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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員：勇敢的真實故事 作者：[美]詹姆斯·布拉德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而且，戰爭時期根本沒時間去悲傷。在航空母艦上有太多事情要做，人們必須忘記死亡，或者至少暫時把死亡拋到腦後。“我們身邊有太多的人死去了，你隻有去麵對它，”飛行員德懷特·梅奧說道，“有的人就那麽死去了，可他曾經就像你的兄弟一樣，”阿奇·克拉普說，“但是你不能仔細去想這事兒，緊接著你就會接到下一次任務，而你知道這一次也許就該輪到你自己。”
“我們知道他們死了，”肯·梅雷迪思說起夥伴們死去的情景。“但是第二天，我們又出去飛行了。那麽昨天就成為了歷史。你從來沒有仔細想過該如何度過自己的每一天。你隻有繼續飛下去，並希望自己會活過這一天。”
“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任務之後，”文斯·卡納紮說道，“你就會感到自己要沒命了，隻是不知道具體在什麽時候而已。但這對你來說已不是什麽大事兒了，你並不會為此感到擔心。”海軍陸戰隊飛行員約翰·勒伯夫給我講述了一個在準備室裏流行的黑色幽默，是和飛行員的人壽保險金相關的。“盡管這個笑話聽起來有點讓人害怕，”勒伯夫說，“可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方式。”
一萬美金帶給家鄉的老爸老媽。
他們不激動嗎？
他們不高興嗎？
一萬美金帶給家鄉的老爸老媽。
小夥子們對待死亡給他們的威脅就像開玩笑似的，但對待如何殺死敵人的問題卻非常認真。“因為他們對珍珠港犯下的罪行，我們十分憎恨他們，”飛行員傑克·科恩說道，“我們想盡一切辦法報復他們。”“我們覺得日本人很恐怖，”喬治·布希說，“我們都知道巴丹島上那些非人的折磨手段。我們覺得他們對美國人做了這麽可怕的事情，我們也要給他們點顏色看看，究竟誰對誰錯並不是問題。”
這種對敵人強烈的憎恨經常會讓一些飛行員在戰鬥中做出超常的舉動。“我們朝著那些漂浮在水麵上的日本人掃射，”機槍手喬·波恩回憶說，“他們是敵人，我一點也不同情他們，對他們就該如此。”
“日本飛行員跳傘之後，我們的飛行員就會以向他們開槍為樂，”利蘭·霍爾德倫說。沃爾特·斯通布雷克補充道，“我們不能饒恕他們。如果我們看到一架日本飛機墜下的話，就會朝乘著降落傘的飛行員開槍。如果我們不這麽做，那他就可能活下去，有朝一日又會回來打我們。這就是戰爭。”
然而，這當中還存在一個距離的問題。切斯特·班尼特是一位海軍心理專家，他為上百名太平洋戰爭中的飛行員進行過心理評估。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他們很少由於個人的報復心理表現出對敵人的憎恨。戰爭事實上是一場機械技術和各種戰術的較量。我想如果戰爭結束的話，會有人走上前去和他們的敵人握手，我相信有些飛行員們會這麽做的。”大衛·德烈對我說：“空中戰爭完全不同於人與人之間的戰爭。我們看不到敵人，不知道他長什麽樣子。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年輕，是不是有兒女，你頭腦裏不會想到任何與人性有關的東西。”
這種距離的存在使二次大戰的形式更為現代化，並且還為以後的戰爭確定了新的特徵。“空中戰鬥的妙處就在於它不是麵對麵的戰爭，”斯通布雷克解釋道，“它是機器與機器作戰。你能看到工廠、軍艦，你知道下麵的人們將會被炸死，但這完全不是個人之間的戰爭，你隻是在做你的工作。”阿爾·林斯特龍解釋說，“我從沒見到過敵人的真麵目。因為大家都是在飛機上。”
“上司讓我們攻打的目標在哪兒，我們的敵人就在哪兒，”喬治·海爾斯伯格補充道。“敵人可以是德國人，也可以是日本人。我並不恨日本人，但是對日本人也沒有同情心。”“你從來都看不到他們是不是死了，”波恩說，“你的時速是每小時130英裏，同時你還在瘋狂地射擊。這是復仇的表現。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什麽了不起的事兒。”
對於很多飛行員而言，所作的工作隻是些技術活——起飛、導航、按計劃投彈、回到航母上降落。這一切就像是一隻上了發條的鍾表，他們按步驟完成每一項任務，知道自己飛回去之後，準備室裏就會有撲克遊戲等著他們。雖然他們從來不談論這些，然而當那個記載著再也回不來的好友名單越來越長的時候，他們還是會想，會擔心自己到底什麽時候也有那麽一天。約翰·勒伯夫對我說，“我們試著在外人麵前表現得很堅強，我們隻把自己最勇敢的一麵展現在其他兄弟麵前。”但是在一支小調中，卻唱出了很多殘酷的事實。這首歌在太平洋所有戰艦的準備室裏廣為傳唱：
他愛他的飛機
他也愛飛行。
他從沒想過
有一天他也會不行。
不要悲傷
也不要憂鬱。
也許明天
你也會離去。
第十三章 無人島
這是我的職責，我必須這麽做。
——喬治·布希
美國的飛行員小夥子從戰爭早期的挫敗中恢復過來了，最後把日本從天上打了下來。1941年的時候，一提起日本的零式戰鬥機人人都會不寒而慄，但沒過多久，每當日本飛行員的視野中出現美國飛行員的時候，他們也會發抖。美國的飛行員從日本人身上得到了不少經驗教訓，同時也把自己的飛行水平提高到了極致。美國的飛機和飛行員們一起成長，不斷改良。現在的“地獄貓”、p—38“閃電”和“海盜”已經把日本的空中力量遠遠地甩在身後。到了1944年，日本的帝國空軍已經不堪一擊了，那些日本飛機對於美國飛行員來說簡直不值得一提。
“我們知道他們死了，”肯·梅雷迪思說起夥伴們死去的情景。“但是第二天，我們又出去飛行了。那麽昨天就成為了歷史。你從來沒有仔細想過該如何度過自己的每一天。你隻有繼續飛下去，並希望自己會活過這一天。”
“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任務之後，”文斯·卡納紮說道，“你就會感到自己要沒命了，隻是不知道具體在什麽時候而已。但這對你來說已不是什麽大事兒了，你並不會為此感到擔心。”海軍陸戰隊飛行員約翰·勒伯夫給我講述了一個在準備室裏流行的黑色幽默，是和飛行員的人壽保險金相關的。“盡管這個笑話聽起來有點讓人害怕，”勒伯夫說，“可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方式。”
一萬美金帶給家鄉的老爸老媽。
他們不激動嗎？
他們不高興嗎？
一萬美金帶給家鄉的老爸老媽。
小夥子們對待死亡給他們的威脅就像開玩笑似的，但對待如何殺死敵人的問題卻非常認真。“因為他們對珍珠港犯下的罪行，我們十分憎恨他們，”飛行員傑克·科恩說道，“我們想盡一切辦法報復他們。”“我們覺得日本人很恐怖，”喬治·布希說，“我們都知道巴丹島上那些非人的折磨手段。我們覺得他們對美國人做了這麽可怕的事情，我們也要給他們點顏色看看，究竟誰對誰錯並不是問題。”
這種對敵人強烈的憎恨經常會讓一些飛行員在戰鬥中做出超常的舉動。“我們朝著那些漂浮在水麵上的日本人掃射，”機槍手喬·波恩回憶說，“他們是敵人，我一點也不同情他們，對他們就該如此。”
“日本飛行員跳傘之後，我們的飛行員就會以向他們開槍為樂，”利蘭·霍爾德倫說。沃爾特·斯通布雷克補充道，“我們不能饒恕他們。如果我們看到一架日本飛機墜下的話，就會朝乘著降落傘的飛行員開槍。如果我們不這麽做，那他就可能活下去，有朝一日又會回來打我們。這就是戰爭。”
然而，這當中還存在一個距離的問題。切斯特·班尼特是一位海軍心理專家，他為上百名太平洋戰爭中的飛行員進行過心理評估。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他們很少由於個人的報復心理表現出對敵人的憎恨。戰爭事實上是一場機械技術和各種戰術的較量。我想如果戰爭結束的話，會有人走上前去和他們的敵人握手，我相信有些飛行員們會這麽做的。”大衛·德烈對我說：“空中戰爭完全不同於人與人之間的戰爭。我們看不到敵人，不知道他長什麽樣子。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年輕，是不是有兒女，你頭腦裏不會想到任何與人性有關的東西。”
這種距離的存在使二次大戰的形式更為現代化，並且還為以後的戰爭確定了新的特徵。“空中戰鬥的妙處就在於它不是麵對麵的戰爭，”斯通布雷克解釋道，“它是機器與機器作戰。你能看到工廠、軍艦，你知道下麵的人們將會被炸死，但這完全不是個人之間的戰爭，你隻是在做你的工作。”阿爾·林斯特龍解釋說，“我從沒見到過敵人的真麵目。因為大家都是在飛機上。”
“上司讓我們攻打的目標在哪兒，我們的敵人就在哪兒，”喬治·海爾斯伯格補充道。“敵人可以是德國人，也可以是日本人。我並不恨日本人，但是對日本人也沒有同情心。”“你從來都看不到他們是不是死了，”波恩說，“你的時速是每小時130英裏，同時你還在瘋狂地射擊。這是復仇的表現。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什麽了不起的事兒。”
對於很多飛行員而言，所作的工作隻是些技術活——起飛、導航、按計劃投彈、回到航母上降落。這一切就像是一隻上了發條的鍾表，他們按步驟完成每一項任務，知道自己飛回去之後，準備室裏就會有撲克遊戲等著他們。雖然他們從來不談論這些，然而當那個記載著再也回不來的好友名單越來越長的時候，他們還是會想，會擔心自己到底什麽時候也有那麽一天。約翰·勒伯夫對我說，“我們試著在外人麵前表現得很堅強，我們隻把自己最勇敢的一麵展現在其他兄弟麵前。”但是在一支小調中，卻唱出了很多殘酷的事實。這首歌在太平洋所有戰艦的準備室裏廣為傳唱：
他愛他的飛機
他也愛飛行。
他從沒想過
有一天他也會不行。
不要悲傷
也不要憂鬱。
也許明天
你也會離去。
第十三章 無人島
這是我的職責，我必須這麽做。
——喬治·布希
美國的飛行員小夥子從戰爭早期的挫敗中恢復過來了，最後把日本從天上打了下來。1941年的時候，一提起日本的零式戰鬥機人人都會不寒而慄，但沒過多久，每當日本飛行員的視野中出現美國飛行員的時候，他們也會發抖。美國的飛行員從日本人身上得到了不少經驗教訓，同時也把自己的飛行水平提高到了極致。美國的飛機和飛行員們一起成長，不斷改良。現在的“地獄貓”、p—38“閃電”和“海盜”已經把日本的空中力量遠遠地甩在身後。到了1944年，日本的帝國空軍已經不堪一擊了，那些日本飛機對於美國飛行員來說簡直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