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主義學會，簡稱“孫學會”，是一個打著孫中山的旗幟，專門與“青軍會”對抗，矛頭直指共產黨的組織。他們要求從“統一戰線中開除共產黨”。原“青軍會”秘書賀衷寒脫離“青軍會”，當了“孫學會”會長，以“戴季陶主義”為精神支柱，開展了一係列的反共分裂活動。他們雖自命為孫中山的信徒，實際上為反對國共合作、分裂革命統一戰線、破壞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效勞，成了全國有名的反共組織。
《中國軍人》雜誌刊載的圖片
“青軍會”與“孫學會”都以黃埔軍校為基地，以黃埔師生為爭取聯絡的主要對象，爭雄鬥勝。為了爭取會員，擴大勢力，他們各自向全國開展活動，形成了人多勢重，足以左右軍校和廣東革命形勢發展的兩種政治力量。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和5月“整理黨務案”先後爆發，“青軍會”被迫於4月底解散，黨的勢力受到了削弱，一批共產黨員被迫將身份公開，活動受到了限製。但是，這一時期身經戰火鍛鍊和錯綜複雜、撲朔迷離激烈鬥爭的黃埔共產黨人及其組織係統已經茁壯成長，他們懂得了運用革命組織迎擊反動組織的一切挑戰，有領導、有組織、有群眾、有策略地同國民黨右派作鬥爭。他們頑強地堅持軍校革命的政治方向，不斷地為維持國共合作，鞏固革命統一戰線，貫徹孫中山三大政策而作出貢獻。所以，在反共分裂迫於眉睫的形勢下，共產黨人仍千方百計促進黃埔軍校的兩黨合作，使之在統一廣東的基礎上又揮戈北伐，勇當先鋒，並取得勝利。共產黨人也因此受到軍校師生的擁戴，在政治上始終居於領先地位，這完全是黃埔共產黨人運用策略的成功，和政治方針路線的正確以及英勇戰鬥的結果。
黃埔軍校出版的部分書刊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後，時事逆轉，黃埔軍校也無可挽救地慘遭摧殘。在黃埔“4·18”反共事變中，大批共產黨人被無辜逮捕、槍殺，黨團書記熊雄遇害犧牲，軍校的一係列革命製度被取消，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著述在黃埔軍校內一律予以查禁焚毀。倖免的共產黨人被迫離散，或轉入地下工作，更隱蔽而艱苦的進行鬥爭。早期黃埔軍校以國共合作開始，以國民黨右派反共分裂而告終。但是，黃埔軍校共產黨人所創立的一整套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政治工作製度及方法，卻大部分為兩黨軍隊所接受，並繼承了下來，其不可磨滅的功勳，是永遠值得後人紀念的。
成績斐然，軍校史鑑(1)
軍校生動活潑的政治思想教育，極大地提高了全體學生的政治覺悟，明確了革命軍人肩負的歷史使命，激發了他們學習軍事政治的熱情，因而，他們能夠在“每1小時吞下6小時的功課”。當時《廣東前敵通信》曾報導：軍校教導團的士兵，開始連什麽是主義都不懂，入伍僅幾天工夫便曉得“革命是被壓迫的民眾對統治階級的反抗”，“革命軍必須代表被壓迫的民眾的利益”，“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等許多革命道理。
黃埔軍校政治工作，碩果纍纍。具體反映在軍事鬥爭中，是使軍校學生精神振奮，英勇善戰，戰績輝煌。在行軍作戰中，軍校師生提出：“不怕死，不怕窮，不怕凍，不怕熱，不怕痛，不怕飢，不怕疲，不怕遠，不怕重，不怕險”等“十不怕”的戰鬥口號，充分顯示了革命的英雄主義氣概。在第一次討伐陳炯明的東征戰役中，同學們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麽生死。這種精神，正是平日政治教育的結果。
1925年2月，黃埔學生參加第一次東征。淡水戰役時，校軍協同粵軍以2000人，就把固守淡水城4000餘人的敵軍打敗，俘敵1000餘人，第一次出征就取得了以少勝多的大捷。3月27日的《商報》記載說：“初出茅廬之黃埔學生軍教導團，尤出類拔萃，每攻必克，每攻必取。”“俄國加倫將軍在前敵目睹學生軍之奮不顧身，衝鋒陷陣，視死如歸之革命精神，謂比歐戰時德國少年軍尤超出幾倍。”10月，校軍參加第二次東征，在惠州戰役中，打得更是勇猛頑強。惠州地勢險要，設防堅固，而黃埔校軍發揚孫中山提出的“以一當百”的精神，依照“不怕死”、“不怕苦”的信條，和其他各軍的衝鋒隊一起，不到3天就拿下了惠州城。當時的外國報紙稱：像這樣的戰役“以協約國之兵力攻之，需兩星期。”惲代英曾評論說：“廣州之青年革命軍，令一切革命的青年誠心尊敬佩服，這為中國的前途開一新紀元。”
軍校政治教育的結果，使軍校大部分學生都能明白中國如何受帝國主
義列強及其工具即中國軍閥的壓迫，農工群眾如何痛苦，以及解除壓迫和痛苦的途徑，並在思想上確立了國家民族為重的正確意識與本身的重大責任。軍校有著愛民的嚴明軍紀，校軍“行軍所至不擾民間一草一木，老嫗
1939年國民黨在南嶽舉辦遊擊幹部訓練班，李默庵（前左五）、葉劍英（前左四）任正副教育長。
婦孺，喜而擠歡。雞犬不驚，商市安定，入夜不入私家空房，則紮蓬營露宿，東江人民父老可謂民國以來，僅此聽見乃是真正革命軍，真正衛國保民之革命軍。”在行軍途中，校軍對人民的愛護，更是倍加感人。如第一次東征時，“我軍中有一女挑夫，因病不能前進，司財務者在前方，又無法遣回，某同誌遂另雇挑夫一名，再將病者負於背上，儼於孝子負慈母。”正因為如此，革命軍深受民眾熱愛，深得民眾支持。如戰爭中革命軍有關“輸送、補給、通信、偵察等，亦獲助實多，甚至農工人揭竿相助。”1926年，革命軍北伐時，得到群眾擁護與幫助更大。如在湖南前線，農民革命武裝直接幫助革命軍殺敵，工人幫助革命軍運輸，郵差做革命軍的嚮導，使革命軍在後方有民眾實力的幫助，在前方而無後顧之憂，增加百倍地殺敵勇氣，並於最短期間，消滅了反動軍閥勢力吳佩孚、孫傳芳，取得了北伐的勝利，實現了孫中山多年未能實現的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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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軍會”與“孫學會”都以黃埔軍校為基地，以黃埔師生為爭取聯絡的主要對象，爭雄鬥勝。為了爭取會員，擴大勢力，他們各自向全國開展活動，形成了人多勢重，足以左右軍校和廣東革命形勢發展的兩種政治力量。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和5月“整理黨務案”先後爆發，“青軍會”被迫於4月底解散，黨的勢力受到了削弱，一批共產黨員被迫將身份公開，活動受到了限製。但是，這一時期身經戰火鍛鍊和錯綜複雜、撲朔迷離激烈鬥爭的黃埔共產黨人及其組織係統已經茁壯成長，他們懂得了運用革命組織迎擊反動組織的一切挑戰，有領導、有組織、有群眾、有策略地同國民黨右派作鬥爭。他們頑強地堅持軍校革命的政治方向，不斷地為維持國共合作，鞏固革命統一戰線，貫徹孫中山三大政策而作出貢獻。所以，在反共分裂迫於眉睫的形勢下，共產黨人仍千方百計促進黃埔軍校的兩黨合作，使之在統一廣東的基礎上又揮戈北伐，勇當先鋒，並取得勝利。共產黨人也因此受到軍校師生的擁戴，在政治上始終居於領先地位，這完全是黃埔共產黨人運用策略的成功，和政治方針路線的正確以及英勇戰鬥的結果。
黃埔軍校出版的部分書刊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後，時事逆轉，黃埔軍校也無可挽救地慘遭摧殘。在黃埔“4·18”反共事變中，大批共產黨人被無辜逮捕、槍殺，黨團書記熊雄遇害犧牲，軍校的一係列革命製度被取消，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著述在黃埔軍校內一律予以查禁焚毀。倖免的共產黨人被迫離散，或轉入地下工作，更隱蔽而艱苦的進行鬥爭。早期黃埔軍校以國共合作開始，以國民黨右派反共分裂而告終。但是，黃埔軍校共產黨人所創立的一整套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政治工作製度及方法，卻大部分為兩黨軍隊所接受，並繼承了下來，其不可磨滅的功勳，是永遠值得後人紀念的。
成績斐然，軍校史鑑(1)
軍校生動活潑的政治思想教育，極大地提高了全體學生的政治覺悟，明確了革命軍人肩負的歷史使命，激發了他們學習軍事政治的熱情，因而，他們能夠在“每1小時吞下6小時的功課”。當時《廣東前敵通信》曾報導：軍校教導團的士兵，開始連什麽是主義都不懂，入伍僅幾天工夫便曉得“革命是被壓迫的民眾對統治階級的反抗”，“革命軍必須代表被壓迫的民眾的利益”，“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等許多革命道理。
黃埔軍校政治工作，碩果纍纍。具體反映在軍事鬥爭中，是使軍校學生精神振奮，英勇善戰，戰績輝煌。在行軍作戰中，軍校師生提出：“不怕死，不怕窮，不怕凍，不怕熱，不怕痛，不怕飢，不怕疲，不怕遠，不怕重，不怕險”等“十不怕”的戰鬥口號，充分顯示了革命的英雄主義氣概。在第一次討伐陳炯明的東征戰役中，同學們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麽生死。這種精神，正是平日政治教育的結果。
1925年2月，黃埔學生參加第一次東征。淡水戰役時，校軍協同粵軍以2000人，就把固守淡水城4000餘人的敵軍打敗，俘敵1000餘人，第一次出征就取得了以少勝多的大捷。3月27日的《商報》記載說：“初出茅廬之黃埔學生軍教導團，尤出類拔萃，每攻必克，每攻必取。”“俄國加倫將軍在前敵目睹學生軍之奮不顧身，衝鋒陷陣，視死如歸之革命精神，謂比歐戰時德國少年軍尤超出幾倍。”10月，校軍參加第二次東征，在惠州戰役中，打得更是勇猛頑強。惠州地勢險要，設防堅固，而黃埔校軍發揚孫中山提出的“以一當百”的精神，依照“不怕死”、“不怕苦”的信條，和其他各軍的衝鋒隊一起，不到3天就拿下了惠州城。當時的外國報紙稱：像這樣的戰役“以協約國之兵力攻之，需兩星期。”惲代英曾評論說：“廣州之青年革命軍，令一切革命的青年誠心尊敬佩服，這為中國的前途開一新紀元。”
軍校政治教育的結果，使軍校大部分學生都能明白中國如何受帝國主
義列強及其工具即中國軍閥的壓迫，農工群眾如何痛苦，以及解除壓迫和痛苦的途徑，並在思想上確立了國家民族為重的正確意識與本身的重大責任。軍校有著愛民的嚴明軍紀，校軍“行軍所至不擾民間一草一木，老嫗
1939年國民黨在南嶽舉辦遊擊幹部訓練班，李默庵（前左五）、葉劍英（前左四）任正副教育長。
婦孺，喜而擠歡。雞犬不驚，商市安定，入夜不入私家空房，則紮蓬營露宿，東江人民父老可謂民國以來，僅此聽見乃是真正革命軍，真正衛國保民之革命軍。”在行軍途中，校軍對人民的愛護，更是倍加感人。如第一次東征時，“我軍中有一女挑夫，因病不能前進，司財務者在前方，又無法遣回，某同誌遂另雇挑夫一名，再將病者負於背上，儼於孝子負慈母。”正因為如此，革命軍深受民眾熱愛，深得民眾支持。如戰爭中革命軍有關“輸送、補給、通信、偵察等，亦獲助實多，甚至農工人揭竿相助。”1926年，革命軍北伐時，得到群眾擁護與幫助更大。如在湖南前線，農民革命武裝直接幫助革命軍殺敵，工人幫助革命軍運輸，郵差做革命軍的嚮導，使革命軍在後方有民眾實力的幫助，在前方而無後顧之憂，增加百倍地殺敵勇氣，並於最短期間，消滅了反動軍閥勢力吳佩孚、孫傳芳，取得了北伐的勝利，實現了孫中山多年未能實現的遺願。