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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釋放經濟主動精神和承認私有製。
實行真正的政治自由。
奠定議會製基礎，實行意見多元化和多黨製，言論和信仰自由，以及公民自由出國的權利。
公開辯論和民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社會結構。
對外政策的基礎是清醒的理智，而不是意識形態的競爭。
此外，在戈巴契夫改革後期，在令人痛苦的“新奧加廖沃進程”中改革又出現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麵——我國聯邦製結構的民主改革。
米·謝·戈巴契夫起初對“聯邦製結構”的民主改革並不重視，在蘇聯開始緩慢地分崩離析，保護國家完整的強力手段不起作用的時候，他才大力去抓這一改革。
改革意味著社會思想和實踐的革命性轉折；伴隨轉折的是十分激烈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觀點因循守舊和變革決心程度不一的保守派與多種色彩的改革派（從極端激進派到溫和民主派）之間開始劃清界限，人們強烈感覺到蘇共黨和國家機關的抵製、行政管理係統的慣性，當時用“阻塞機製”這個委婉語來稱呼抵製改革的勢力，而這個機製在垂死掙紮，可是米·謝·戈巴契夫仍然一度成功地從保守派手中奪取一個又一個陣地，開闢了前進的道路。
我們和全世界在許多方麵要感謝戈巴契夫的改革。戈巴契夫改革的成就和結果中有：冷戰結束、中歐和東歐國家出現進行“天鵝絨”俄文為“6apxathыn”，這個詞既表示“天鵝絨的”，又表示“溫和的”、“秋天的”。這裏說的“天鵝絨”革命是一語雙關的用法。——譯者注民主革命的條件，兩德統一。同樣重要的是人們的思想解放，在俄羅斯和其他後蘇聯國家裏程度不一地確立了民主製度，公開性，言論自由，公民社會，法製國家和以社會為取向的市場因素。不能不提到恢復歷史真相，吸引大多數居民投入積極的政治生活。這些成果至今尚存，盡管有人嚐試取消和閹割民主，限製言論自由，重歸謊言政治，讓市場改革和司法實踐服從於官僚階級、新資產階級和刑事犯罪分子大發橫財的利益。
米·謝·戈巴契夫受到冥頑不化的共產黨員和史達林主義者來自右麵的和操之過急、往往走向極端的“民主派”來自左麵的攻擊，他不得不隨機應變，以避免局勢嚴重激化，但事態有其自身的慣性，變得越來越失去控製。
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可以說是一個轉折，在這次選舉中許多經蘇共中央批準提名的黨的頭麵人物落選，我在莫斯科塞瓦斯托波爾選區贏得了這場艱難的選舉運動，我的對手是蘇共檢查委員會的第一書記，在大大小小的許多會議上很容易感覺到絕大多數選民的情緒，他們寄希望於民主革新、新生力量掌權，表現出對舊的黨內高層官僚的不信任。
人民代表大會於1989年5月底開幕，克裏姆林宮裏2000多名代表濟濟一堂，這次大會上的大多數代表受過蘇聯政治製度的傳統教育，習慣於完全一致、不假思索地贊同上麵提出的一切，對敢於不同意多數人立場、發表自己意見的人懷著難以掩飾的敵視態度，會議上代表不同意見的基本上是人數很少（幾十個人）的被稱作“跨地區集團”的一批代表，自發組成這個集團的人盡管所持的民主信念各不相同，但卻都反對行政指令體製和黨內高層官僚的無限權力，這些主張我國社會進一步深刻徹底民主化的代表的發言和建議引起與會者公然的不滿，因此尤·尼·阿法納西耶夫才有理由把這多數代表稱作“好鬥又聽話的人”。當時黨的領導人想要的正是這樣的可以控製的代表大會。
代表大會的議程除了花去很多時間的組織問題和程序問題，還列入了根據米·謝·戈巴契夫報告對內政外交緊迫問題的討論，應該說，這場討論成了代表大會工作中的中心事件。代表們的發言大都涉及政治製度、政權性質、進一步民主化、民族政策等問題。安·德·薩哈羅夫在代表大會開始提出的關於通過將權力全部轉交人民代表大會的法令的建議對代表大會總的氣氛產生了影響。法律上代表大會似乎有這樣的權力，但是事實上權力完全由黨壟斷，法令草案的指向就是反對這一壟斷。這一法令建議當然沒有得到支持，後來這位發言者不止一次由於人們故意鼓掌或關掉話筒而被趕下講台。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歷史的轉折：一個目擊者的思考(2)
當時經濟盡管困難增多，卻得不到應有的關注。許多發言人依然持一貫的派頭，指出他們擔心的問題，要求政府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尼·彼·什梅廖夫的講話對國民經濟現狀的看法新穎，見解獨到，博得了與會者一致的掌聲。這個講話部分地發揮了他在《新世界》雜誌上發表的激起輿論議論紛紛的《預支和債務》一文的思想。
代表大會喚醒了對社會生活進一步民主化和加速經濟改革的期望。代表大會決議談到向新的經濟模式過渡、改變所有製關係、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等問題。不久政府成立了由列·伊·阿巴爾金領導的經濟改革委員會。總之，人們感覺到，堅冰終於移動了，出現了彌補穩定和改革經濟方麵損失的機會。
實行真正的政治自由。
奠定議會製基礎，實行意見多元化和多黨製，言論和信仰自由，以及公民自由出國的權利。
公開辯論和民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社會結構。
對外政策的基礎是清醒的理智，而不是意識形態的競爭。
此外，在戈巴契夫改革後期，在令人痛苦的“新奧加廖沃進程”中改革又出現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麵——我國聯邦製結構的民主改革。
米·謝·戈巴契夫起初對“聯邦製結構”的民主改革並不重視，在蘇聯開始緩慢地分崩離析，保護國家完整的強力手段不起作用的時候，他才大力去抓這一改革。
改革意味著社會思想和實踐的革命性轉折；伴隨轉折的是十分激烈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觀點因循守舊和變革決心程度不一的保守派與多種色彩的改革派（從極端激進派到溫和民主派）之間開始劃清界限，人們強烈感覺到蘇共黨和國家機關的抵製、行政管理係統的慣性，當時用“阻塞機製”這個委婉語來稱呼抵製改革的勢力，而這個機製在垂死掙紮，可是米·謝·戈巴契夫仍然一度成功地從保守派手中奪取一個又一個陣地，開闢了前進的道路。
我們和全世界在許多方麵要感謝戈巴契夫的改革。戈巴契夫改革的成就和結果中有：冷戰結束、中歐和東歐國家出現進行“天鵝絨”俄文為“6apxathыn”，這個詞既表示“天鵝絨的”，又表示“溫和的”、“秋天的”。這裏說的“天鵝絨”革命是一語雙關的用法。——譯者注民主革命的條件，兩德統一。同樣重要的是人們的思想解放，在俄羅斯和其他後蘇聯國家裏程度不一地確立了民主製度，公開性，言論自由，公民社會，法製國家和以社會為取向的市場因素。不能不提到恢復歷史真相，吸引大多數居民投入積極的政治生活。這些成果至今尚存，盡管有人嚐試取消和閹割民主，限製言論自由，重歸謊言政治，讓市場改革和司法實踐服從於官僚階級、新資產階級和刑事犯罪分子大發橫財的利益。
米·謝·戈巴契夫受到冥頑不化的共產黨員和史達林主義者來自右麵的和操之過急、往往走向極端的“民主派”來自左麵的攻擊，他不得不隨機應變，以避免局勢嚴重激化，但事態有其自身的慣性，變得越來越失去控製。
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可以說是一個轉折，在這次選舉中許多經蘇共中央批準提名的黨的頭麵人物落選，我在莫斯科塞瓦斯托波爾選區贏得了這場艱難的選舉運動，我的對手是蘇共檢查委員會的第一書記，在大大小小的許多會議上很容易感覺到絕大多數選民的情緒，他們寄希望於民主革新、新生力量掌權，表現出對舊的黨內高層官僚的不信任。
人民代表大會於1989年5月底開幕，克裏姆林宮裏2000多名代表濟濟一堂，這次大會上的大多數代表受過蘇聯政治製度的傳統教育，習慣於完全一致、不假思索地贊同上麵提出的一切，對敢於不同意多數人立場、發表自己意見的人懷著難以掩飾的敵視態度，會議上代表不同意見的基本上是人數很少（幾十個人）的被稱作“跨地區集團”的一批代表，自發組成這個集團的人盡管所持的民主信念各不相同，但卻都反對行政指令體製和黨內高層官僚的無限權力，這些主張我國社會進一步深刻徹底民主化的代表的發言和建議引起與會者公然的不滿，因此尤·尼·阿法納西耶夫才有理由把這多數代表稱作“好鬥又聽話的人”。當時黨的領導人想要的正是這樣的可以控製的代表大會。
代表大會的議程除了花去很多時間的組織問題和程序問題，還列入了根據米·謝·戈巴契夫報告對內政外交緊迫問題的討論，應該說，這場討論成了代表大會工作中的中心事件。代表們的發言大都涉及政治製度、政權性質、進一步民主化、民族政策等問題。安·德·薩哈羅夫在代表大會開始提出的關於通過將權力全部轉交人民代表大會的法令的建議對代表大會總的氣氛產生了影響。法律上代表大會似乎有這樣的權力，但是事實上權力完全由黨壟斷，法令草案的指向就是反對這一壟斷。這一法令建議當然沒有得到支持，後來這位發言者不止一次由於人們故意鼓掌或關掉話筒而被趕下講台。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歷史的轉折：一個目擊者的思考(2)
當時經濟盡管困難增多，卻得不到應有的關注。許多發言人依然持一貫的派頭，指出他們擔心的問題，要求政府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尼·彼·什梅廖夫的講話對國民經濟現狀的看法新穎，見解獨到，博得了與會者一致的掌聲。這個講話部分地發揮了他在《新世界》雜誌上發表的激起輿論議論紛紛的《預支和債務》一文的思想。
代表大會喚醒了對社會生活進一步民主化和加速經濟改革的期望。代表大會決議談到向新的經濟模式過渡、改變所有製關係、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等問題。不久政府成立了由列·伊·阿巴爾金領導的經濟改革委員會。總之，人們感覺到，堅冰終於移動了，出現了彌補穩定和改革經濟方麵損失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