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與問題


    由於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盡述戈巴契夫改革期間所實行的一切變革措施。在這方麵足以說明問題的是,雖然在改革過程中對蘇聯進行的革新比最初想像的要複雜,但國內在改革的不長時期內還是發生了重大的積極的改變。


    結束歷時幾十年的冷戰,簽訂削減最危險的武器種類的重要協議,同大多數經濟發


    達大國的關係實現正常化;蘇聯向世界開放,不再幹涉別國事務;蘇聯的那些受到嚴重危機威脅的盟國的人民獲得實際的選擇自由;在所實行的政策的範圍內,曠日持久、可能引起爆炸性後果的德國統一問題得到較為順利的解決,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4)


    社會擺脫了束縛它的“枷鎖”,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獲得解放;在民主改造道路上實現


    突破,奠定了以代議權、執行權和司法權分立以及多黨製和差額自由選舉為前


    提的正常的政治製度的基礎;通過立法確定出版和信仰自由,取消對出國旅行的限製,


    宣布人權為最高原則。


    開始向多種所有製成分的經濟發展。為經濟積極性的發揮創造了前提條件:使生產者的經


    濟自由合法化,削弱對外貿易壟斷壁壘,允許建立有外資參加的合資企業,開始在


    國有大型企業運用市場原則,採取刺激合作社和中小企業的措施。


    當然,現實生活所要求的一切還遠未做到,然而已經為蘇聯的社會民主化和現代化進程創造了良好的開端,明確了今後的發展方向。


    像改革這樣異常複雜的改造過程出現錯誤和失誤在所難免,它們當中有一些已經在發展中得到糾正,而另一些比較重大的錯誤和失誤則對改革的命運造成負麵影響。


    沒有建立起能積極堅持和保衛種種改變的有效的公民社會機構,同時幹部的更新也沒


    能徹底完成。結果,改革的命運在很多情況下掌握在內心敵視改革的人手中;對這


    些人的抵製往往很少且效果通常不大。


    不能空喊一些流行口號,哪怕是最迫切和最崇高的口號,還要使大多數人的物質生


    存條件得到起碼的、而且看得見的改善,隻有這樣才能指望深入的改革受到群眾的


    支持,否則以深入改革為基礎的方針必然被人們視為空談或明顯的欺騙。


    然而這方麵採取的最重要的步驟卻為時已晚,因此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生產合作社製度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卻蛻化為吸食國有企業血液的原始寄生方式;小企業也停留在以分配為主的初級層麵上。


    沒有充分考慮到深入改造經濟必須採取保持金融體係穩定的特殊手段,以把貨幣量嚴格分為現金貨幣量和非現金貨幣量為基礎的原有穩定模式已被打破,而新的模式尚未建立,大量紙“幣”通過已經出現的漏洞(可以順利地將非現金貨幣轉為現金貨幣)噴湧出來,所有待售商品幾乎一掃而空。為此而採取的遏製通貨膨脹的行政措施引起了生活必需品的嚴重短缺,生活必需品開始脫銷。負責解決這一問題的管理機構表現出缺乏專業素養,如當時所謂的帕夫洛夫貨幣改革(以當時的部長會議主席瓦·帕夫洛夫的名字命名)可以證明這一點,當時他所採取的強製兌換100盧布麵值紙幣的做法沒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引起了社會的強烈憤慨。


    市場失衡對千百萬人的生存條件造成打擊,從而引發了普遍的社會不滿浪潮,這種不滿也影響到人們對改革的態度,最初的熱情開始被失望所取代。


    沒有充分認識到社會上存在的各種矛盾、首先是民族間矛盾的尖銳性,而這些矛盾對後來事態的影響卻越來越明顯。上麵所談的積壓已久的民族問題浮現出來,同時,已形成的聯邦關係結構致使這一過程即刻演變為追求“真正的主權”,即爭取完全脫離蘇聯,而在下一個階段則是完全脫離俄羅斯的民族分離運動。


    民族分離取向越來越明顯地帶有反俄羅斯的傾向,這種取向在達到極端程度以後,開始轉變為希望加入其他跨國機構(有些是西歐組織,還有些是突厥組織,或者更廣泛些,是伊斯蘭組織),有時則轉變為謀求對本地區少數民族及相鄰地區的地區霸權。為這一過程起了推波助瀾作用的是,一些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最高層官僚紛紛轉向民族主義立場,他們企圖以這種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小集團利益。在早些的“停滯”時期,他們形式上的族際主義其實隻是掩蓋民族利己方針的幌子;因此,隨著蘇聯社會製度危機而出現的原有意識形態模式的瓦解,並沒有像人們有時認為的那樣,在這些人中造成絕對真空,而是使早已形成的民族主義意識的聯盟浮現出來。結果,從前的“族際主義者領袖”沒有經過任何內心衝突便一下子變成了極端的民族主義者。


    上麵所說的都是領導層失誤的結果,但也有一些同樣嚴重的錯誤應歸咎於知識分子、首先是其創作上層這一社會群體,因為他們最先成為並且在一定時期內一直是戈巴契夫改革思想的主要表達者。現在,這一群體的許多代表已忘記(或者假裝忘記),他們當初曾懷著怎樣的熱情和希望迎接戈巴契夫提出的改革並怎樣積極地支持改革。當時這些知識分子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們之所以支持改革,是因為幾乎得到了改革前所追求的一切:腦力勞動不再受貶低,民主架構和民主程序得以建立,可以積極投身社會政治生活,自由創作,可以不受限製地出國旅行並同國外保持業務和私人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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