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都督之所以有此一說，是因為大唐貞觀天子也碰到了類似的難題，英明神武的貞觀天子也有並不英明的時候。當然，那是後來了，後來的事以後再說。
南方的海
大業天子實在是個精力過分充沛、思維過分活躍、幹事情過分追求完美的人。他實在是太想太想當好一個皇帝了，而想要將偌大的中國經營好，實在又是極其的不容易。恨不能長出三頭六臂的他經常是四麵出擊多頭並進，在經略西域的同時，也沒有放過南疆海域。《隋書》是這樣介紹的：“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跡多湮滅而無聞。”
差不多與他同時代的唐太宗手下著名的諫臣魏徵則評價說：“（隋）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篡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誌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
以李世民為首的貞觀君臣對楊廣總是貶多於褒，或者幹脆就是有貶無褒，魏徵這樣的說法充其量也就是褒貶相當吧。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術語裏，秦皇漢武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就是窮兵黷武的代名詞。但大業天子本來的誌向就是要追秦攆漢，魏徵之流的評說別說他聽不見，就是聽見了也會拿它當了耳旁風，反正他要幹的事誰也攔不住。
流求也寫作琉求，是台灣的古代稱謂，也是無可爭議的中國領土，所以不說也罷。
被稱作林邑的則是如今的越南中南部一帶。早在隋文帝時代就對其有過攻略，隻是由於氣候差距過大，隋軍水土不服，統帥病死，楊廣即位後停止了這場戰爭。但大業天子的目光並沒有真的離開南部那片蔚藍的水域，還有那片浩渺水域中或大或小的島嶼。皇帝的目光如此深邃邈遠，所以《隋書》也就有了這樣的記載：“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裏……不知有國近遠。”
既然是那樣的一個大國，大業天子當然不會視而不見。後來被派遣率領使團出使南洋的是大隋屯田主事常駿。那次出訪前後歷時一年之久，既大大促進了大隋與南洋諸國的文化交流，也促進了中國與南洋諸國的海上貿易，同時還招徠了南洋十餘國入中土朝貢，當然也就提高了大隋王朝的中心地位，極大地滿足了大業天子萬王之王的聖王追求。
和東鄰日本——當時被稱為倭國——的關係也在那時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中日關係現在依然是許多國人的心結，那完全是近現代以來幾次讓國人大感恥辱深受刺激的戰爭的結果。也就是明朝鄭和幾下南洋之後，大明朝廷宣布海禁，後來的大清朝廷變本加厲，終於導致“海上已無寸板”的自我封閉的惡果。我們越活越抽抽好像也就是自那以後的事。正像美國歷史學家丹尼爾·j.布爾斯廷在他的《發現者》一書中所說的那樣：“中國人有充分的技術、智力和資源，足以成為發現者，但是卻使自己註定成為被發現者。”
發現者成了被發現者，還有比這更讓人尷尬的蛻變嗎？後世那些動不動就愛拿康幹盛世說事兒的官員學者，為什麽總是對此諱莫如深呢？
當年的中日關係可不是這樣，這有至今依然矗立在日本福岡市的徐福塑像可以佐證。帶著三千童男童女發現並來到日本，可是公元前二百多年的事呢！後來的漢武帝還在與日本近在咫尺的朝鮮設立郡縣，更是直接地影響了日本。此後，不管中國的政局如何動盪，或叫倭國或叫大和的日本都沒有中斷向中國遣使朝貢。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倭國遣使向隋進貢，在他們隻是延續了南北朝時向南朝的中國皇帝進貢的慣例，但對剛統一全國不久的大隋卻完全是一次意外。隋文帝這才知道東方大海中有個倭國，於是命令有關部門尋訪倭國風俗。這中間甚至還鬧了個笑話——
情報報告，倭國國王以天為兄，以太陽為弟，倭王天未明時出朝聽政，日出後停止理政，說是要把政務交給太陽弟弟去處理。文帝覺得大無道理，居然訓令倭王改正工作作風。
楊廣的大業時代正是日本高速發展的飛鳥時代。當時執政的聖德太子也和楊廣一樣年輕有為，對處於朝鮮半島的新羅、百濟等周邊小國來說，日本已經成了一個大國，所以自我感覺頗為不錯，在和中國的交往中也開始改換一種不卑不亢的態度。雙方互相遣使互有來往，尤其是日本大量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和留學僧，他們在中國留學少則十來年，多則三十年，許多人直到唐貞觀年間才學成回國。也就是說，發生在唐代，被說成是貞觀之治成就之一的日本大規模派遣遣唐使的浪潮，其實是大業天子開的頭、鋪的路。
據記載，當時中日兩國的交往，並不完全是中方所喜歡的方式，也就是日本並不承認他們遣使來隋就是前來“朝貢”、請求冊封的。這從倭方遣隋使代表倭王遞交的國書也可以看出端倪，抬頭居然是“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完全是平起平坐的意思。已經被四夷稱作是“聖人可汗”而傲視一切的大業天子雖然內心不悅，卻並沒有過多表露，隻是告訴負責接待遠夷朝貢的官員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也就是讓下麵官員將不識禮儀的蠻夷擋駕在外之意。後來要正式接見的時候，又故意將倭國使者和其他朝貢使者安排在一起，也就是依然拿你當進貢者的意思。
南方的海
大業天子實在是個精力過分充沛、思維過分活躍、幹事情過分追求完美的人。他實在是太想太想當好一個皇帝了，而想要將偌大的中國經營好，實在又是極其的不容易。恨不能長出三頭六臂的他經常是四麵出擊多頭並進，在經略西域的同時，也沒有放過南疆海域。《隋書》是這樣介紹的：“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跡多湮滅而無聞。”
差不多與他同時代的唐太宗手下著名的諫臣魏徵則評價說：“（隋）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篡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誌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
以李世民為首的貞觀君臣對楊廣總是貶多於褒，或者幹脆就是有貶無褒，魏徵這樣的說法充其量也就是褒貶相當吧。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術語裏，秦皇漢武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就是窮兵黷武的代名詞。但大業天子本來的誌向就是要追秦攆漢，魏徵之流的評說別說他聽不見，就是聽見了也會拿它當了耳旁風，反正他要幹的事誰也攔不住。
流求也寫作琉求，是台灣的古代稱謂，也是無可爭議的中國領土，所以不說也罷。
被稱作林邑的則是如今的越南中南部一帶。早在隋文帝時代就對其有過攻略，隻是由於氣候差距過大，隋軍水土不服，統帥病死，楊廣即位後停止了這場戰爭。但大業天子的目光並沒有真的離開南部那片蔚藍的水域，還有那片浩渺水域中或大或小的島嶼。皇帝的目光如此深邃邈遠，所以《隋書》也就有了這樣的記載：“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裏……不知有國近遠。”
既然是那樣的一個大國，大業天子當然不會視而不見。後來被派遣率領使團出使南洋的是大隋屯田主事常駿。那次出訪前後歷時一年之久，既大大促進了大隋與南洋諸國的文化交流，也促進了中國與南洋諸國的海上貿易，同時還招徠了南洋十餘國入中土朝貢，當然也就提高了大隋王朝的中心地位，極大地滿足了大業天子萬王之王的聖王追求。
和東鄰日本——當時被稱為倭國——的關係也在那時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中日關係現在依然是許多國人的心結，那完全是近現代以來幾次讓國人大感恥辱深受刺激的戰爭的結果。也就是明朝鄭和幾下南洋之後，大明朝廷宣布海禁，後來的大清朝廷變本加厲，終於導致“海上已無寸板”的自我封閉的惡果。我們越活越抽抽好像也就是自那以後的事。正像美國歷史學家丹尼爾·j.布爾斯廷在他的《發現者》一書中所說的那樣：“中國人有充分的技術、智力和資源，足以成為發現者，但是卻使自己註定成為被發現者。”
發現者成了被發現者，還有比這更讓人尷尬的蛻變嗎？後世那些動不動就愛拿康幹盛世說事兒的官員學者，為什麽總是對此諱莫如深呢？
當年的中日關係可不是這樣，這有至今依然矗立在日本福岡市的徐福塑像可以佐證。帶著三千童男童女發現並來到日本，可是公元前二百多年的事呢！後來的漢武帝還在與日本近在咫尺的朝鮮設立郡縣，更是直接地影響了日本。此後，不管中國的政局如何動盪，或叫倭國或叫大和的日本都沒有中斷向中國遣使朝貢。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倭國遣使向隋進貢，在他們隻是延續了南北朝時向南朝的中國皇帝進貢的慣例，但對剛統一全國不久的大隋卻完全是一次意外。隋文帝這才知道東方大海中有個倭國，於是命令有關部門尋訪倭國風俗。這中間甚至還鬧了個笑話——
情報報告，倭國國王以天為兄，以太陽為弟，倭王天未明時出朝聽政，日出後停止理政，說是要把政務交給太陽弟弟去處理。文帝覺得大無道理，居然訓令倭王改正工作作風。
楊廣的大業時代正是日本高速發展的飛鳥時代。當時執政的聖德太子也和楊廣一樣年輕有為，對處於朝鮮半島的新羅、百濟等周邊小國來說，日本已經成了一個大國，所以自我感覺頗為不錯，在和中國的交往中也開始改換一種不卑不亢的態度。雙方互相遣使互有來往，尤其是日本大量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和留學僧，他們在中國留學少則十來年，多則三十年，許多人直到唐貞觀年間才學成回國。也就是說，發生在唐代，被說成是貞觀之治成就之一的日本大規模派遣遣唐使的浪潮，其實是大業天子開的頭、鋪的路。
據記載，當時中日兩國的交往，並不完全是中方所喜歡的方式，也就是日本並不承認他們遣使來隋就是前來“朝貢”、請求冊封的。這從倭方遣隋使代表倭王遞交的國書也可以看出端倪，抬頭居然是“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完全是平起平坐的意思。已經被四夷稱作是“聖人可汗”而傲視一切的大業天子雖然內心不悅，卻並沒有過多表露，隻是告訴負責接待遠夷朝貢的官員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也就是讓下麵官員將不識禮儀的蠻夷擋駕在外之意。後來要正式接見的時候，又故意將倭國使者和其他朝貢使者安排在一起，也就是依然拿你當進貢者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