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暗示向北平軍分會提供情報的就是宋哲元？不能，因為單憑以上的一段記載，尚不足以遽然加以論斷。
事過之後，究竟是誰提供的情報，已經無關緊要；可是張敬堯究竟拉攏到一些什麽人，在當時又是何等的重要，豈能不加追究。
據悉，先不查核張敬堯是如何向阪垣征四郎吹牛，寧肯相信他是在“華北政委會”及“北平軍分會”兩大軍政機關的內部“獲有內應”。好在張敬堯一死，這般人頓失憑藉，也就不再發生作用。而軍政當局既已剪除了禍首，消弭了一場可能發生的大變，為適應處境之維艱，自以不加深究為上。
這是屬於高階層“政治運用”方麵的事，應不再深入論列。
且看日本軍方，他們在此一階段的基本方針，是以軍事威脅配合所謂的謀略運用，真實目的是企圖在華北製造一個“滿洲國第二”的傀儡政權，並逐步實現他們的侵略野心。所以日本軍方，全麵的支持此一計策。這裏所指的“全麵”也者，包括日本參謀本部、陸軍省、關東軍、天津駐屯軍、天津特務機關、北平特務機關，以及日本駐中國公使館武官室等單位。可警惕的是：邪惡的“人算”，敵不過正義的“天算”，卻以張敬堯的授首，爪牙喪膽、宵小匿跡，而粉碎了整個陰謀。因之緩和了華北的緊張局勢。
以上評估，可視為對成敗得失的一項自我檢討，或許因角度之不同，尚有其他的看法。
張敬堯一案，我們受到北平最高軍政當局、南京特務處（第二處）戴雨農先生的雙重獎勵。
我所喜悅而覺得非常暢快的，尚不隻此一端，因為我一直把“六國飯店”看成帝國主義的象徵，在“六國飯店”內製裁漢奸，我認為是一舉兩得--既打爛了“那個”，又除掉了“這個”。有這種想法未免透著幾分稚氣，那就允許我自得其樂吧。
世維兄雖在事後描述現場情景時，顯得相當興奮，但在其後，就很少再談起這件事了，甚至於不願意再觸及此類問題。我明白，這是屬於心理上的一種死結，沒有幹過行動工作的人，沒有親自動手殺過人的人，很難體會到其中的況味。
如果有人說，某某人有種、敢幹，某某人擅長於行動工作，以後就讓他多做這類工作吧！那就錯了。相信一個心理正常的人，絕對不會視殺人如吃菜。所以我要鄭重地強調一句，千萬不能忽視“政治信仰”或“工作信念”這項因素，因為這才是動力。
王天木大哥更豁達了，當時，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發生過這件事一樣。在他八十五歲的那一年，我問他還記不記得四十多年前六國飯店那件事，他卻津津樂道，而且歷歷如繪。
鄭介民先生特別重視這件事，除多方對我等獎掖外，在談話、演講、上課、訓示中，也時常舉以為例，以勵來茲。總之，在他的心目中，我們幾個人都是好的。尤其對待我，更是嗬護備至，關愛有加。若幹年後，有一次，在我走向“酆都城”的半途中，他一手從死亡的隊伍裏，把我拉了回來。這是真事，將在第二部中再寫。
張案做後不久，接到正式通知，我已由“革命青年同誌會”的“會員”，提升為“三民主義力行社”的社員。同時，王天木、白世維均準直接加入“力行社”為社員。當然，這是由於鄭介民先生的“保舉”。
我和白世維編入同一小組，自從參加“革命軍人同誌會”，並經過“軍會”、“青會”合而為一以來，這才開始參加小組活動。
記得，我們同屬於一個小組的，有憲兵第三團長蔣孝先、憲兵第四團長吉章簡、憲兵營長韓文煥、憲兵第三團團附丁昌等，小組長是吉章簡老大哥。我們這些人之所以編入同一小組，大概是“同行”的關係吧？
印象較深的，每次小組開會，都是鄭重其事，絕不流於形式。
寫到這裏，有一句憋在肚子裏幾十年的話，我想還是說出來的好。就在張敬堯案成功後不久，戴先生又來北平，我們談起“力行社”的事，他曾經指示我說：“重要的還是北平站的工作，希望你不要花太多的時間參與組織活動。”
對於這句話的意思，我不能深問，我自行推敲的結果，得到八個字的解釋，那就是：“本位至上、合作分工”。
這是當時的情形。此後若幹年，我也聽到些個“閑話”，據說，在“力行社”內部高級幹部之間，也免不了“爭強”與“鬥勝”。其實，這種現象，在任何一個團體中，都會發生，的確算不了什麽。
就在戴先生此次北來，他決定將“北平站”的編組予以擴大，成立了專事行動工作的“行動組”，由白世維同誌任組長，並加強社會活動，由戚南譜同誌主其事。隨後，又增派基本幹部多人來平，以加強實力。
張敬堯一案，至此告一段落，在“軍統局”的工作中，已列入首頁。
剩下的，還有一點餘緒，頗饒人情味，不得不記。
有一天，王大哥陪著我和世維兄，去拜望應元泰西服店的掌櫃應元勛。
起先，他絕口不提六國飯店張敬堯這樁事，不是他不明白，很可能是老於世故，不願意惹麻煩罷了。後來，還是王大哥委婉地表達了我們的歉意和謝意。
事過之後，究竟是誰提供的情報，已經無關緊要；可是張敬堯究竟拉攏到一些什麽人，在當時又是何等的重要，豈能不加追究。
據悉，先不查核張敬堯是如何向阪垣征四郎吹牛，寧肯相信他是在“華北政委會”及“北平軍分會”兩大軍政機關的內部“獲有內應”。好在張敬堯一死，這般人頓失憑藉，也就不再發生作用。而軍政當局既已剪除了禍首，消弭了一場可能發生的大變，為適應處境之維艱，自以不加深究為上。
這是屬於高階層“政治運用”方麵的事，應不再深入論列。
且看日本軍方，他們在此一階段的基本方針，是以軍事威脅配合所謂的謀略運用，真實目的是企圖在華北製造一個“滿洲國第二”的傀儡政權，並逐步實現他們的侵略野心。所以日本軍方，全麵的支持此一計策。這裏所指的“全麵”也者，包括日本參謀本部、陸軍省、關東軍、天津駐屯軍、天津特務機關、北平特務機關，以及日本駐中國公使館武官室等單位。可警惕的是：邪惡的“人算”，敵不過正義的“天算”，卻以張敬堯的授首，爪牙喪膽、宵小匿跡，而粉碎了整個陰謀。因之緩和了華北的緊張局勢。
以上評估，可視為對成敗得失的一項自我檢討，或許因角度之不同，尚有其他的看法。
張敬堯一案，我們受到北平最高軍政當局、南京特務處（第二處）戴雨農先生的雙重獎勵。
我所喜悅而覺得非常暢快的，尚不隻此一端，因為我一直把“六國飯店”看成帝國主義的象徵，在“六國飯店”內製裁漢奸，我認為是一舉兩得--既打爛了“那個”，又除掉了“這個”。有這種想法未免透著幾分稚氣，那就允許我自得其樂吧。
世維兄雖在事後描述現場情景時，顯得相當興奮，但在其後，就很少再談起這件事了，甚至於不願意再觸及此類問題。我明白，這是屬於心理上的一種死結，沒有幹過行動工作的人，沒有親自動手殺過人的人，很難體會到其中的況味。
如果有人說，某某人有種、敢幹，某某人擅長於行動工作，以後就讓他多做這類工作吧！那就錯了。相信一個心理正常的人，絕對不會視殺人如吃菜。所以我要鄭重地強調一句，千萬不能忽視“政治信仰”或“工作信念”這項因素，因為這才是動力。
王天木大哥更豁達了，當時，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發生過這件事一樣。在他八十五歲的那一年，我問他還記不記得四十多年前六國飯店那件事，他卻津津樂道，而且歷歷如繪。
鄭介民先生特別重視這件事，除多方對我等獎掖外，在談話、演講、上課、訓示中，也時常舉以為例，以勵來茲。總之，在他的心目中，我們幾個人都是好的。尤其對待我，更是嗬護備至，關愛有加。若幹年後，有一次，在我走向“酆都城”的半途中，他一手從死亡的隊伍裏，把我拉了回來。這是真事，將在第二部中再寫。
張案做後不久，接到正式通知，我已由“革命青年同誌會”的“會員”，提升為“三民主義力行社”的社員。同時，王天木、白世維均準直接加入“力行社”為社員。當然，這是由於鄭介民先生的“保舉”。
我和白世維編入同一小組，自從參加“革命軍人同誌會”，並經過“軍會”、“青會”合而為一以來，這才開始參加小組活動。
記得，我們同屬於一個小組的，有憲兵第三團長蔣孝先、憲兵第四團長吉章簡、憲兵營長韓文煥、憲兵第三團團附丁昌等，小組長是吉章簡老大哥。我們這些人之所以編入同一小組，大概是“同行”的關係吧？
印象較深的，每次小組開會，都是鄭重其事，絕不流於形式。
寫到這裏，有一句憋在肚子裏幾十年的話，我想還是說出來的好。就在張敬堯案成功後不久，戴先生又來北平，我們談起“力行社”的事，他曾經指示我說：“重要的還是北平站的工作，希望你不要花太多的時間參與組織活動。”
對於這句話的意思，我不能深問，我自行推敲的結果，得到八個字的解釋，那就是：“本位至上、合作分工”。
這是當時的情形。此後若幹年，我也聽到些個“閑話”，據說，在“力行社”內部高級幹部之間，也免不了“爭強”與“鬥勝”。其實，這種現象，在任何一個團體中，都會發生，的確算不了什麽。
就在戴先生此次北來，他決定將“北平站”的編組予以擴大，成立了專事行動工作的“行動組”，由白世維同誌任組長，並加強社會活動，由戚南譜同誌主其事。隨後，又增派基本幹部多人來平，以加強實力。
張敬堯一案，至此告一段落，在“軍統局”的工作中，已列入首頁。
剩下的，還有一點餘緒，頗饒人情味，不得不記。
有一天，王大哥陪著我和世維兄，去拜望應元泰西服店的掌櫃應元勛。
起先，他絕口不提六國飯店張敬堯這樁事，不是他不明白，很可能是老於世故，不願意惹麻煩罷了。後來，還是王大哥委婉地表達了我們的歉意和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