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吩咐向友新和毛人鳳，說蔣介石最擔心的是東北軍和西北軍聯合起來，停止剿共，把槍口調過去打日本人。
向友新、毛人鳳根據旨意，認真搜集有關西北軍和東北軍相處方麵的情報，結果發現，雙方的中下級軍官和士兵關係很差，從居住爭房、看戲爭座到上街爭路，動輒爭吵打架，甚至相互開槍，雙方有很大仇惡感。
戴笠得知，馬上指使西北區的特務們藉此大肆煽風點火，挑撥離間。轉而又想：張學良、楊虎城是兩個十分狡滑的傢夥，他們會不會採取“上合作下不合作，暗通明不通”的辦法來對付我的監視呢？
特務工作最好是多取懷疑心，想到這一點，戴笠立即指示向友新、毛人鳳：重點注意東北軍和西北軍的上層人物關係。
這一招很快起了奇效，向友新、毛人鳳很快發來一份急電：東北軍和西北軍上層接觸頻繁、關係密切。近日，張學良、楊虎城正與陝北紅軍的某一負責人進行秘密接觸，內容不詳。
戴笠把這份情報給經蔣介石，蔣介石大驚並指示：弄清詳情，注意保密。
事隔兩天，向友新、毛人鳳又傳來密報：據張學良身邊的親信透露，張、楊將採取“兵諫”方式，逼委員長停止“剿共”領導抗日。
戴笠得此緊急情報，立即飛報蔣介石。
此時，蔣介石正準備飛抵西安，親自指揮西北大軍對共產黨實行大規模進攻，爭取在日本軍大舉入侵前把紅軍消滅幹淨。
得到戴笠的密報，蔣介石愣了半晌，道：“這不可能吧，以前不是經常收到漢卿和楊虎城不和的情報麽？”
戴笠說：“那是張、楊兩人採取的計謀，用以迷惑校長的。”
蔣介石又認真想了想，仍是搖頭：“這不可能，漢卿的為人我最了解，一向最講忠義。”
戴笠說：“我早就說過，漢卿的父親是日本人炸死的，打日本人替父報仇，也算是忠義。”
蔣介石不悅道：“好了，不要說了。”
戴笠咽下欲說的話，知道再怎麽說他是不會聽的，隻好勸道：“不管情報可不可靠，我建議校長先待一待，暫時不要去西安。”
蔣介石說：“我不要聽，漢卿手下個別極端分子造出的謠言把你嚇成這樣！你別說了，不要妨我去西安剿共！”
戴笠無奈，隻好唯唯退下，心想：但願這份情報是個別造出的謠言。
蔣介石一行飛抵西安去了，戴笠因脫不了身，隻好在家裏密切關注西安的秘密電台。
1936年12月12日這一天，戴笠坐鎮在電訊總台，連續不斷地向西安的秘密電台呼叫，對方均沒有回答。戴笠這才意識到問題嚴重，氣得打罵部下，以泄心頭之氣。
深夜，宋美齡一個緊急電話把戴笠召去，戴笠忐忑不安地來到中央軍校蔣介石官邸，隻見孔祥熙、宋美齡神色焦急地在書房裏等戴笠。
見戴笠來了，宋美齡急忙奔過來，遞過一張電文道：“戴科長，你總算來了，幫我想想辦法吧！”
戴笠看了一眼電文，全文隻有13個字：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
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戴笠驚得愣在那裏足足有半分鍾。
這是一份最早知道西安事變的情報，是12月12日下午3時由駐守潼關的七十九師師長陳安寶發來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收到這份情報後竊喜萬分，因為國民黨的政府要員都已隨蔣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數他位置最高……何應欽當即封鎖了消息，因此戴笠也同樣蒙在鼓裏，隻有行政副院長孔祥熙知道這消息，立即通知正在上海密查“陳小姐”的宋美齡。
宋美齡得知，醋也不吃了，星夜趕回南京商議對策，把戴笠找去查詢情況。但他哪裏知道？ 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潛逃的向友新發來的電文：張楊叛變，委員長被扣，生死未卜。
以後又中斷了聯繫，可見向友新的處境仍很危險，西安的形勢十分緊張。
張楊叛變，蔣介石被扣的事更進一步被證實了，戴笠哭喪著臉，惶惶如喪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每遇到一個黃埔同學或特務就哭道：“校長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難有活命的可能。沒有了領袖，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這如何是好？”
他去找何應欽，了解國民政府西安事變的反應和部署，何應欽堅決主張立即調動中央大軍，討伐張、楊。
又去見宋子文、宋美齡，宋氏兄妹則認為千萬打不得，一旦打起來豈不要蔣的命，一定要通過政治途徑達到和平解決。
戴笠又去見復興社的高幹們，復興社內分成主戰主和兩派，意見針鋒相對，爭吵不休。主戰派陣營由賀衷寒、鄧文儀、桂永清等人領銜，主和派以鄭介民、梁千喬等人組成。兩派劇烈爭吵，鄭介民為了避免復興社被賀衷寒等主戰派分子利用，也落得不開會。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復興社內意見如此截然對立，更加六神無主，一籌莫展，如熱鍋上的螞蟻。他坐了汽車跑到南京慧圓街慧圓裏參謀業務訓練班，召集特務副處長鄭介民、書記長梁千喬、參訓班教官餘樂醒、政治指導員文強等高級特務開會。
戴笠敘述了這兩天裏南京到處一片亂糟糟的情況，淚流滿麵地說：“如此情況，領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親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飛簷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領袖。請樂醒兄想出辦法來。”鄭介民、梁千喬則在分析打與不打的利弊和策略。
向友新、毛人鳳根據旨意，認真搜集有關西北軍和東北軍相處方麵的情報，結果發現，雙方的中下級軍官和士兵關係很差，從居住爭房、看戲爭座到上街爭路，動輒爭吵打架，甚至相互開槍，雙方有很大仇惡感。
戴笠得知，馬上指使西北區的特務們藉此大肆煽風點火，挑撥離間。轉而又想：張學良、楊虎城是兩個十分狡滑的傢夥，他們會不會採取“上合作下不合作，暗通明不通”的辦法來對付我的監視呢？
特務工作最好是多取懷疑心，想到這一點，戴笠立即指示向友新、毛人鳳：重點注意東北軍和西北軍的上層人物關係。
這一招很快起了奇效，向友新、毛人鳳很快發來一份急電：東北軍和西北軍上層接觸頻繁、關係密切。近日，張學良、楊虎城正與陝北紅軍的某一負責人進行秘密接觸，內容不詳。
戴笠把這份情報給經蔣介石，蔣介石大驚並指示：弄清詳情，注意保密。
事隔兩天，向友新、毛人鳳又傳來密報：據張學良身邊的親信透露，張、楊將採取“兵諫”方式，逼委員長停止“剿共”領導抗日。
戴笠得此緊急情報，立即飛報蔣介石。
此時，蔣介石正準備飛抵西安，親自指揮西北大軍對共產黨實行大規模進攻，爭取在日本軍大舉入侵前把紅軍消滅幹淨。
得到戴笠的密報，蔣介石愣了半晌，道：“這不可能吧，以前不是經常收到漢卿和楊虎城不和的情報麽？”
戴笠說：“那是張、楊兩人採取的計謀，用以迷惑校長的。”
蔣介石又認真想了想，仍是搖頭：“這不可能，漢卿的為人我最了解，一向最講忠義。”
戴笠說：“我早就說過，漢卿的父親是日本人炸死的，打日本人替父報仇，也算是忠義。”
蔣介石不悅道：“好了，不要說了。”
戴笠咽下欲說的話，知道再怎麽說他是不會聽的，隻好勸道：“不管情報可不可靠，我建議校長先待一待，暫時不要去西安。”
蔣介石說：“我不要聽，漢卿手下個別極端分子造出的謠言把你嚇成這樣！你別說了，不要妨我去西安剿共！”
戴笠無奈，隻好唯唯退下，心想：但願這份情報是個別造出的謠言。
蔣介石一行飛抵西安去了，戴笠因脫不了身，隻好在家裏密切關注西安的秘密電台。
1936年12月12日這一天，戴笠坐鎮在電訊總台，連續不斷地向西安的秘密電台呼叫，對方均沒有回答。戴笠這才意識到問題嚴重，氣得打罵部下，以泄心頭之氣。
深夜，宋美齡一個緊急電話把戴笠召去，戴笠忐忑不安地來到中央軍校蔣介石官邸，隻見孔祥熙、宋美齡神色焦急地在書房裏等戴笠。
見戴笠來了，宋美齡急忙奔過來，遞過一張電文道：“戴科長，你總算來了，幫我想想辦法吧！”
戴笠看了一眼電文，全文隻有13個字：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
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戴笠驚得愣在那裏足足有半分鍾。
這是一份最早知道西安事變的情報，是12月12日下午3時由駐守潼關的七十九師師長陳安寶發來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收到這份情報後竊喜萬分，因為國民黨的政府要員都已隨蔣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數他位置最高……何應欽當即封鎖了消息，因此戴笠也同樣蒙在鼓裏，隻有行政副院長孔祥熙知道這消息，立即通知正在上海密查“陳小姐”的宋美齡。
宋美齡得知，醋也不吃了，星夜趕回南京商議對策，把戴笠找去查詢情況。但他哪裏知道？ 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潛逃的向友新發來的電文：張楊叛變，委員長被扣，生死未卜。
以後又中斷了聯繫，可見向友新的處境仍很危險，西安的形勢十分緊張。
張楊叛變，蔣介石被扣的事更進一步被證實了，戴笠哭喪著臉，惶惶如喪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每遇到一個黃埔同學或特務就哭道：“校長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難有活命的可能。沒有了領袖，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這如何是好？”
他去找何應欽，了解國民政府西安事變的反應和部署，何應欽堅決主張立即調動中央大軍，討伐張、楊。
又去見宋子文、宋美齡，宋氏兄妹則認為千萬打不得，一旦打起來豈不要蔣的命，一定要通過政治途徑達到和平解決。
戴笠又去見復興社的高幹們，復興社內分成主戰主和兩派，意見針鋒相對，爭吵不休。主戰派陣營由賀衷寒、鄧文儀、桂永清等人領銜，主和派以鄭介民、梁千喬等人組成。兩派劇烈爭吵，鄭介民為了避免復興社被賀衷寒等主戰派分子利用，也落得不開會。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復興社內意見如此截然對立，更加六神無主，一籌莫展，如熱鍋上的螞蟻。他坐了汽車跑到南京慧圓街慧圓裏參謀業務訓練班，召集特務副處長鄭介民、書記長梁千喬、參訓班教官餘樂醒、政治指導員文強等高級特務開會。
戴笠敘述了這兩天裏南京到處一片亂糟糟的情況，淚流滿麵地說：“如此情況，領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親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飛簷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領袖。請樂醒兄想出辦法來。”鄭介民、梁千喬則在分析打與不打的利弊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