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教育的特徵之二是先強調記憶，在記憶了大量的素材之後，再談理解。這和現代西方教育的原則是有很大差別的。即現代西方教育從啟發兒童思維人手，而中國傳統教育則是從利用兒童記憶力強、理解力差的特徵入手，先強調記憶，從中國傳統悠久文化講，掌握中國傳統文化，必須先學習讀熟中國傳統文化開始時，從無到有的幾部經典古書。而這些書要記熟，但又都是古老抽象的語句和道理，隻能逐漸由淺入深地理解，不要說兒童，即使大人也很難完全弄懂。因而兒童讀書時，如先強調理解，那是不可能的。而這時兒童的記憶力最強，所以必須先強調背誦記憶，這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即兒童的生理、心理實際，和掌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實際。如不理解這點，就不能認識中國傳統教育的科學性，如機械地以西方現代教育的觀點認識中國歷史傳統教育，那必然要產生錯誤的認識、反科學的觀點。這必然也就影響到本國傳統文化教育的質量越來越下降。弄的一般大學生的本國語文水平連本世紀初期鄉村小學的水平也比不上，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中國有句古話道：“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講，這句話是經驗之談。即中國傳統教育本身，是強調在熟讀當中自然地理解。在讀熟了許多篇章之後觸類旁通。簡單地說，即在記憶的基礎之上，再談理解。因而八股文教育的開講，也都是在讀熟一部分古書，有了一定基礎和理解力之後才開始的。《紅樓夢》第九回寫寶玉讀書情況，已念到第三本《詩經》，而賈政告訴李貴說：“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說我說的，什麽《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隻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可見當時寶玉已念完《四書》，正念《詩經》，卻還沒有開講，他的知識也還是自己在讀書時、熟讀背誦中自然理解的，所謂“講明”，是按照“朱注”講，作為寫八股文的標準分析基礎。《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魯編修小姐“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也是在五六歲開蒙讀《四書》、“五經”，五六年中把《四書》、“五經”讀熟之後才開講的。這個“講”，現在讀者要理解，不是一般講解詞句意思，這是靠熟讀背誦當中自然理解，老實說是不必講的。明、清兩代八股文教育中的所謂“講書”、“開講”，都是講《四書》中的每一句話如何發揮，如何寫成一篇八股文。
因而在八股文教育中，開講的同時，不久也就要“讀文章”，這是八股文的特定概念：“文章”二字在當時是專指八股文，不包括什麽唐宋古文以及其他一切文字的。“讀文章”，就是讀八股範文。學作八股文，讀熟《四書》、“五經”是基礎，是材料。再讀文章，讀熟別的名家的八股文，是模式，是樣子。前引《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所說“王守溪的稿子”，以及所謂王、唐、瞿、薛，說的是明代八股名家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旃，這四人除王鏊前麵已作介紹外，其他三人，也都有名。唐順之，字應德，江蘇武進入，嘉靖會試第一名，官至風陽巡撫，晚年講學，世稱荊川先生，有《荊川集》。且以抗倭寇著名。瞿景淳，字師道，江蘇常熟人，嘉靖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即俗稱“榜眼”，官至翰林學士，總校《永樂大典》。以抗嚴嵩著稱。薛應旗，武進人，字仲常，進士出身，官至浙江提學使。以正直著稱。晚年講學，著述甚富，著稱者為《宋元資治通鑑》。《儒林外史》故事是以明代嘉靖年間為背景寫的，所以舉的都是明代八股名家。明代八股名家，此外尚有錢福、歸有光等。清代則劉子壯、熊伯龍、李光地、韓菼、方苞、袁枚、尤侗等人，連林則徐也都是當時八股名家。因說“讀文章”，先略談八股名家，容後另寫專文詳述之。“讀文章”就是讀名家八股文選集和當時各科中式的文章，即鄉試、會試闈墨。有如現在準備高考，練習作前幾屆的試題，揣摩印出來的標準答案。清代幹隆年間，朝廷命方苞選了一部標準八股文選，書名《欽定四書文》，內選明代八股文四八六篇，清代八股文二九七篇。是為官書選本，至於私人的選本，個人的稿本，那就更多了，這都是“讀文章”的“文章”範圍。當時八股文教育，在私塾中讀熟經書之後，便是開講、讀文章了。開講讀文章的目的便是為了學作八股文。
學作八股文，開始隻學著作“破題”，謂之“開筆”。等寫了若幹個破題之後，教師看寫的有點意思了，然後再學寫“承題”、“起講”，然後再學寫中間的長對子“排比”，或四、或六、或八，然後再學寫結束語“大結”。這樣由學寫破題開始，直至學會寫中間各股以至大結。就叫作“完篇”或叫“成篇”，這就算學會寫八股文了。《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寫馬二先生問匡超人道：“你當時讀過幾年書？文章可曾成過篇？”匡超人道：“成過篇的。”這就是說匡超人會寫整篇的八股文，可以去參加科舉考試了。所以馬二先生出題目讓他作一篇試試看，後來匡超人也考上秀才。綜上所述，是八股文教育第二個特徵。即先讀完經書，再開講、再開筆作文。一般前六七年甚至八九年中，都隻是熟讀背誦，不講解，也不作文的。
中國有句古話道：“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講，這句話是經驗之談。即中國傳統教育本身，是強調在熟讀當中自然地理解。在讀熟了許多篇章之後觸類旁通。簡單地說，即在記憶的基礎之上，再談理解。因而八股文教育的開講，也都是在讀熟一部分古書，有了一定基礎和理解力之後才開始的。《紅樓夢》第九回寫寶玉讀書情況，已念到第三本《詩經》，而賈政告訴李貴說：“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說我說的，什麽《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隻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可見當時寶玉已念完《四書》，正念《詩經》，卻還沒有開講，他的知識也還是自己在讀書時、熟讀背誦中自然理解的，所謂“講明”，是按照“朱注”講，作為寫八股文的標準分析基礎。《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魯編修小姐“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也是在五六歲開蒙讀《四書》、“五經”，五六年中把《四書》、“五經”讀熟之後才開講的。這個“講”，現在讀者要理解，不是一般講解詞句意思，這是靠熟讀背誦當中自然理解，老實說是不必講的。明、清兩代八股文教育中的所謂“講書”、“開講”，都是講《四書》中的每一句話如何發揮，如何寫成一篇八股文。
因而在八股文教育中，開講的同時，不久也就要“讀文章”，這是八股文的特定概念：“文章”二字在當時是專指八股文，不包括什麽唐宋古文以及其他一切文字的。“讀文章”，就是讀八股範文。學作八股文，讀熟《四書》、“五經”是基礎，是材料。再讀文章，讀熟別的名家的八股文，是模式，是樣子。前引《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所說“王守溪的稿子”，以及所謂王、唐、瞿、薛，說的是明代八股名家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旃，這四人除王鏊前麵已作介紹外，其他三人，也都有名。唐順之，字應德，江蘇武進入，嘉靖會試第一名，官至風陽巡撫，晚年講學，世稱荊川先生，有《荊川集》。且以抗倭寇著名。瞿景淳，字師道，江蘇常熟人，嘉靖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即俗稱“榜眼”，官至翰林學士，總校《永樂大典》。以抗嚴嵩著稱。薛應旗，武進人，字仲常，進士出身，官至浙江提學使。以正直著稱。晚年講學，著述甚富，著稱者為《宋元資治通鑑》。《儒林外史》故事是以明代嘉靖年間為背景寫的，所以舉的都是明代八股名家。明代八股名家，此外尚有錢福、歸有光等。清代則劉子壯、熊伯龍、李光地、韓菼、方苞、袁枚、尤侗等人，連林則徐也都是當時八股名家。因說“讀文章”，先略談八股名家，容後另寫專文詳述之。“讀文章”就是讀名家八股文選集和當時各科中式的文章，即鄉試、會試闈墨。有如現在準備高考，練習作前幾屆的試題，揣摩印出來的標準答案。清代幹隆年間，朝廷命方苞選了一部標準八股文選，書名《欽定四書文》，內選明代八股文四八六篇，清代八股文二九七篇。是為官書選本，至於私人的選本，個人的稿本，那就更多了，這都是“讀文章”的“文章”範圍。當時八股文教育，在私塾中讀熟經書之後，便是開講、讀文章了。開講讀文章的目的便是為了學作八股文。
學作八股文，開始隻學著作“破題”，謂之“開筆”。等寫了若幹個破題之後，教師看寫的有點意思了，然後再學寫“承題”、“起講”，然後再學寫中間的長對子“排比”，或四、或六、或八，然後再學寫結束語“大結”。這樣由學寫破題開始，直至學會寫中間各股以至大結。就叫作“完篇”或叫“成篇”，這就算學會寫八股文了。《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寫馬二先生問匡超人道：“你當時讀過幾年書？文章可曾成過篇？”匡超人道：“成過篇的。”這就是說匡超人會寫整篇的八股文，可以去參加科舉考試了。所以馬二先生出題目讓他作一篇試試看，後來匡超人也考上秀才。綜上所述，是八股文教育第二個特徵。即先讀完經書，再開講、再開筆作文。一般前六七年甚至八九年中，都隻是熟讀背誦，不講解，也不作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