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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注釋
［1］引自傑弗裏·霍斯金《覺醒的蘇聯》，1988年版。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應該繼續下去(1)
應該繼續下去
瓦季姆·紮格拉金
對我個人來說，戈巴契夫的改革是在1985年3月10日那個星期天的晚上開始的。我那天在家，正打算睡覺，黨中央總務部來了電話，電話說我必須立即去克裏姆林宮政治局的會議廳，接我的汽車已經出發，收拾沒花很多時間，我到了克裏姆林宮。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已經在會議廳裏。他坐在會議主持人席上，中間稍偏右，麵前放著文件，手裏握著電話筒，他放下話筒，有點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出什麽事了？”我問道。戈巴契夫揮了一下手說：“又是……”一切都明白了：早就病入膏肓的黨中央總書記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契爾年科去世了。
戈巴契夫接著說，應當為中央全會做準備，已決定第二天開中央全會，時間不多了。我問對為會議準備的材料有什麽要求。我得到了一個簡短而明確的答覆。我當時在腦海中抓住了主要的東西：第一，確認黨的總路線；第二，馬上指出革新思想（這時戈巴契夫說了一句後來他多次重複過的話：繼承應當與革新相結合，二者應當緊密聯繫起來）。他指出，這一點表述時要小心，要讓人明白它的意思，而不是要給人以聳人聽聞的感覺。接著戈巴契夫又另外補充了一點：“你不要從這個角度格外關注國際部分，因為全會是在同美國人就核問題和飛彈問題進行新一輪談判的前夕召開的……”
在我聽他說的時候，其他與會者也進來了（他們是從城外別墅裏趕來的）。他們是瓦季姆·安德烈耶維奇·梅德韋傑夫、格奧爾吉·盧基奇·斯米爾諾夫、安德烈·米哈伊洛維奇·亞歷山德羅夫，我們被帶到了工作的地方，討論了任務，開始起草——每個人幹自己的“活”。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幾天前在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中央書記意識形態問題會議上的講話為我們提供了一定的幫助，這個講話從文體上說還是此前時期的精神，但從思想上說已經包含了新重點的因素。這些後來得到發揮的因素被納入剛開始的變革構想。
我清楚記得出席這次會議的人的反應。印象強烈——他們默不作聲，寡言少語，有些時候努力把話記下來，有些時候光是聽著，點頭說：“明白了……這我們知道。”引起他們注意的（後來他們在與我們的工作人員談話時說的）是以下的論點：“加速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這個社會製度”、“完善政治製度”，尤其是公開性在黨、蘇維埃和國家組織工作中的意義……每一個與會者大概對這些提法各有各的理解。但看來他們在多數情況下等待著在這些提法之後蘇共的政策出台新步驟、新轉折。有的人興致勃勃，有的人疑慮重重……
後來，在中央全會閉幕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這次全會上被一致推選為黨中央總書記）人們十分認真地研究了他的講話並作了大量評論。對這一講話的反應總的來說是好的，但多少有些等著瞧：這一切意味著什麽呢？
我也給自己提出了類似的問題。我是否期待我國政治中出現某種重大而深刻的轉折呢？
我知道米·謝·戈巴契夫的情緒，知道他對事態進程極其不滿。這一點我是從他本人以及那些與他一起起草分析1985年3月之前國內形勢的文件的人那裏知道的。上一年，即1984年的夏天，戈巴契夫前往羅馬送別英年早逝（確實是英年早逝！）的義大利共產黨書記恩裏科·貝林格，我和他一起去那裏，往返羅馬的途中有時間可以交談，我們談論了各種話題，戈巴契夫很坦率，談什麽問題都直截了當。而我對能從黨的第二把手（當時）的嘴裏聽到我們隻跟最親近最靠得住的朋友爭論的看法感到十分滿意……
我對聽到的話基本上並不驚訝。這是因為我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是在1971年即改革之前很久就認識了，當時他作為黨的工作者代表團成員應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邀請去義大利休養，按照當時習慣做法，這類代表團行前要由中央國際部接待，負責與相關黨聯繫的副部長要同他們會見。在這樣的會見前，為每一個出訪者準備了有關出訪國、接待他們的黨的必要的參考資料。這一回同樣如此。
談話是傳統的，雖然不太正式，卻有點形式主義，畢竟人們是去休養，在這種場合常會提出的問題大多是禮儀性的，談話很快結束；但是這時戈巴契夫卻說，他想稍微耽擱一下，涉及一些他所謂的“地方性質”的問題（他當時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委第一書記）。這樣的問題確實存在，因為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常常接待外國客人，包括兄弟黨的代表團，那裏有東西可以讓人看，而且一貫熱情待客，但這一回戈巴契夫感興趣的根本不是“地方性質”的問題。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和許多出國休養的同誌不同，他認真研究了所有為他準備的參考資料，還讀了其他的著作，包括一些由“進步”出版社從外文翻譯出版並按名單分送負責幹部的書，其中一些著作介紹蘇共歷史、義大利共產黨的過去和現在，他這次提出的問題完全不是禮儀問題。總的來說，他感興趣的是一點：我們的參考資料在多大程度上準確和客觀地反映了蘇共和義大利同誌之間關係的現狀、性質和內容，包括我們之間分歧的實質。
［1］引自傑弗裏·霍斯金《覺醒的蘇聯》，1988年版。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應該繼續下去(1)
應該繼續下去
瓦季姆·紮格拉金
對我個人來說，戈巴契夫的改革是在1985年3月10日那個星期天的晚上開始的。我那天在家，正打算睡覺，黨中央總務部來了電話，電話說我必須立即去克裏姆林宮政治局的會議廳，接我的汽車已經出發，收拾沒花很多時間，我到了克裏姆林宮。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已經在會議廳裏。他坐在會議主持人席上，中間稍偏右，麵前放著文件，手裏握著電話筒，他放下話筒，有點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出什麽事了？”我問道。戈巴契夫揮了一下手說：“又是……”一切都明白了：早就病入膏肓的黨中央總書記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契爾年科去世了。
戈巴契夫接著說，應當為中央全會做準備，已決定第二天開中央全會，時間不多了。我問對為會議準備的材料有什麽要求。我得到了一個簡短而明確的答覆。我當時在腦海中抓住了主要的東西：第一，確認黨的總路線；第二，馬上指出革新思想（這時戈巴契夫說了一句後來他多次重複過的話：繼承應當與革新相結合，二者應當緊密聯繫起來）。他指出，這一點表述時要小心，要讓人明白它的意思，而不是要給人以聳人聽聞的感覺。接著戈巴契夫又另外補充了一點：“你不要從這個角度格外關注國際部分，因為全會是在同美國人就核問題和飛彈問題進行新一輪談判的前夕召開的……”
在我聽他說的時候，其他與會者也進來了（他們是從城外別墅裏趕來的）。他們是瓦季姆·安德烈耶維奇·梅德韋傑夫、格奧爾吉·盧基奇·斯米爾諾夫、安德烈·米哈伊洛維奇·亞歷山德羅夫，我們被帶到了工作的地方，討論了任務，開始起草——每個人幹自己的“活”。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幾天前在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中央書記意識形態問題會議上的講話為我們提供了一定的幫助，這個講話從文體上說還是此前時期的精神，但從思想上說已經包含了新重點的因素。這些後來得到發揮的因素被納入剛開始的變革構想。
我清楚記得出席這次會議的人的反應。印象強烈——他們默不作聲，寡言少語，有些時候努力把話記下來，有些時候光是聽著，點頭說：“明白了……這我們知道。”引起他們注意的（後來他們在與我們的工作人員談話時說的）是以下的論點：“加速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這個社會製度”、“完善政治製度”，尤其是公開性在黨、蘇維埃和國家組織工作中的意義……每一個與會者大概對這些提法各有各的理解。但看來他們在多數情況下等待著在這些提法之後蘇共的政策出台新步驟、新轉折。有的人興致勃勃，有的人疑慮重重……
後來，在中央全會閉幕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這次全會上被一致推選為黨中央總書記）人們十分認真地研究了他的講話並作了大量評論。對這一講話的反應總的來說是好的，但多少有些等著瞧：這一切意味著什麽呢？
我也給自己提出了類似的問題。我是否期待我國政治中出現某種重大而深刻的轉折呢？
我知道米·謝·戈巴契夫的情緒，知道他對事態進程極其不滿。這一點我是從他本人以及那些與他一起起草分析1985年3月之前國內形勢的文件的人那裏知道的。上一年，即1984年的夏天，戈巴契夫前往羅馬送別英年早逝（確實是英年早逝！）的義大利共產黨書記恩裏科·貝林格，我和他一起去那裏，往返羅馬的途中有時間可以交談，我們談論了各種話題，戈巴契夫很坦率，談什麽問題都直截了當。而我對能從黨的第二把手（當時）的嘴裏聽到我們隻跟最親近最靠得住的朋友爭論的看法感到十分滿意……
我對聽到的話基本上並不驚訝。這是因為我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是在1971年即改革之前很久就認識了，當時他作為黨的工作者代表團成員應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邀請去義大利休養，按照當時習慣做法，這類代表團行前要由中央國際部接待，負責與相關黨聯繫的副部長要同他們會見。在這樣的會見前，為每一個出訪者準備了有關出訪國、接待他們的黨的必要的參考資料。這一回同樣如此。
談話是傳統的，雖然不太正式，卻有點形式主義，畢竟人們是去休養，在這種場合常會提出的問題大多是禮儀性的，談話很快結束；但是這時戈巴契夫卻說，他想稍微耽擱一下，涉及一些他所謂的“地方性質”的問題（他當時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委第一書記）。這樣的問題確實存在，因為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常常接待外國客人，包括兄弟黨的代表團，那裏有東西可以讓人看，而且一貫熱情待客，但這一回戈巴契夫感興趣的根本不是“地方性質”的問題。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和許多出國休養的同誌不同，他認真研究了所有為他準備的參考資料，還讀了其他的著作，包括一些由“進步”出版社從外文翻譯出版並按名單分送負責幹部的書，其中一些著作介紹蘇共歷史、義大利共產黨的過去和現在，他這次提出的問題完全不是禮儀問題。總的來說，他感興趣的是一點：我們的參考資料在多大程度上準確和客觀地反映了蘇共和義大利同誌之間關係的現狀、性質和內容，包括我們之間分歧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