌亂。如果有很多人同時來這裏而且是他不認識的，他就會感到緊張。”
羅丹露出了一絲罕見的微笑，他想到左腋下掛著沉甸甸的科爾特牌左輪手槍的維克托緊張起來會發生什麽事情。這時有人在敲門，羅丹穿過房間，把嘴湊到門縫上：“誰？”
這次是盧內·蒙克雷的聲音，緊張而畏縮。
“馬爾克，看在上帝的麵上……”蒙克雷結結巴巴地說。
羅丹把門打開了，盧內·蒙克雷站在那裏，由於身後的那個波蘭傢夥的高大而使他顯得更加矮小了。維克托用左胳膊抱住他的身子，緊緊夾住了這位會計師的兩條胳膊。
“行了，維克托。”羅丹悄悄地對保鏢說，蒙克雷被放開了。他欣慰地走進屋裏，對坐在爐火旁椅子裏微笑著的卡鬆做了個鬼臉。
門又一次關上了，羅丹對蒙克雷表示歉意。
蒙克雷走向前來，兩人握了握手。他脫下大衣，露出了一套剪裁得很差的滿是皺褶的深灰色西服，他穿得很不講究。他和羅丹像大多數習慣於穿製服的退伍軍人一樣，穿便服時總是那麽不合身。
羅丹作為主人，請他們兩人在臥室的兩把扶手椅上坐下。為自己保留了他當寫字桌用的普通桌子後麵的一把高背椅。他從床頭櫃裏拿出一瓶法國白蘭地，詢問地舉起瓶來。兩位客人都點點頭。羅丹在三隻酒杯裏都斟滿了酒，把兩杯遞給蒙克雷和卡鬆。他們開始飲酒，讓酒來消除身上的寒氣。
盧內·蒙克雷斜靠在床邊，他是一個很結實的矮個子。他和羅丹一樣是軍隊裏的職業軍官。但他和羅丹不同的是沒有帶過兵。他大部分的軍隊生活是在管理部門工作。在最後的十年，他在法國軍隊中幹會計工作。從1963年春天起，他是“秘密軍隊組織”的出納。
隻有安德烈·卡鬆不是軍人。他身材矮小，辦事細心，穿的衣服仍然像在阿爾及利亞當銀行經理時一樣。他是法國首都地下的“秘密軍隊組織”和全國抵抗委員會的聯繫人。
這兩個人和羅丹一樣，在“秘密軍隊組織”內部，都是很有名望的，是強硬派。但也各有特點。盧內·蒙克雷有一個19歲的兒子。三年前當他還在馬賽軍隊裏當會計時，兒子到駐阿爾及利亞的軍隊中服役。少校盧內·蒙克雷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的兒子。這位年輕戰士後來被遊擊隊抓住，關在一個村子裏。當軍隊巡邏隊攻打這個村子時，發現他已經死了，隨著就地把他埋葬了。事後他了解到兒子當俘虜後，被遊擊隊殘酷折磨的細節，恨得咬牙切齒，發誓要為兒子報仇。這些事情在軍隊裏已經不是什麽秘密，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安德烈·卡鬆和“秘密軍隊組織”的關係就更密切了。他出生在阿爾及利亞，把畢生心血獻給了他的工作、他的住宅和家庭。他所供職的銀行的總行設在巴黎，因此，即使阿爾及利亞易主，他也不會失業。但是當阿爾及利亞的法國移民在1960年發動叛亂時，他參加了，並成了他的家鄉君士坦丁的領袖之一。事後，他仍然保留了工作職位。但是當他發覺銀行戶頭一個接著一個地結清了帳，商人們賣掉了一切搬回法國去時，他知道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好日子已經結束了。軍隊譁變事件發生後不久，他對戴高樂的新政策深感惱怒，他眼看著當地的小農和小商販傾家蕩產，隻身逃回到大洋彼岸他們中好多人還從未涉足過的祖國。於是他就幫助一隊“秘密軍隊組織”成員搶劫了他所在的銀行約3000萬舊法郎。一個低級出納員發現了他與“秘密軍隊組織”的共謀關係，向上司作了匯報，他就不能再在銀行裏幹下去了。他把妻子和兩個孩子送到佩皮尼昂他老丈人家住，自己加入了“秘密軍隊組織”。他對“秘密軍隊組織”的價值在於他了解目前在法國的幾千名“秘密軍隊組織”的同情者。
就在這一剎那間，卡鬆直感到噁心想吐，他想到四個月前阿古在伊登·沃爾夫飯店被迅速綁走的情況。然後，他才認出身後的這個人是外籍軍團裏的一個波蘭人，以前在印度支那和越南時都曾在羅丹的連隊裏待過。他想起羅丹有時用這個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執行特殊任務。
“我和羅丹上校約好來看他，維克托。”他輕聲答道。聽到對方稱呼自己的名字和主人的名字，科瓦爾斯基的雙眉皺得更加連到一起去了。
“我是安德烈·卡鬆。”卡鬆又補充了一句。科瓦爾斯基似乎無動於衷。他伸出左手，繞過卡鬆，在64號房門上敲了敲。
裏麵一個聲音答道：“誰？”
科瓦爾斯基把嘴湊到門縫處。
“來了個客人。”他低聲地咆哮道。
門開了一條縫，羅丹向外張望，然後把門敞開了。
“我親愛的安德烈，真抱歉這樣對你。”他對科瓦爾斯基點了點頭說，“沒事，下士，我和這人約好了的。”
卡鬆感到自己的右肘終於被鬆開了，這才跨進了房間。
羅丹站在門口又對科瓦爾斯基說了幾句，然後把門關上了。大個子波蘭人又回到了壁龕的陰暗處站著。
羅丹和卡鬆握了握手，領他到煤氣爐前的兩個扶手椅那裏。雖然是6 月中旬，但外麵下著冰冷的濛濛細雨。兩個人都已經習慣於北非的烈日了，因此把煤氣爐開得大大的。卡鬆脫下雨衣，在火爐前坐下來。
“馬爾克，你往常並不是這樣小心謹慎的。”他說。
“這並不是為我自己。”羅丹回答。“如果發生什麽事情，我自己會安排好的。問題是必須花幾分鍾把這些文件毀掉。”他指著窗前書桌上放在手提包旁的一份厚厚的文件夾子。“這是我為什麽把維克托帶到這兒來的原因，不管發生什麽情況，他總可以給我一分鍾時間讓我毀掉這些文件。”‘“那些文件該是很重要吧！”
“可能是這樣。”羅丹說話的聲音裏仍然有一種很滿意的口氣。“但是我們還要等一等盧內。我告訴他，讓他＊點15分到這裏來，這樣你們不至於同時到達而使維克托慌亂。如果有很多人同時來這裏而且是他不認識的，他就會感到緊張。”
羅丹露出了一絲罕見的微笑，他想到左腋下掛著沉甸甸的科爾特牌左輪手槍的維克托緊張起來會發生什麽事情。這時有人在敲門，羅丹穿過房間，把嘴湊到門縫上：“誰？”
這次是盧內·蒙克雷的聲音，緊張而畏縮。
“馬爾克，看在上帝的麵上……”蒙克雷結結巴巴地說。
羅丹把門打開了，盧內·蒙克雷站在那裏，由於身後的那個波蘭傢夥的高大而使他顯得更加矮小了。維克托用左胳膊抱住他的身子，緊緊夾住了這位會計師的兩條胳膊。
“行了，維克托。”羅丹悄悄地對保鏢說，蒙克雷被放開了。他欣慰地走進屋裏，對坐在爐火旁椅子裏微笑著的卡鬆做了個鬼臉。
門又一次關上了，羅丹對蒙克雷表示歉意。
蒙克雷走向前來，兩人握了握手。他脫下大衣，露出了一套剪裁得很差的滿是皺褶的深灰色西服，他穿得很不講究。他和羅丹像大多數習慣於穿製服的退伍軍人一樣，穿便服時總是那麽不合身。
羅丹作為主人，請他們兩人在臥室的兩把扶手椅上坐下。為自己保留了他當寫字桌用的普通桌子後麵的一把高背椅。他從床頭櫃裏拿出一瓶法國白蘭地，詢問地舉起瓶來。兩位客人都點點頭。羅丹在三隻酒杯裏都斟滿了酒，把兩杯遞給蒙克雷和卡鬆。他們開始飲酒，讓酒來消除身上的寒氣。
盧內·蒙克雷斜靠在床邊，他是一個很結實的矮個子。他和羅丹一樣是軍隊裏的職業軍官。但他和羅丹不同的是沒有帶過兵。他大部分的軍隊生活是在管理部門工作。在最後的十年，他在法國軍隊中幹會計工作。從1963年春天起，他是“秘密軍隊組織”的出納。
隻有安德烈·卡鬆不是軍人。他身材矮小，辦事細心，穿的衣服仍然像在阿爾及利亞當銀行經理時一樣。他是法國首都地下的“秘密軍隊組織”和全國抵抗委員會的聯繫人。
這兩個人和羅丹一樣，在“秘密軍隊組織”內部，都是很有名望的，是強硬派。但也各有特點。盧內·蒙克雷有一個19歲的兒子。三年前當他還在馬賽軍隊裏當會計時，兒子到駐阿爾及利亞的軍隊中服役。少校盧內·蒙克雷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的兒子。這位年輕戰士後來被遊擊隊抓住，關在一個村子裏。當軍隊巡邏隊攻打這個村子時，發現他已經死了，隨著就地把他埋葬了。事後他了解到兒子當俘虜後，被遊擊隊殘酷折磨的細節，恨得咬牙切齒，發誓要為兒子報仇。這些事情在軍隊裏已經不是什麽秘密，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安德烈·卡鬆和“秘密軍隊組織”的關係就更密切了。他出生在阿爾及利亞，把畢生心血獻給了他的工作、他的住宅和家庭。他所供職的銀行的總行設在巴黎，因此，即使阿爾及利亞易主，他也不會失業。但是當阿爾及利亞的法國移民在1960年發動叛亂時，他參加了，並成了他的家鄉君士坦丁的領袖之一。事後，他仍然保留了工作職位。但是當他發覺銀行戶頭一個接著一個地結清了帳，商人們賣掉了一切搬回法國去時，他知道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好日子已經結束了。軍隊譁變事件發生後不久，他對戴高樂的新政策深感惱怒，他眼看著當地的小農和小商販傾家蕩產，隻身逃回到大洋彼岸他們中好多人還從未涉足過的祖國。於是他就幫助一隊“秘密軍隊組織”成員搶劫了他所在的銀行約3000萬舊法郎。一個低級出納員發現了他與“秘密軍隊組織”的共謀關係，向上司作了匯報，他就不能再在銀行裏幹下去了。他把妻子和兩個孩子送到佩皮尼昂他老丈人家住，自己加入了“秘密軍隊組織”。他對“秘密軍隊組織”的價值在於他了解目前在法國的幾千名“秘密軍隊組織”的同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