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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社會上和代表大會上都出現了分水嶺。一些人由衷地相信必須了解過去和現在的全部真相，要求與史達林主義的種種表現徹底決裂。他們認為必須實行所有製關係的改革，推行真正的人民政權，爭取社會公正和民族權利的勝利。而按另一些人的意見，可以而且最好是採取治標的辦法，實行部分的自由化和公開性，他們覺得，最好不要翻舊帳，不要提出追究長期停滯和幾十年壓製活思想、當年犯下罪行的責任問題。還有的人決心為採取粗暴的武力對付那些捍衛另一些政治口號、參加集會、遊行的人的行為辯解。
後來由於居民駭人聽聞的財富兩權分化的影響，社會的這種兩極對立更趨嚴重，不過不僅是俄羅斯社會發生分裂。在其他許多國家裏習以為常的狀態猛然破裂也在社會意識和行為中劃了一道鴻溝，不過無須證明，這種狀態會給持續的社會經濟進步造成多大的障礙，因此政治家們不斷號召加強團結，問題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
在當代社會中靠強力，更不用說靠武力是無法使反對者改變信仰的。依我看，要走向團結，隻有解決社會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因為民眾的思想對這些矛盾所持的態度實在是千差萬別。蘇聯社會一貫被認為磐石般的團結產生了裂痕，甚至不是一道裂痕。在1980—1990年代之交，我國社會越來越四分五裂，怒氣衝天，而這一切阻礙了業已成熟的改革。要避免可能發生的對抗隻有兩種辦法：要麽對抗的一方取得勝利並用強力將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人，要麽雙方就所要解決的問題達成可接受的妥協，取得必要的意見一致。
當時黨的領導人懷著難以掩飾的怒火容忍了代表大會上出現的一批人數很少、尚未定型的代表結成的反對派，在他們看來，這些人是蠱惑人心、挑動輿論、教唆過激行為的搗亂者，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傾聽這些人的爭論。為了公正起見，應該承認，正如後來看得很清楚的那樣，這批人中的個別人要利用群眾高昂的民主情緒來掌握權力的野心占了上風，對於他們來說，民粹主義是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是難道代表大會選舉的結果沒有證明我國社會確實存在一個廣大的民主反對派嗎？對這個反對派應該重視，不僅如此，更應該分析這個反對派產生的客觀原因。可惜的是，這一事實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即使得到了承認，從中得出的也是錯誤的結論，人們不是去消除分裂社會的原因，尋找走向一致的途徑，卻試圖反擊批評者，把他們晾在一邊，不讓他們參與決策，大眾傳媒也被指責在挑動情緒。
而且還有一種至今仍很有生命力的關於社會發展辯證法的認識，即認為社會發展是以否定之否定告終的對立麵的統一和鬥爭。看來過去的黨員幹部中不妥協鬥爭的思想根深蒂固，要是出現了與當局政策對立的勢力，那麽當局的任務就是盡快聚而殲之，真是得心應手的史達林辯證法。可是今天的世界上有足夠多的例子可以說明，不同的因素可以通過妥協或者如現在常說的通過趨同，而不是通過一方否定一方來達到統一、達到互利。可以把這稱作通過政治手段或自覺自願的意見一致來解決矛盾，或者也可以稱作別的什麽，但重要的是，今天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進步。
我認為，代表大會上形成反對派，促進了我國社會的民主化和議會製的確立，推動了經濟改革。就是在這個反對派的參與下，廢除了共產黨起統治作用的憲法第6條。但是即使跨地區集團代表了剛出現的蘇聯議會製中的反對派，那它也是一個非常不成熟的、不夠負責任的反對派，這個反對派的提議不時表現出的激進主義令社會上一部分人印象深刻，但它沒有考慮變革的複雜性和巨大風險。
麵對經濟和社會日趨緊張的局麵，出現了一種與1980年8月波蘭事件相似的現象——群眾性罷工使這個國家陷入長達10年的社會經濟危機之中，當時還看不到擺脫危機的出路，那裏的經濟沒有達到危機前一年的水平，政府和黨的人事變動，號召要相信領導，保證黨清楚拯救國家的辦法，最後是實行戰時狀態，這一切都沒能使波蘭社會走出危機狀態；波蘭統一工人黨因此在議會選舉中失敗，這反映了相當多的，也許是絕大多數居民對社會主義製度的失望；直到這時人們才開始明白必須同反對派合作，進行建設性對話；造成波蘭統一工人黨失敗的並非最次要的原因是，它不能看清分裂社會的矛盾的根源，不能順應全國絕大多數民眾的意誌。波蘭統一工人黨同意與反對派一起舉行圓桌會議為時已晚，而圓桌會議最終開拓了復興的前景。
波蘭的經驗應該成為前車之鑑，迫使我們認真思考達成全國一致、考慮人民意見的必要性，它表明自由討論緊迫問題、人民自由表達意見十分重要，使我們明白了一個明顯的事實：壓製不同的觀點，試圖根據陳腐的意識形態教條、違背清醒的理智、違背人民的意識、“自上而下地”造福人民是危險的，終將一事無成。可以用強力鎮壓，但不能用強力喚起人民的創造性熱情和幹勁。我想，這個道理不證自明。
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後，政府著手製定經濟改革綱領，同時製定1990年的計劃，這項工作占了政府和中央有關部門很大的精力。但我國社會擺脫危機的主要希望正是寄托在完善和改革經濟上，當時研究了三個可行的改革方法。第一個是漸進的方法，仍然不慌不忙地進行改革，換句話說，是“慢慢地邁步，小心翼翼地曲折行進”，不對習慣的經營方式作重大改變；第二個是溫和激進的方法，要求在保留國家對價格、收入和經濟生活其他一些方麵監督的同時加速轉向市場關係；最後是激進的方法——本著現在眾所周知的“休克療法”的精神，同時放開價格和商業，國家退出經濟領域。當時用經濟數學模型對最後一個方案作的檢驗表明這個方案十分有害（兩年之後蓋達爾已經在實踐中作了出色的證明），因此這個方案被否定了，不過，第一個方案同樣被否定了，政府選定了溫和激進的方法，但實際措施卻遲遲沒有執行。
後來由於居民駭人聽聞的財富兩權分化的影響，社會的這種兩極對立更趨嚴重，不過不僅是俄羅斯社會發生分裂。在其他許多國家裏習以為常的狀態猛然破裂也在社會意識和行為中劃了一道鴻溝，不過無須證明，這種狀態會給持續的社會經濟進步造成多大的障礙，因此政治家們不斷號召加強團結，問題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
在當代社會中靠強力，更不用說靠武力是無法使反對者改變信仰的。依我看，要走向團結，隻有解決社會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因為民眾的思想對這些矛盾所持的態度實在是千差萬別。蘇聯社會一貫被認為磐石般的團結產生了裂痕，甚至不是一道裂痕。在1980—1990年代之交，我國社會越來越四分五裂，怒氣衝天，而這一切阻礙了業已成熟的改革。要避免可能發生的對抗隻有兩種辦法：要麽對抗的一方取得勝利並用強力將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人，要麽雙方就所要解決的問題達成可接受的妥協，取得必要的意見一致。
當時黨的領導人懷著難以掩飾的怒火容忍了代表大會上出現的一批人數很少、尚未定型的代表結成的反對派，在他們看來，這些人是蠱惑人心、挑動輿論、教唆過激行為的搗亂者，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傾聽這些人的爭論。為了公正起見，應該承認，正如後來看得很清楚的那樣，這批人中的個別人要利用群眾高昂的民主情緒來掌握權力的野心占了上風，對於他們來說，民粹主義是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是難道代表大會選舉的結果沒有證明我國社會確實存在一個廣大的民主反對派嗎？對這個反對派應該重視，不僅如此，更應該分析這個反對派產生的客觀原因。可惜的是，這一事實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即使得到了承認，從中得出的也是錯誤的結論，人們不是去消除分裂社會的原因，尋找走向一致的途徑，卻試圖反擊批評者，把他們晾在一邊，不讓他們參與決策，大眾傳媒也被指責在挑動情緒。
而且還有一種至今仍很有生命力的關於社會發展辯證法的認識，即認為社會發展是以否定之否定告終的對立麵的統一和鬥爭。看來過去的黨員幹部中不妥協鬥爭的思想根深蒂固，要是出現了與當局政策對立的勢力，那麽當局的任務就是盡快聚而殲之，真是得心應手的史達林辯證法。可是今天的世界上有足夠多的例子可以說明，不同的因素可以通過妥協或者如現在常說的通過趨同，而不是通過一方否定一方來達到統一、達到互利。可以把這稱作通過政治手段或自覺自願的意見一致來解決矛盾，或者也可以稱作別的什麽，但重要的是，今天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進步。
我認為，代表大會上形成反對派，促進了我國社會的民主化和議會製的確立，推動了經濟改革。就是在這個反對派的參與下，廢除了共產黨起統治作用的憲法第6條。但是即使跨地區集團代表了剛出現的蘇聯議會製中的反對派，那它也是一個非常不成熟的、不夠負責任的反對派，這個反對派的提議不時表現出的激進主義令社會上一部分人印象深刻，但它沒有考慮變革的複雜性和巨大風險。
麵對經濟和社會日趨緊張的局麵，出現了一種與1980年8月波蘭事件相似的現象——群眾性罷工使這個國家陷入長達10年的社會經濟危機之中，當時還看不到擺脫危機的出路，那裏的經濟沒有達到危機前一年的水平，政府和黨的人事變動，號召要相信領導，保證黨清楚拯救國家的辦法，最後是實行戰時狀態，這一切都沒能使波蘭社會走出危機狀態；波蘭統一工人黨因此在議會選舉中失敗，這反映了相當多的，也許是絕大多數居民對社會主義製度的失望；直到這時人們才開始明白必須同反對派合作，進行建設性對話；造成波蘭統一工人黨失敗的並非最次要的原因是，它不能看清分裂社會的矛盾的根源，不能順應全國絕大多數民眾的意誌。波蘭統一工人黨同意與反對派一起舉行圓桌會議為時已晚，而圓桌會議最終開拓了復興的前景。
波蘭的經驗應該成為前車之鑑，迫使我們認真思考達成全國一致、考慮人民意見的必要性，它表明自由討論緊迫問題、人民自由表達意見十分重要，使我們明白了一個明顯的事實：壓製不同的觀點，試圖根據陳腐的意識形態教條、違背清醒的理智、違背人民的意識、“自上而下地”造福人民是危險的，終將一事無成。可以用強力鎮壓，但不能用強力喚起人民的創造性熱情和幹勁。我想，這個道理不證自明。
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後，政府著手製定經濟改革綱領，同時製定1990年的計劃，這項工作占了政府和中央有關部門很大的精力。但我國社會擺脫危機的主要希望正是寄托在完善和改革經濟上，當時研究了三個可行的改革方法。第一個是漸進的方法，仍然不慌不忙地進行改革，換句話說，是“慢慢地邁步，小心翼翼地曲折行進”，不對習慣的經營方式作重大改變；第二個是溫和激進的方法，要求在保留國家對價格、收入和經濟生活其他一些方麵監督的同時加速轉向市場關係；最後是激進的方法——本著現在眾所周知的“休克療法”的精神，同時放開價格和商業，國家退出經濟領域。當時用經濟數學模型對最後一個方案作的檢驗表明這個方案十分有害（兩年之後蓋達爾已經在實踐中作了出色的證明），因此這個方案被否定了，不過，第一個方案同樣被否定了，政府選定了溫和激進的方法，但實際措施卻遲遲沒有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